“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在官方的历史书写中，向来是没有它的位置的。毕竟，寻常老百姓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与历史的发展无关痛痒。因此，历史学家在关注西安事变时，忽略老百姓对西安事变的历史记忆，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西安事变在八十年前突然发生时，它对相关地区的老百姓到底造成了何种影响，或者说老百姓们是如何看待他们所知道的西安事变，倒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咋看上去，人们的记忆似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任何记忆的背后都有一套社会文化或者政治的逻辑在规范着人们日常记忆的模式。有关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同样折射出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文化心理模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消息传到南京之后，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力主对西安发起军事强攻，给张学良与杨虎城一个“下马威”。在何应钦将军的主导下，南京方面派出大量轰炸机飞往西安，于12月15日对陕西省的渭南、华县等地，狂轰乱炸。那时，国民政府的战机从南京飞往西安，其航线必然经过皖北重镇阜阳。1936年12月中旬，当国民党的战机飞过阜阳的夜空时，那彻夜不断的轰隆隆的战机声音惊醒了熟睡的人们。正是这震耳欲聋的庞大的战机群的噪音成为阜阳周边百姓关于西安事变民间记忆的原始素材。

阜阳地区古称颍州，地处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有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在这里厉兵秣马，称雄淮上；最近的一场著名战役——淮海战役，也是在发生这里。故而，此地的百姓关于中国历史的记忆，多和战争记忆有关。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留给阜阳百姓的民间记忆，就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斗机群”有关的特殊战争记忆。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国绝大多数人们是通过报纸新闻了解事变情形，而阜阳百姓却是通过飞过他们头顶的战斗机群的声音而获悉此事的。

皖北阜阳东南郊的某乡村，1936年12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斗机群在飞往西安时，途径此地

笔者所在的村落位于阜阳城郊东南三十公里外，1936年12月中旬，国民政府的战斗机群从南京飞往西安时，正好途径那里。当年，村里有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他长大后成为一名乡村理发师。那时的乡村理发师没有固定的理发场所，是一位行走江湖的理发师。在走村串巷的过程中，这位理发师同时充当了民间信息的传递者和记忆的传播者。

早在1980年代，当笔者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我所在的村庄里仍然流传着乡村理发师讲述的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其大意是说：“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村庄上空过了一整夜的飞机。那轰隆隆的战斗机声音把老百姓都吓坏了。事后人们得知，那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派出的飞机，是到西安营救她的丈夫蒋介石的。据说，宋美龄公开宣称：如果三天之内，张学良不把蒋介石放出来，就炸平西安市。最后，张学良害怕了，果然把蒋介石放出来了。”这就是阜阳当地百姓关于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民间记忆把西安事变塑造成一个“美人救英雄”的佳话，把宋美龄塑造成一个勇敢的、有魄力的、大权在握的女中豪杰，把张学良描绘成一个见风使舵的胆小鬼！这个记忆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深刻的印象，迄今未忘。

家乡的老理发师去世后，他的长子建军继承父业，成为第二代乡村理发师。图为理发师的儿子在理发。如今，这位理发师的孩子们都外出打工去了。他是家乡最后一位乡村理发师！



长大后，笔者有幸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方才发现当年笔者家乡流传的西安事变民间记忆，是真实与谬误并存，虚虚假假。如果再深究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记忆里头，其实蕴藏着老百姓的一个价值预设：那就是下级不能反叛上级，如果反叛上级，迟早会遭到严重的惩罚。所谓的张学良囚禁蒋介石，宋美龄派遣战斗机去轰炸西安市，扬言严惩张学良，云云。其实，都是在彰显儒家三纲五常伦理的神圣不可侵犯。

虽然陈独秀、胡适早在1910年代后期就发起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高唱打倒“孔家店”，反对人压迫人的封建旧文化，提倡自由民主的新文化，但是过了20年，地处皖北阜阳的乡间老百姓信奉的还是儒家学说！在他们眼中，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总是强大无比的，尽管蒋委员被张学良囚禁，蒋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还是好样的！她能够代替丈夫行使中央权力，调兵遣将，去营救其夫！

后来，我们知道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派遣战斗机的并不是蒋夫人宋美龄，而是时任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当时，何应钦力排众议，组织了“讨逆军”，由刘峙将军担任前线总指挥，调动庞大的战斗机群去轰炸陕西省的渭南、华县等地。尤其是在1936年12月20日前后，西安的局势空前紧张。西安方面，张学良与杨虎城为抵抗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扬言要不惜一切牺牲，也要粉碎南京的“恶势力”。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红军都火速赶往西安附近，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如果战争爆发，被囚禁的蒋介石无疑会有性命之忧。

此时，最担心蒋介石安危的当然是蒋夫人宋美龄。为了防止蒋介石发生意外，宋美龄坚决反对何应钦的主战决策。她联合其兄宋子文、军统头子戴笠、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等人形成一股主和派，努力说服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轰炸。这是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方面的真实情形。但是，阜阳百姓对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却张冠李戴，把宋美龄当作了“何应钦”，认为是宋美龄在调遣轰炸机。由此，我们只能认为，阜阳百姓关于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是一种美女救英雄的浪漫想象。

何应钦到底处于什么动机，而决定对西安采取强硬的军事轰炸措施？难道他就不担心这会逼迫张学良与杨虎城对蒋介石下毒手，来一个鱼死网破？何应钦是蒋介石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小师弟，蒋介石对何氏本有知遇之恩。但是，何应钦胸有鸿鹄之志。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不能排除何应钦有乘人之危而取代蒋介石的私心。

奇怪的是，蒋介石对于何应钦的轰炸决策不但不加反对，而且给予赞赏。1936年12月16日，蒋介石从张学良那里得知，中央空军昨晚轰炸了渭南、华县等处，竟然为之欣慰不已。蒋介石说：“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12月17日，蒋介石才写了一封亲笔信，由蒋鼎文携带飞往南京，交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停止轰炸。

事实上，正是何应钦的军事轰炸，给蒋介石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这让蒋介石觉得他作为国民政府领袖，即使被囚禁，他的中央军还能给张学良一点颜色看看，显示一下老蒋的军威。何应钦此举，自然让蒋介石觉得是“很给力”的表现。故而蒋介石颇有“甚慰”之感。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他对何应钦的表现称赞有加。蒋介石说：“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乱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

时光飞逝，西安事变八十载，倏忽而过。笔者家乡的那位理发师长者也早已辞世，但他所留给我的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仍在我的心中萦绕。这是民国大历史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人物的历史记忆，它承载着故园乡亲对和平的向往之情，传递着浓浓的儒家尊卑有序的文化情结。

“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在官方的历史书写中，向来是没有它的位置的。毕竟，寻常老百姓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与历史的发展无关痛痒。因此，历史学家在关注西安事变时，忽略老百姓对西安事变的历史记忆，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西安事变在八十年前突然发生时，它对相关地区的老百姓到底造成了何种影响，或者说老百姓们是如何看待他们所知道的西安事变，倒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咋看上去，人们的记忆似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任何记忆的背后都有一套社会文化或者政治的逻辑在规范着人们日常记忆的模式。有关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同样折射出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文化心理模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消息传到南京之后，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力主对西安发起军事强攻，给张学良与杨虎城一个“下马威”。在何应钦将军的主导下，南京方面派出大量轰炸机飞往西安，于12月15日对陕西省的渭南、华县等地，狂轰乱炸。那时，国民政府的战机从南京飞往西安，其航线必然经过皖北重镇阜阳。1936年12月中旬，当国民党的战机飞过阜阳的夜空时，那彻夜不断的轰隆隆的战机声音惊醒了熟睡的人们。正是这震耳欲聋的庞大的战机群的噪音成为阜阳周边百姓关于西安事变民间记忆的原始素材。

阜阳地区古称颍州，地处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有三国时期的枭雄曹操在这里厉兵秣马，称雄淮上；最近的一场著名战役——淮海战役，也是在发生这里。故而，此地的百姓关于中国历史的记忆，多和战争记忆有关。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留给阜阳百姓的民间记忆，就是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斗机群”有关的特殊战争记忆。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中国绝大多数人们是通过报纸新闻了解事变情形，而阜阳百姓却是通过飞过他们头顶的战斗机群的声音而获悉此事的。

皖北阜阳东南郊的某乡村，1936年12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的战斗机群在飞往西安时，途径此地

笔者所在的村落位于阜阳城郊东南三十公里外，1936年12月中旬，国民政府的战斗机群从南京飞往西安时，正好途径那里。当年，村里有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他长大后成为一名乡村理发师。那时的乡村理发师没有固定的理发场所，是一位行走江湖的理发师。在走村串巷的过程中，这位理发师同时充当了民间信息的传递者和记忆的传播者。

早在1980年代，当笔者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我所在的村庄里仍然流传着乡村理发师讲述的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其大意是说：“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村庄上空过了一整夜的飞机。那轰隆隆的战斗机声音把老百姓都吓坏了。事后人们得知，那是蒋介石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派出的飞机，是到西安营救她的丈夫蒋介石的。据说，宋美龄公开宣称：如果三天之内，张学良不把蒋介石放出来，就炸平西安市。最后，张学良害怕了，果然把蒋介石放出来了。”这就是阜阳当地百姓关于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民间记忆把西安事变塑造成一个“美人救英雄”的佳话，把宋美龄塑造成一个勇敢的、有魄力的、大权在握的女中豪杰，把张学良描绘成一个见风使舵的胆小鬼！这个记忆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深刻的印象，迄今未忘。

家乡的老理发师去世后，他的长子建军继承父业，成为第二代乡村理发师。图为理发师的儿子在理发。如今，这位理发师的孩子们都外出打工去了。他是家乡最后一位乡村理发师！



长大后，笔者有幸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方才发现当年笔者家乡流传的西安事变民间记忆，是真实与谬误并存，虚虚假假。如果再深究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记忆里头，其实蕴藏着老百姓的一个价值预设：那就是下级不能反叛上级，如果反叛上级，迟早会遭到严重的惩罚。所谓的张学良囚禁蒋介石，宋美龄派遣战斗机去轰炸西安市，扬言严惩张学良，云云。其实，都是在彰显儒家三纲五常伦理的神圣不可侵犯。

虽然陈独秀、胡适早在1910年代后期就发起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高唱打倒“孔家店”，反对人压迫人的封建旧文化，提倡自由民主的新文化，但是过了20年，地处皖北阜阳的乡间老百姓信奉的还是儒家学说！在他们眼中，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总是强大无比的，尽管蒋委员被张学良囚禁，蒋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还是好样的！她能够代替丈夫行使中央权力，调兵遣将，去营救其夫！

后来，我们知道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派遣战斗机的并不是蒋夫人宋美龄，而是时任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当时，何应钦力排众议，组织了“讨逆军”，由刘峙将军担任前线总指挥，调动庞大的战斗机群去轰炸陕西省的渭南、华县等地。尤其是在1936年12月20日前后，西安的局势空前紧张。西安方面，张学良与杨虎城为抵抗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扬言要不惜一切牺牲，也要粉碎南京的“恶势力”。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红军都火速赶往西安附近，准备与中央军决一死战。如果战争爆发，被囚禁的蒋介石无疑会有性命之忧。

此时，最担心蒋介石安危的当然是蒋夫人宋美龄。为了防止蒋介石发生意外，宋美龄坚决反对何应钦的主战决策。她联合其兄宋子文、军统头子戴笠、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等人形成一股主和派，努力说服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轰炸。这是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方面的真实情形。但是，阜阳百姓对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却张冠李戴，把宋美龄当作了“何应钦”，认为是宋美龄在调遣轰炸机。由此，我们只能认为，阜阳百姓关于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是一种美女救英雄的浪漫想象。

何应钦到底处于什么动机，而决定对西安采取强硬的军事轰炸措施？难道他就不担心这会逼迫张学良与杨虎城对蒋介石下毒手，来一个鱼死网破？何应钦是蒋介石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小师弟，蒋介石对何氏本有知遇之恩。但是，何应钦胸有鸿鹄之志。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不能排除何应钦有乘人之危而取代蒋介石的私心。

奇怪的是，蒋介石对于何应钦的轰炸决策不但不加反对，而且给予赞赏。1936年12月16日，蒋介石从张学良那里得知，中央空军昨晚轰炸了渭南、华县等处，竟然为之欣慰不已。蒋介石说：“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12月17日，蒋介石才写了一封亲笔信，由蒋鼎文携带飞往南京，交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停止轰炸。

事实上，正是何应钦的军事轰炸，给蒋介石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这让蒋介石觉得他作为国民政府领袖，即使被囚禁，他的中央军还能给张学良一点颜色看看，显示一下老蒋的军威。何应钦此举，自然让蒋介石觉得是“很给力”的表现。故而蒋介石颇有“甚慰”之感。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他对何应钦的表现称赞有加。蒋介石说：“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乱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

时光飞逝，西安事变八十载，倏忽而过。笔者家乡的那位理发师长者也早已辞世，但他所留给我的西安事变的民间记忆仍在我的心中萦绕。这是民国大历史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人物的历史记忆，它承载着故园乡亲对和平的向往之情，传递着浓浓的儒家尊卑有序的文化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