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一切正得益于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得益于孙中山重新阐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后的政治遗产，也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孙中山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虽然仍在寻求日、德、英和美国的援助，但是，列宁和苏维埃已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早在1918年夏，孙中山便以党的名义致电列宁说，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他还寄予美好的预期：中俄两个政党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

次年3月，苏联外交事务人民委员格奥尔基?齐契林给孙中山复信，信中引用孙中山常说的话：即在事实上，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解放人民，建立持久和平。这封信虽然没有送达孙中山手中，但是，苏联的意向和愿望，已经明白无遗地表现了出来。

1920年7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孙中山和列宁均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孙中山被邀出席会议。几乎同时，列宁也给孙中山发来法文电报，邀请他到苏联去。同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陈独秀介绍，专程往上海拜访孙中山，这次愉快而又短暂的会见，给这位年青的苏俄共产主义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3月15日，他在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回忆说：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象是四十五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裤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我们临走前，谈话快要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 解放出来 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

同维经斯基一道来中国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马林，正是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中国推动国共合作的实际进程。1921年12月下旬，马林专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详细而又认真地询问马林这样一些问题：俄国革命、共和国的发展、新经济政策、苏俄的舆论宣传和红军政治工作。马林也以同样的态度，回答所提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三条建议：国民党必须改组，以便容纳农民和工人；必须建立一个军事学院，以便为革命奠定武装基础；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两人会谈后，孙中山的心情尤为兴奋，立即写信给廖仲恺说：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中国工业发展计划颇有相似之处。

1922年8月，苏联政府副外长越飞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等事宜。同时，他又派人持函来上海，在林伯渠、李大钊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来人与孙中山会谈了六天。之后，孙中山、越飞多次函件来往，互通各自关注的信息。孙中山期待着与越飞的直接会晤，但是，令孙中山困惑不解的是，苏联政府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与北京政府改善关系，对此，他曾直率地提出过质疑。国民党元老张继受孙中山委托，就此专门会见越飞，他回忆说：

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党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走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

1923年1月17日，越飞来到上海，两位职业革命家首次会晤，气氛非常融恰。他们都通晓英语，可以直接交谈，无需别人翻译。后来，他们又进行了多次会晤。孙中山希望苏联政府能够给中国革命以帮助，表示将派一个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如果苏联能派出政治、军事顾问，那将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越飞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将会谈的情况，详细地报告给苏联党和政府，以期形成一个正式的文件。

孙中山和越飞的频繁接触，引起英租界特务怀疑和监视。于是，孙中山改派廖仲恺与越飞到日本会谈。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公使馆可以提供安全的庇护。可是，后来还是被东京“特高课”察觉。于是，会谈的方式又重新改变，越飞以医治足疾，廖仲恺以给女儿治病为由，相继转移到热海温泉，他们在这里继续所讨论的话题。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联合宣言》说：“中国最紧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的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包括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的签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大转机，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

孙中山称赞国民党一大宣言是破天荒举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两党的党内合作，同时，又要保持政治、思想和组织的独立性。

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并非是两党的惟一共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就极力主张国共两党结成党外联盟，而国民党内更是谣言四起，怪论百出，甚至担心国民党会被“赤化”。雄心勃勃的马林也被搅得一头雾水，晕头转向。好在不久，他便接到指示，回莫斯科复命去了。

孙中山期待着苏联的积极反应。9月底，孙中山收到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的来信，介绍鲍罗廷来广州，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0月6日，鲍罗廷来到广州，下车伊始，便拜访孙中山，他们自此经常彻夜交谈。此时，国民党因改组而引起层层波澜，孙中山也自感压力很大，便将许多苦恼的问题，一一求教于鲍罗廷。鲍罗廷根据孙中山所提出的问题，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如修改党纲，制订党章，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上海首先建立党的核心等。

鲍罗廷的建议很受欣赏，孙中山立刻采纳和实施。10月19日，他选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筹划改组问题。接着，又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具体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此时，他尽管为指挥击退陈炯明袭扰广州的军务所缠身，还是努力挤出时间，赶回广州主持会议，实在脱不了身，便委托廖仲恺主持。自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起，每周都要召开两次会议，约略算来，已有28次之多，议决要案400多件，为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23年11月12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指出：“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吾党之奋斗之成功，将系乎此。”这个宣言一发表，立刻遭到党内右翼势力的非难，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孙中山的多年战友邓泽如。这些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老调重弹，歪曲国民党改组是陈独秀幕后牵线所为，共产党是要借国民党的躯壳，注入共产党的灵魂，并危言耸听地说：“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他们还怀疑国民党的新党章草案等，是受陈独秀的染指和影响。

孙中山面对来自党内的疑惑和压力，既要做耐心而又具体的说服劝诫，同时，又不能任其自流，以讹传讹，使改组工作半途而废，所以，对那些别有用心者的恶意诽谤，他必须给予无情的反驳。他在相关的文件上批示道：

此稿为我请鲍君（即鲍罗廷，作者注）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 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此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总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表同情，只有俄国及被压迫之国家与被压迫之人民。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23人。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会议期间，孙中山共发表七次演讲。会议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尤其称赞这个宣言，“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这个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革命道路。

大会通过决议，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选举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24人的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3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在17人的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6人：毛泽东、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都分别由共产党人主持，所有各部的秘书，也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国民党“一大”后，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的努力推动下，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工作成绩显著。孙中山对形势的发展，十分满意，他说，国民党的改组“功效卓见”，其一年多的工作，“可抵以前十倍时间所为者”。到1926年1月，已有广东等11个省成立省党部，广西等8个省正在积极筹建之中。此外，还有广州、北京、汉口、哈尔滨四个特别市党部。国民党员已达14万人之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和妇女运动都蓬勃开展。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还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筹建。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正式开学。孙中山出席开学典礼，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们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是“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从而“把革命军的事业重新来创造”，“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

军校聘请了苏联顾问，如：鲍罗廷、加伦、巴甫洛夫、斯切潘诺夫等。军校一直得到苏联政府的各种援助，初创时，苏联政府便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开办费，还不顾帝国主义的敌视和阻挠，由伏罗夫斯基号军舰给送来近万支枪和大批山炮弹药。孙中山对此尤为感激，专门为苏舰召开欢迎会，并致欢迎辞。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军校发展很快，除黄埔外，还设有潮州、南宁、长沙、武汉等分校。黄埔第一期有学生500多人，第一期到第四期的毕业生，已有4981人，到1927年7月，黄埔学生有2万多人。

孙中山指出商团叛迹显露 万难再事姑息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发动派的恐慌，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他们处心积虑地想使广州成为其控制中国南方的殖民策源地，所以，他们便急不可耐地要颠覆广州革命政府，一面以军械支援陈炯明对广州革命政府的窜扰，一面怂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以武力抗争广州革命政权。他们极富煽动性地对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也真的不知天高地厚，恬不知耻地做着“中国的华盛顿”的迷梦，利用其在商界的影响，积极培植广州乃至整个广东商团的武装实力，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相抗衡。

1924年8月10日，陈廉伯通过非法手段购得德制76.3口径枪万支，手提机关枪42挺，大炮2门。这些武器运抵广州时，孙中山便早已获悉，一面致函广州商团，知照他们：“陈廉伯确有谋为不轨之事，闻其中策划者有外国人，定期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同时，下令将船只、枪械统统扣留。可是，商团非但不幡然醒悟，反而召集2000多人，来到大元帅府广场请愿，要求发还扣留枪支，并且扬言，集结人群“三天不散”。陈廉伯的弟弟陈廉仲还疏通各国驻广州领事馆，企图通过外国人给孙中山施加压力。他们甚至叫嚣，如果不答应商团的要求，全广州将实行罢市。

孙中山来到广场，与请愿的商团见面，将陈廉伯勾结帝国主义者的真相，详细地向他们说明清楚，劝告他们不要阻碍国民革命。在听了孙中山的讲话后，许多商人恍然大悟，纷纷说：“上了别人的当了！”开始离散而去。可是，到了15日，广东各县的商团又派代表来大元帅府请愿，仍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孙中山答复说：“陈廉伯私运军火，企图推翻政府。其中一部分由商人集资购买者，当令省长查明发还。”20日，孙中山下令通缉陈廉伯。商团总部迁往佛山，陈廉伯则躲在沙面，由佛山商团恶霸地主陈恭受主持活动。广州市和附近城镇开始全面罢市。

孙中山立即下令停止罢市，宣布广州全市戒严。同时，又下令调兵戒备，随时准备平息商团的叛乱。这场叛乱的由来及恶果，英帝国主义者难辞其咎，孙中山愤然向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提出抗议。在孙中山的严正抗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之下，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由公开干涉改为暗中支持，商团的反叛活动也由明目张胆变为隐蔽狡诈。

这时，孙中山决定北伐，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发表，指出，北伐锋芒所向，不仅是曹锟、吴佩孚，而是要反对一切军阀和支持军阀的帝国主义。孙中山将大本营设在韶关，并在这里召开誓师大会。北伐军兵分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北伐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以摆脱半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一个自由而又独立的国家。

孙中山就要离开广州了，商团又以为有机可乘。他们蠢蠢欲动，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二次武装进城请愿。为服从北伐的大局，尽快地筹措北伐经费，孙中山答应有条件地发还扣押的枪械。10月9日，孙中山给蒋介石下令，让将入库的商团枪械，交由广州市市长李福林，由李福林负责同商团谈判。商团在得到这些枪械后，非但不按照协议募捐北伐经费，反而恶狠狠地向广州革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负隅顽抗，与广州革命政府分庭抗礼。

广州的形势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蒋介石致函孙中山，要求他早日回省，表示将“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以“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10月10日晨，孙中山给在广州的胡汉民、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古应芬、蒋介石、李福林等发来特急电报，明确表示：“商人罢市，与敌（指陈炯明，作者注）反攻，同时并举，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如果确有其事，则用干部及其他学生，协同福军（指李福林的军队，作者注）忠勇之士，临门劝告。”倘若劝告无效，商团执意要全面罢市，则应坚决果敢地武力平息叛乱。

这一天，广州市的工、农、兵、学、商等团体集会庆祝“双十”节，愤怒声讨商团和帝国主义的罪行。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途经太平路时，蓄谋已久的商团军突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在西濠口的商团军也拦截游行队伍，残忍地屠戮被冲散的工人和学生。亲身经历这场血雨腥风的李朗如，在事过境迁多少年后，还能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风雨如晦的时空场景：

当游行队伍从长堤转入太平南路时，突遭广州商团军开枪扫射，当场死亡有黄驹等数十人，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不计其数。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把打死的人，刨肝剖肺，割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商团还在西关一带，将反孙倒孙标语，贴满墙壁及电灯杆上，如“驱逐孙文”“反对国民党”“孙文下野”等；又剪出报纸或孙中山像，剪开两截或两片，倒贴街上，有些双目被挖去，伴以一联曰：“一世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

革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立刻成立以自己为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委员有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他命令革命委员会便宜行事，坚决弭平商团事变。10月15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学生军与滇、桂、湘、粤各军，分五路包围商团军驻所西关。商团军凭借铁栅栏和高楼，居高临下，开枪射击。商团反叛不得人心，在他们负隅抵抗时，西关内的工人已行动起来，放火焚烧他们盘踞的工事，熊熊烈焰之中，商团军鬼哭狼嚎，夺命而逃。

这场战斗只进行四个小时，商团军首恶分子便逃往香港，其余分子都被缴械投降。第二日，孙中山便电令胡汉民，“不必畏惧外人干涉”，将西濠口商团的大新公司占领充公。不多日，孙中山又电令胡汉民，凡所占领的商团各机关房所，一律充公，永不发还，“用作党所或书报社，以为此次殉难者之纪念事迹”。

孙中山弥留之际签署三份遗嘱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局。

孙中山行前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重申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他在北上之际，十分慎重地安排了广州事务，委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谭延闿负责北伐。他同意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部长，起用另一名共产党杨匏安担任组织部部长，并将共产党员彭湃、阮啸先调入组织部。孙中山行前的这些人事安排，正是他从长计议，用心良苦之处，诚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历史教授韦慕廷所说：

这些任命证实了孙中山的决心，把党内的新鲜血液输送到负责的岗位上去。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拟议在数月之后召开这一事实来看，这些都是一些关键性的职务。

11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又由上海取道日本抵天津。途中，孙中山针对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再次重申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主张，表示：“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在回答外界所传他将作大总统时，孙中山平静而又认真地说：“我的态度是决计推辞，中国一日没有完全独立，我便一日不情愿做总统。……我先要处于国民地位，同各国再交涉废除从前不平等的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到那个时候，才再可以同国民说做他们大总统的话。”

1924年的最后一天，孙中山抱病乘车来到北京。消息传出，朔风凛冽的北京，竟洋溢在喜庆的热潮之中，大街小巷悬满欢迎的彩旗，人们奔走相告，从车站到东长安街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人数达十万之多，翘首相望的人流，被各种颜色的彩旗装扮得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冯玉祥特意从张家口打来电话，指示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负责保护孙先生。鹿钟麟奉命到车站一看，立刻愣了神，站台上早已挤满黑压压的人群，考虑到安全问题，鹿钟麟赶紧驱车来到永定门车站，想让孙中山由永定门提前下车。

当火车在永定门停靠，鹿钟麟上车请孙中山下车时，孙中山很不高兴，他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是为学生为群众而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当火车载着孙中山停靠在北京站时，早已在此伫候凝望的嘈杂的人群，却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而更令鹿钟麟惊奇的是：“学生的秩序，立时就自动整理好了。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得欢迎他的许多小旗在风中瑟瑟地响。”此情此景令鹿钟麟终身难忘，几十年后，他还禁不住感叹道：“学生和民众，是如何地爱他，他也是如何地爱青年爱民众。”

国民党北京支部马叙伦等，代表北京民众上车，用藤椅将孙中山抬下火车，这时，肃穆已久的群众的情绪一下就鼎沸了起来，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孙中山发表简短的谈话，他说：“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之后，孙中山被护送到北京饭店。

此时，北京的政治局势已有极大的变化，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已被排斥，直系曹锟、吴佩孚虽被推翻，可是，段祺瑞却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要以所谓善后会议取代国民会议。孙中山虽在重病之中，态度依然那么坚定，认为所谓善后会议和以前的“督军会议”“南北会议”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会议构成分子，皆为政府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过问之权。”考虑到实际存在的状况，孙中山建议会议作两项改变：一、“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如所云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校联合会、工商农会等”；二、“会议事项，虽可涉及军政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一心想当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段祺瑞，自然不会采纳孙中山的建议。于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全党：所有国民党员，不得参加善后会议。

孙中山入京后，所请的多位外国医生，对他的病情诊查后，得出一致的结论为肝癌。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住进协和医院，动了手术，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肝脏。他每天都要接受化疗，他的病情也每天向外界公告。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于2月28日，移住到顾维钧的寓所。

孙中山的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由汪精卫、鲍罗廷、陈友仁起草和记录的遗嘱共有三个：《总理遗嘱》《致苏联遗书》和《家事遗嘱》。3月11日晚9时，孙中山自知病危，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轻声对他们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宋庆龄扶孙中山的手签名。宋庆龄泪流满面，在场者无不唏嘘涕泪。

孙中山见大家环绕在床前，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死了，也是瞑目的。”次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