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宋美龄风靡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一向矜持的英国绅士为何也仿照美国人做起了宋美龄的发烧友？

　　 这有其缘由。时至1943年，英国政府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开始清醒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而且他们也感到了华盛顿“要求它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压力”。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写信给韦维尔时说：“我必须向你解释美国的观点。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要把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已经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友好和积极的态度。英国政府领袖曾一再向顾维钧表示：“为了解决战后必定出现的许多问题，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不仅是双方的愿望，也是十分必要的。”

　　 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盟邦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已给了宋美龄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处的演讲更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宋美龄虽然喜欢英国文学，但对于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对英国人没有信心。这基于很多种事实：

　　 英国的远东战略是维护其既得利益。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者，向来宣称它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而决不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建立的。维护既得利益是其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九一八事变前后，正逢英国的经济危机，财政大臣张伯伦警告政府，“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在财政上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英国害怕战争将导致他们“在远东的贸易和影响”消失。所以，在解决远东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避战求和，采取姑息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为此，外交大臣西蒙做过扼要的说明：

　　 政策——对日和解。

　　 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

　　 对日本——我们不想制裁。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军侵略行为未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同时向中日双方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

　　 七七事变，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与大英帝国在远东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欧战一触即发，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只好在远东利益问题上寻求美国的帮助与支持，“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能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当时美国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张伯伦政府就寄希望于日、英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来缓和英日矛盾。英、日签订的《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有田——克莱琪协定》即是典型表现。

　　 由于日本的目标是独占中国，所以尽管张伯伦政府煞费苦心，无异于与虎谋皮。11月3日，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公开表明日本独霸中国的决心，英国当局才如梦初醒，态度趋向强硬，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日本。

　　 1938年11月16日，英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宣布，英国正在研究对中国提供贷款，修筑滇缅公路。第二年3月8日，英财政大臣宣布，将由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同中国的国家银行共同设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促进英国对华贸易和投资，这对于日本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在财政上使中国中央政府自行消灭”的阴谋是个很大打击。英国还加强同法、美的军事联系，三国在新加坡举行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对策会议。

　　 1939年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英国继续对日本谋求妥协，一再退让。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日本利用英国困境，胁迫英国关闭滇缅路，以切断中国外援，动摇中国抗战信心，解决中国问题。新任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7月7日，英、日签订了封路协定，关闭滇缅路3个月。

　　 英国虽然以封路讨好日本，以求得一时苛安，但日军南进的脚步踏碎了它的梦幻。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与英美争夺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三国同盟。英日战争危机逼近。英国才感到“绥靖政策之在东亚，亦不能收到理想之效果。”在美国远东政策影响下，在无力面对日本挑战的情况下，英国决定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攻，以保持英国在亚洲的力量均势。于是英国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延长关闭滇缅路的要求，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之后，又派了不少将士来中国学习游击战。1941年1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

　　 1941年1月成立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由商震、林蔚挂帅，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做了3个月的实地考察，以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军事计划。5、6月，中国方面根据考察情况提交了洋洋30余万言的报告书，拟定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然而，英国却不重视这个考察报告。不久，中国军方向英方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书》，同样未采纳。此后半年多，英国既未对中英共同防御着手准备，亦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这是因为英国军事当局认为以大英帝国的招牌，以英国的雄厚的力量，日寇断不敢轻易挑衅，它们决不会在马来半岛和缅甸遭到地面进攻。即使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是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是经过缅甸。相反的是，英国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担心中国进入缅甸后赖着不离开，故千方百计反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由于英国的虚荣、固执，中英军事合作问题被束之高阁，坐失良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付危机，经蒋介石提议，征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
。
　　 宋美龄出席会议，亲眼目睹了蒋介石与英国代表驻印度总司令韦维尔的争执过程。蒋介石为维护盟国利益，提出“如果英国需要，我国可派80000人入缅作战。”韦维尔却傲慢地答称：“如果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明确表示：“我们只请中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并表示：英国向中国所借的物资“亟盼紧要关头过去之后，我方即能如数偿还”，避免给中国留下“来此乞援之印象”。韦维尔的无理与言语中对中国的轻蔑让宋美龄气愤，她发言中指出：“请注意中国的地位！”史汀生也因此批评韦维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

　　 罗斯福也竭力劝诫丘吉尔不要过于轻视中国的作用。他对丘吉尔说：“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走上日本近一个世纪来所走的道路，并拥有现代化武器，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要求丘吉尔抛弃殖民帝国的陈见，如果要中国在未来发挥大国的作用，现在就必须像对待大国一样对待它。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部队在日本的攻击下一筹莫展，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全军覆没，缅甸、印度均告急。英国向中国请援。中国在世界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需要的时候，没有退缩，派出的第一支远征军，10万中国官兵依靠简陋武器、在供养极差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在面临绝境、在惨绝人寰的情况奋勇求生，同古战役与仁安羌战役，曾轰动英伦之岛，戴安澜将军英勇捐躯，孙立人将军获得英国皇家勋章。而英国一直表现得极端自私自利，当中国远征军攻至缅甸仰光附近，就赶紧后撤。在整个缅甸保卫战中，英军没有作任何战略配合，甚至不向中国军队提供关于缅甸的任何信息，一心只想在中国军队掩护下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的失败自有英军的“功劳”。

　　 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大大赞扬美、苏在各战场中所起的作用，唯独对中国抗战，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中所做的努力包括为援助英军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这就激怒了蒋介石。他指责说：“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1942年开始的废约运动，英美态度迥然各异。英国还是一副殖民者心态，仍然抱残守缺。1942年4月25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美国同英国磋商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答复说，目前这样做“不过是被看作一种软弱的结果”，因而主张在远东和平恢复以后再着手此事。英国外相艾登当时也向美驻英大使怀南特谈过类似的想法，认为此时废约会在“中国引起误解”，“目前不是一个适当时机”。显然，英国的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面子观念，要维护大英帝国的所谓体面。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应收回九龙，为此并据理力争。但是，英国政府借口九龙租借地不在新约谈判范围，拒绝交还九龙。对于香港，更是不情愿归还。英方立场顽固，甚至扬言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宣称：凡属于英国者，他必保护之。他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而出任首相，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请另找他人办理。他决不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领地。最终中国未能通过谈判收回港九。

　　 在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别订立平等新约，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从法理上说，中国与盟国是平等伙伴关系了。但是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与5月的华盛顿会议，都未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会。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讨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宋子文首先对此的反应是，对英国在轻视中国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尤其感到难以容忍。在进行中、英平等新约谈判时，宋子文便对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颇为不满。此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宋美龄访英，宋子文认为：“如果他处于蒋夫人的地位，他就不去，丘吉尔的那篇讲话使访问显得更为不妥。这样做就像中国挨了一记耳光还陪笑脸。看来我们将受到一个被英国挽救的流亡政府的待遇。”但同时，宋子文也表示了另一种观点：“反过来，说不定正是为了这篇演说，蒋夫人更应该走一趟。”他告诉顾维钧说：“他刚给蒋夫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自己的看法，但是访问与否请她自己决定”，请顾维钧“和蒋夫人讨论以下邀请问题，并对他信中提出的看法做些解释”，“无论如何她应及时做出决定，不要总叫英国等待”。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并且带来了100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会见丘吉尔，对宋美龄说：“丘吉尔即到华府，如能与英相见面，则于公私均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更不必心存意气，但亦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此事或可由顾维钧与哈里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后由罗总统为之介绍。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请预商文兄，应请其代表发言，而吾爱竭力协助之，如其言有遗漏之处，则再由吾爱代其补充说明之可也。”

　　 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顾维钧也认为这是正式通知，罗斯福、丘吉尔必能重视，请宋美龄及早准备一切。

　　 遵照蒋介石夫妇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事实上，顾维钧自从听到丘吉尔到美的消息后，就认为二人会见是个好主意，对中、英关系能有重大影响。但他觉得惟一的问题是：丘吉尔是否打算来纽约，那样对访问宋美龄比较方便(除赴白宫外，在丘吉尔访美其间宋美龄一直在纽约)。如果丘吉尔觉得占用时间太多不来纽约，但又愿意与宋美龄会谈怎么办？

　　 与宋美龄同行的孔令伟认为：“蒋夫人是一位女士，丘吉尔前去拜访比较合适。”

　　 5月15日，顾维钧找到哈里法克斯说丘吉尔与宋美龄有极好的见面机会。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可是他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这对于英、中合作和远东局势没有坏处。

　　 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以图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辞，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在这件事情上，宋子文也曾劝其妹妹以大局为重，并为其妹妹安排了与丘吉尔会晤的时间，但还是被宋美龄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宋子文认为她更应该去华盛顿，当罗斯福总统有意在微妙的局势中提供解决办法的时候，谢绝邀请是很不礼貌的。

　　 可是孔令伟还是坚持：“作为妇女，应由丘吉尔来拜会，现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很顺利，蒋夫人不应该显得过分迁就，不然的话，他们会爬到你头上的。因此，蒋夫人一定要比以往更坚定，保持尊严。”

　　 宋美龄再次拒绝了邀请。对于这件事，她在见到顾维钧时做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为“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直到两人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

　　 丘吉尔夫人对此事耿耿于怀，二十几年后，《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沙滋柏格采访丘吉尔夫妇，还提起了那段往事：

　　 (1943年)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说：“我想介绍你见见蒋夫人，她是位漂亮的女人。”罗斯福立即打电话给蒋夫人，邀她第二天到白宫来与丘吉尔一道午餐，但宋美龄拒绝了，她说，丘吉尔要先打电话给蒋夫人，她才会答应，午饭终于没有吃成。

　　 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他认为：“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这两件事，处理欠妥。”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王邀请她做国事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

　　 宋美龄的做法却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英国战时在远东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一直是一种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与架势，即使在成为盟国后亦无多大改观。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回国后，对解决印度问题仍很关注。后来，由于英、印政府与国大党谈判失败而矛盾激化，甘地准备再发动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与尼赫鲁等一道被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双方和解。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宋美龄遂及时告诉罗斯福。罗斯福果然致电美国驻印代表菲利浦斯告诉印度总督：“无论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因绝食而亡。”但印督答称：“如彼欲死，似无办法。”

　　 宋美龄为了促进释放尼赫鲁而继续努力，又发表声明敦促“释放尼赫鲁”。为此，英国政府很是恼火，驻美官员哈里法克斯找中国外长宋子文提出抗议中国干涉别国内政。宋子文机智地回答：“这件事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此外，这是她个人的发言，英国不必过分认真。我将不把抗议转达，以免把事情弄僵。”为以毒攻毒，宋子文就另一件事提出了抗议：当宋美龄赴美国时飞经印度，英、印当局并不知晓，事后英、印政府致信美国政府，抗议“偷运”宋美龄经过印度。宋子文认为：“对蒋夫人这样有身份的人，用这类语言是不可饶恕的，这是英政府的无礼和失态。”“已要求薛穆爵士收回那封信，因为不想将这件事报告委员长和蒋夫人而使事态恶化。”现在，宋子文也请哈里法克斯“将这件事向英王陛下大臣艾登汇报”。

　　 自中、英新约签署后，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他曾指示有关部门应尽量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因此，蒋介石希望宋美龄能够应英国邀请访英，在宋美龄决定不去英国后，他又希望宋美龄能够在美国与丘吉尔会面。但是宋美龄根据英国一贯表现判断去英国不可能有访美那样的效果，见丘吉尔也不能改变他的既定方针，与其出访无效果，不如拒绝，在丘吉尔面前表现出的傲慢态度，对他进行一个回击，作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太软弱。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无可厚非。

　　 但是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使英国很伤面子。克里浦斯爵士认为这“非常不幸……恐怕即使蒋夫人现在要来英国，英王、英后和首相也不欢迎了”。

　　 1943年7、8月间，为修复中、英关系，宋子文访问伦敦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一种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英国政府的如此反应，倒证明了宋美龄当初决策的正确。

当宋美龄风靡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一向矜持的英国绅士为何也仿照美国人做起了宋美龄的发烧友？

　　 这有其缘由。时至1943年，英国政府对于继续纵容日本为所欲为，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开始清醒起来。他们已经认识到，即使单纯从英国的利害关系考虑，其恶果也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而且他们也感到了华盛顿“要求它对中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压力”。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写信给韦维尔时说：“我必须向你解释美国的观点。在许多美国人的头脑中，中国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如果要把我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遭受野蛮侵略的苦难，已经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终于促使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采取一种比较友好和积极的态度。英国政府领袖曾一再向顾维钧表示：“为了解决战后必定出现的许多问题，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不仅是双方的愿望，也是十分必要的。”

　　 力邀宋美龄赴英国做国事访问，正是英国政府希望与盟邦中国加强友谊关系的一种姿态和行动。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邀请访问美国，美国政府已给了宋美龄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处的演讲更是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不论从中国在同盟国中的地位这一角度考虑，还是从宋美龄在中国的地位来看，宋美龄出访英国，必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宋美龄虽然喜欢英国文学，但对于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对英国人没有信心。这基于很多种事实：

　　 英国的远东战略是维护其既得利益。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者，向来宣称它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而决不是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建立的。维护既得利益是其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九一八事变前后，正逢英国的经济危机，财政大臣张伯伦警告政府，“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在财政上经济上比军事上更不具备在远东进行一场大的战争的能力。”英国害怕战争将导致他们“在远东的贸易和影响”消失。所以，在解决远东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避战求和，采取姑息日本侵略的绥靖政策。为此，外交大臣西蒙做过扼要的说明：

　　 政策——对日和解。

　　 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

　　 对日本——我们不想制裁。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军侵略行为未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同时向中日双方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

　　 七七事变，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与大英帝国在远东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由于德国法西斯上台，欧战一触即发，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只好在远东利益问题上寻求美国的帮助与支持，“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能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当时美国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张伯伦政府就寄希望于日、英妥协，以牺牲中国利益来缓和英日矛盾。英、日签订的《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有田——克莱琪协定》即是典型表现。

　　 由于日本的目标是独占中国，所以尽管张伯伦政府煞费苦心，无异于与虎谋皮。11月3日，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公开表明日本独霸中国的决心，英国当局才如梦初醒，态度趋向强硬，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日本。

　　 1938年11月16日，英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宣布，英国正在研究对中国提供贷款，修筑滇缅公路。第二年3月8日，英财政大臣宣布，将由英国的汇丰、麦加利银行同中国的国家银行共同设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促进英国对华贸易和投资，这对于日本要“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在财政上使中国中央政府自行消灭”的阴谋是个很大打击。英国还加强同法、美的军事联系，三国在新加坡举行关于远东防务问题的对策会议。

　　 1939年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横扫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英国继续对日本谋求妥协，一再退让。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日本利用英国困境，胁迫英国关闭滇缅路，以切断中国外援，动摇中国抗战信心，解决中国问题。新任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7月7日，英、日签订了封路协定，关闭滇缅路3个月。

　　 英国虽然以封路讨好日本，以求得一时苛安，但日军南进的脚步踏碎了它的梦幻。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与英美争夺亚洲殖民地的迹象日趋明朗。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签订三国同盟。英日战争危机逼近。英国才感到“绥靖政策之在东亚，亦不能收到理想之效果。”在美国远东政策影响下，在无力面对日本挑战的情况下，英国决定借助中国的抗战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攻，以保持英国在亚洲的力量均势。于是英国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延长关闭滇缅路的要求，于10月18日重新开放。之后，又派了不少将士来中国学习游击战。1941年1月，英国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将为驻重庆陆军武官，开始和中国酝酿建立中英军事同盟。

　　 1941年1月成立了“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由商震、林蔚挂帅，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做了3个月的实地考察，以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军事计划。5、6月，中国方面根据考察情况提交了洋洋30余万言的报告书，拟定了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然而，英国却不重视这个考察报告。不久，中国军方向英方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书》，同样未采纳。此后半年多，英国既未对中英共同防御着手准备，亦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这是因为英国军事当局认为以大英帝国的招牌，以英国的雄厚的力量，日寇断不敢轻易挑衅，它们决不会在马来半岛和缅甸遭到地面进攻。即使日本要截断滇缅路，肯定是从中缅或中老(挝)边境，而不会是经过缅甸。相反的是，英国视中国为“长期威胁其殖民主义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防范着中国势力进入它的殖民地缅甸，担心中国进入缅甸后赖着不离开，故千方百计反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强调中国军队只能在中老、中缅边境上布防。由于英国的虚荣、固执，中英军事合作问题被束之高阁，坐失良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付危机，经蒋介石提议，征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
。
　　 宋美龄出席会议，亲眼目睹了蒋介石与英国代表驻印度总司令韦维尔的争执过程。蒋介石为维护盟国利益，提出“如果英国需要，我国可派80000人入缅作战。”韦维尔却傲慢地答称：“如果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明确表示：“我们只请中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并表示：英国向中国所借的物资“亟盼紧要关头过去之后，我方即能如数偿还”，避免给中国留下“来此乞援之印象”。韦维尔的无理与言语中对中国的轻蔑让宋美龄气愤，她发言中指出：“请注意中国的地位！”史汀生也因此批评韦维尔“过于武断，不讲方法，还以旧日的英国方式对待中国。”

　　 罗斯福也竭力劝诫丘吉尔不要过于轻视中国的作用。他对丘吉尔说：“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走上日本近一个世纪来所走的道路，并拥有现代化武器，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要求丘吉尔抛弃殖民帝国的陈见，如果要中国在未来发挥大国的作用，现在就必须像对待大国一样对待它。丘吉尔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出任英国首相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远东部队在日本的攻击下一筹莫展，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全军覆没，缅甸、印度均告急。英国向中国请援。中国在世界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最需要的时候，没有退缩，派出的第一支远征军，10万中国官兵依靠简陋武器、在供养极差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在面临绝境、在惨绝人寰的情况奋勇求生，同古战役与仁安羌战役，曾轰动英伦之岛，戴安澜将军英勇捐躯，孙立人将军获得英国皇家勋章。而英国一直表现得极端自私自利，当中国远征军攻至缅甸仰光附近，就赶紧后撤。在整个缅甸保卫战中，英军没有作任何战略配合，甚至不向中国军队提供关于缅甸的任何信息，一心只想在中国军队掩护下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的失败自有英军的“功劳”。

　　 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大大赞扬美、苏在各战场中所起的作用，唯独对中国抗战，对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中所做的努力包括为援助英军所做出的牺牲，只字不提。这就激怒了蒋介石。他指责说：“英人对我缅甸军队一切不顾，至丘吉尔的态度对我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

　　 1942年开始的废约运动，英美态度迥然各异。英国还是一副殖民者心态，仍然抱残守缺。1942年4月25日，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就美国同英国磋商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问题答复说，目前这样做“不过是被看作一种软弱的结果”，因而主张在远东和平恢复以后再着手此事。英国外相艾登当时也向美驻英大使怀南特谈过类似的想法，认为此时废约会在“中国引起误解”，“目前不是一个适当时机”。显然，英国的这种考虑主要是出于面子观念，要维护大英帝国的所谓体面。

　　 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应收回九龙，为此并据理力争。但是，英国政府借口九龙租借地不在新约谈判范围，拒绝交还九龙。对于香港，更是不情愿归还。英方立场顽固，甚至扬言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表示了强硬的态度，宣称：凡属于英国者，他必保护之。他不是为了解散大英帝国而出任首相，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请另找他人办理。他决不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领地。最终中国未能通过谈判收回港九。

　　 在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别订立平等新约，取消了在华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从法理上说，中国与盟国是平等伙伴关系了。但是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与5月的华盛顿会议，都未邀请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会。

　　 丘吉尔在1943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讨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宋子文首先对此的反应是，对英国在轻视中国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的帝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尤其感到难以容忍。在进行中、英平等新约谈判时，宋子文便对英方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颇为不满。此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请宋美龄访英，宋子文认为：“如果他处于蒋夫人的地位，他就不去，丘吉尔的那篇讲话使访问显得更为不妥。这样做就像中国挨了一记耳光还陪笑脸。看来我们将受到一个被英国挽救的流亡政府的待遇。”但同时，宋子文也表示了另一种观点：“反过来，说不定正是为了这篇演说，蒋夫人更应该走一趟。”他告诉顾维钧说：“他刚给蒋夫人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自己的看法，但是访问与否请她自己决定”，请顾维钧“和蒋夫人讨论以下邀请问题，并对他信中提出的看法做些解释”，“无论如何她应及时做出决定，不要总叫英国等待”。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5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并且带来了100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会见丘吉尔，对宋美龄说：“丘吉尔即到华府，如能与英相见面，则于公私均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应有之风度，不必计较其个人过去之态度，更不必心存意气，但亦必须不失吾人之荣誉与立场。此事或可由顾维钧与哈里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后由罗总统为之介绍。如与文兄出席会议时，请预商文兄，应请其代表发言，而吾爱竭力协助之，如其言有遗漏之处，则再由吾爱代其补充说明之可也。”

　　 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顾维钧也认为这是正式通知，罗斯福、丘吉尔必能重视，请宋美龄及早准备一切。

　　 遵照蒋介石夫妇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事实上，顾维钧自从听到丘吉尔到美的消息后，就认为二人会见是个好主意，对中、英关系能有重大影响。但他觉得惟一的问题是：丘吉尔是否打算来纽约，那样对访问宋美龄比较方便(除赴白宫外，在丘吉尔访美其间宋美龄一直在纽约)。如果丘吉尔觉得占用时间太多不来纽约，但又愿意与宋美龄会谈怎么办？

　　 与宋美龄同行的孔令伟认为：“蒋夫人是一位女士，丘吉尔前去拜访比较合适。”

　　 5月15日，顾维钧找到哈里法克斯说丘吉尔与宋美龄有极好的见面机会。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可是他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这对于英、中合作和远东局势没有坏处。

　　 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以图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罗斯福请宋美龄在5月23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辞，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在这件事情上，宋子文也曾劝其妹妹以大局为重，并为其妹妹安排了与丘吉尔会晤的时间，但还是被宋美龄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顾维钧、宋子文认为她更应该去华盛顿，当罗斯福总统有意在微妙的局势中提供解决办法的时候，谢绝邀请是很不礼貌的。

　　 可是孔令伟还是坚持：“作为妇女，应由丘吉尔来拜会，现在中国对日战争不很顺利，蒋夫人不应该显得过分迁就，不然的话，他们会爬到你头上的。因此，蒋夫人一定要比以往更坚定，保持尊严。”

　　 宋美龄再次拒绝了邀请。对于这件事，她在见到顾维钧时做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有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一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为“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直到两人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

　　 丘吉尔夫人对此事耿耿于怀，二十几年后，《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沙滋柏格采访丘吉尔夫妇，还提起了那段往事：

　　 (1943年)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说：“我想介绍你见见蒋夫人，她是位漂亮的女人。”罗斯福立即打电话给蒋夫人，邀她第二天到白宫来与丘吉尔一道午餐，但宋美龄拒绝了，她说，丘吉尔要先打电话给蒋夫人，她才会答应，午饭终于没有吃成。

　　 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他认为：“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这两件事，处理欠妥。”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王邀请她做国事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

　　 宋美龄的做法却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英国战时在远东的表现的确令人失望，一直是一种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与架势，即使在成为盟国后亦无多大改观。1942年2月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回国后，对解决印度问题仍很关注。后来，由于英、印政府与国大党谈判失败而矛盾激化，甘地准备再发动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与尼赫鲁等一道被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双方和解。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宋美龄遂及时告诉罗斯福。罗斯福果然致电美国驻印代表菲利浦斯告诉印度总督：“无论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因绝食而亡。”但印督答称：“如彼欲死，似无办法。”

　　 宋美龄为了促进释放尼赫鲁而继续努力，又发表声明敦促“释放尼赫鲁”。为此，英国政府很是恼火，驻美官员哈里法克斯找中国外长宋子文提出抗议中国干涉别国内政。宋子文机智地回答：“这件事不足为奇，因为蒋夫人是位妇女，说话时会感情重于理智。此外，这是她个人的发言，英国不必过分认真。我将不把抗议转达，以免把事情弄僵。”为以毒攻毒，宋子文就另一件事提出了抗议：当宋美龄赴美国时飞经印度，英、印当局并不知晓，事后英、印政府致信美国政府，抗议“偷运”宋美龄经过印度。宋子文认为：“对蒋夫人这样有身份的人，用这类语言是不可饶恕的，这是英政府的无礼和失态。”“已要求薛穆爵士收回那封信，因为不想将这件事报告委员长和蒋夫人而使事态恶化。”现在，宋子文也请哈里法克斯“将这件事向英王陛下大臣艾登汇报”。

　　 自中、英新约签署后，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他曾指示有关部门应尽量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因此，蒋介石希望宋美龄能够应英国邀请访英，在宋美龄决定不去英国后，他又希望宋美龄能够在美国与丘吉尔会面。但是宋美龄根据英国一贯表现判断去英国不可能有访美那样的效果，见丘吉尔也不能改变他的既定方针，与其出访无效果，不如拒绝，在丘吉尔面前表现出的傲慢态度，对他进行一个回击，作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太软弱。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无可厚非。

　　 但是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使英国很伤面子。克里浦斯爵士认为这“非常不幸……恐怕即使蒋夫人现在要来英国，英王、英后和首相也不欢迎了”。

　　 1943年7、8月间，为修复中、英关系，宋子文访问伦敦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一种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英国政府的如此反应，倒证明了宋美龄当初决策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