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人如果不承认自己的中华民族之一员，即意味着统治缺乏认受性，是一个外来政权。如果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那么势必要拆除种族隔离的藩篱。

每访锦官城，都会在宽窄巷子小酌。宽窄巷子刚改造好是川震后的2008年夏天，我第一次到访之时还疑惑，成都怎么会有这么多京式四合院建筑？当地朋友告我，这是当年的满城。成都满城即是前清时满洲八旗子弟居住的地方，因其地在战国少城遗址上，也称为“少城”。
成都宽窄巷子

少城有自己独立的城墙，在清朝时汉人不得进入。辛亥时，少城发生对满人的屠杀，之后不再是禁区，慢慢与成都汉城（相对“少城”也称为“大城”）融为一体。民国时即有不少达官贵胄在此居住。少城约占当时成都市区的五分之一，算是成都最美的地方。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描绘的生活场景，就在此地。现在少城仍有不少老建筑，为机关大院所有。

这样的满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比如北京，老城墙内即为满城。西安满城在城墙内东北角，广州满城在城西，太原满城在西南角。满城无疑是种族隔离的产物，有清一代，象征着旗人在国家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个城市的满城里，其语言以满语和京式汉语为主，与周边地区绝不类同，直到辛亥之后，这种隔离才被打破。

那么，在辛亥前后，种族隔离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辛亥革命与种族问题的关系到底为何？美国汉学家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一书，讨论了从太平天国之后到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的中国的满汉关系，并探究了其与辛亥革命的重度关联。而我则更关心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很多当下的民族事务都要追溯到彼时去找原因。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清朝的种族隔离不仅有阶层隔离，还有物理隔离。比如北京城，汉人是可以进去，日落就得出来。为什么现在老北京的著名小吃如卤煮火烧、炖吊子、羊蝎子之类的都是吃下水和骨头，因为净肉被送进满城里，城南的汉族穷苦百姓呢，就只能吃这些。满人占据大量土地，收房租地租，还另有饷银，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阶层。汉人做了二百年的低阶奴隶，怨气肯定不小。
老北京小吃炖吊子，重口味爱好

隔离本身即意味着对汉人的不信任，甚至在某些时候视为敌人。种族隔离当然也伴随着政治歧视，在政治精英的上升通道中，汉人通常要经历更多的考验。在司法、政治和经济诸领域，满人享有特权。举例说，有清一代，担任总督的汉人，72%有进士或者举人的功名，而满人只有33%，汉人始任总督平均年龄是56岁，满人是50岁。所谓的“满汉共治”只是一个公关话术而已。

汉族知识精英与清室的矛盾当然由来已久。清兵南下时，多尔衮和清室对汉族知识分子就不放心。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官僚因为平叛有功，搞洋务有功，弄出来一个“同光中兴”，纷纷在地方坐大，掌握兵权财权，进入满清朝廷的核心决策层。这反而让清室对汉族政治精英愈加提防。我们看看九个地方总督的更换频率就知道了。

清廷在1865年即允许满人可以出旗自谋生路，但种族隔离并未因此有所缓解。决策层开始认真讨论一般满人的生计问题，但同时又不断增加满洲权贵的权力。在满洲人眼里看起来，消弭满汉之界怎么都像要篡权夺班的节奏，是通房丫头要当正室的躁动。即便这些汉人官员的着眼点是为满清王朝续命，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梁启超在《清议报》的创刊号社论中，旗帜鲜明的提出“平满汉之界”的观点。他此时在日本已经观察到革命党人的纲领是“反满”。不得不说，早期革命党人跟光复会、天地会、三合会的关系，使得当时的反满革命主张带有浓厚的反清复明的色彩，革命几乎等于反满。总体而言，反满是革命派，反帝的才是改良派。



清议报第一册

清廷当然也不争气。满洲人既然把满洲作为进可南控中原的龙兴之地，当然也是作为退可自保的自给基地。同时基于敌视汉人的反汉立场，大约是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并没有太强烈的捍卫意愿，所以才会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这种说法，割地赔钱也相当大方。很多汉人把清廷称为“外国人的朝廷”，暗杀事件此起彼伏。

邹容在1905年的《革命军》里说，“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反满主义在民间颇有支持者。孙中山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要利用汉人反满的心理。袁世凯在1907年7月的上奏中就曾说，孙中山在海外散布清廷要灭绝汉人的谣言。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派的话语策略，辛亥革命当然是诞生于反满运动的。革命的种子之一就是民族鸿沟与民族压迫。否定满洲为中国之一部，进而认定满清是外来政权，以此消解其合法性。满汉问题，即汉人反满，满人排汉。反满的人要共和，排汉的人要专制。

芮玛丽教授曾经说“革命和民族问题无关”，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后，有大量的满洲人在各地被屠杀，这恰恰证明了辛亥革命的反满、排满性质，以及隐含的反向种族歧视的趋势。
满洲人是中华还是鞑虏？

对清廷而言，不管在入关之前还是之后，八旗制度乃是立国之本。满洲建立的八旗以及后来建立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既是政权结构，也是社会结构，既是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军事制度。八旗中不同的颜色享有不同的特权，是一个人、一个基层的身份标识，有明确的边界和规则。在立国之始，高效简练，入关如入无人之境。但有清二百多年之国祚，成之于八旗，亦毁之于八旗。



八旗铠甲

革命派以及改良派虽然政见不同，但八旗制度以及种族隔离却都是他们的靶子。所不同者，革命者要“驱除”之，而改良派则要求取消种族隔离。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要求旗人自谋职业，尝试对八旗制度稍作改革。正是这一条，触动了西太后敏感的神经。我们从百日维新之后的处理结果来看，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康有为流亡海外，六君子南门送斩，几乎都是主张满汉平权的汉人。

西太后随即搁置了八旗改革，但很快在辛丑条约之后又不得不面临改革。此后，张之洞、周馥等人在慈禧面前力陈种族隔离之弊端，后者终于下决心“化去满汉畛域”。1902年，慈禧下旨，允许满汉通婚。可是直到1907年上半年，满汉高官之间才有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通婚，大学士那桐（就是题写“清华园”的那位），把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

慈禧态度的转变，除了内部有改革派和形势的压力，也有海外“驱除鞑虏”的舆论压力。慈禧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满汉一体，并无偏见”。她还在张之洞的建议下，废除了满人对八旗系统的职位垄断，比如汉人军官程德全任齐齐哈尔副都统，前述的李国杰任驻防广州的汉军八旗副都统，汉人冯国璋任署理蒙古正黄旗副都统，都是副职。

彼时，1902年前后，梁启超、章太炎刚刚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大意是华夏族，即炎黄子孙，以长城以内中原地带的汉族为主。中华者也，中央之地所居之华族也。而以慈禧为首的满洲高层，立刻要面对一个问题：满洲人属不属于中华民族？旗人是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大问题，关涉权力、疆域、身份认同、民族统合与国家转型。

“中华民族”这个词，从一出现，即成为官方和反对派竞相阐释的热词。1907年，恒钧、乌泽声等留学日本的满蒙旗人，在日本创办《大同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事实上，满汉两造均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概念，谁阐释这个词，就掌握了主动权。中国在现代转型中，从多元民族到一体的转变，即从这里开始。

满洲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即意味着统治缺乏认受性（暂不用“合法性”这个词），是一个外来政权。如果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那么势必要拆除种族隔离的藩篱。清廷选择了后一种，这就是立宪运动中“五族一体”被清廷接受的原因，成为官方的族群政策。这一态度后来体现在清帝的退位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清廷在此刻，必须收起“量中华之物力”那种自外于中国的傲慢态度。清廷入关以来，从来未曾使用过“华”或者“夏”来自称，那是汉人的专属。此刻则必须用弥合满汉矛盾、阐释中华民族的方式，来应对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诘难，即是说“满洲人并非鞑虏，而是中华”，用以消解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动员，这次关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交手，可说是近代中国国族意识诞生之始。

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因刺杀满洲王公被捕，在监狱中，肃亲王善耆告诉汪精卫说，他常年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民报鼓吹的三民主义太狭隘了，建议改为“五族大同”。这恰恰是前述旗人主办的《大同报》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是清廷高层还是革命党，都在思考中央王朝如何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问题。

民报创刊号
一国多制的帝国与民国

“五族共和”来之不易。以前是满人排汉，汉人排满。现在双方有一个共同的词汇叫“五族一体”，清廷高层的满洲人也认为满洲人属于中华，但中华要由满洲人来统治，易言之，中国是满洲人的中国，方案是立宪。革命派好不容易认为满洲人属于中华，但满洲人要下台，易言之，中国是汉人的中国，方案是革命。所以种族问题并不简单是种族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以为清廷的覆亡有一个原因，就是从未真正意识到种族隔离其实是个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种族问题。从百日维新到预备立宪的将近十年间，清廷一直在试图修复满汉关系，即使在修复过程中伴随着继续伤害。清廷没有意识到，革命党的“排满革命”因为“五族一体”的提出，已经变成“国民革命”。清廷接受了五族一体去化解革命，但接受之后，革命却骤然升级了。统治者从来都是慢半拍，形势总是比人强。

从立宪转为革命，表面看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不同进路，然而这不同进路意味着，中国人的效忠对象从“满洲”变为“中国”。尤其是民国肇建之后，传统的中央王朝摇身一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继承了清廷的法统，“中国”从一个文明概念转变为一个地域国家概念。而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实体国家的国号叫做“中国”。帝国在过去是一统垂裳的文明体，而从此成为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

大清帝国的疆域，除了中国本部之外，还囊括满、蒙、回疆、西藏，这些地方与中原地区一样，都臣服于清廷。只不过，汉区由行省督抚管治，满人由八旗管治，回疆和藏区由理藩院管治。按照石之瑜教授的说法，中国本部是十八省的汉区，外围中国则是满、蒙、疆、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当中国强大的时候，本部和外围抟为一体，当积贫积弱之时，外围中国对中国本部的认受性会降低，离心力会增加。所以，由满洲统治的清帝国过渡到中原汉人统治的中华民国之时，满、蒙、疆、藏对北京政权的挑战就非常明显。
清前期中国地图

这种挑战，也与辛亥革命的反满性质有关。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在南京谒明孝陵，祭奠朱元璋。这无疑使得辛亥革命带有改朝换代的意味，甚至是反清复明的意味。孙中山奠都金陵，就有北伐异族、向朱元璋致敬的因素，这当然需要更进一步的明证。1912年1月17日清廷朝会中，文武百官、王公大臣均同意和平退位，唯有蒙古王公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反对，表示要抵抗到底。其理由即是，担心俄国会挑唆蒙古独立。

蒙古、西藏两个地方，清廷没有像中国内地那样敷之以行省制度，而是利用藏传佛教的体制以及理藩院来管治，过去称之为“以教统政”。前藏的拉萨和后藏的日喀则有两位大活佛，外蒙古有哲布尊丹巴活佛，内蒙古有章嘉呼图克图，藏传佛教地区，就是这四位大活佛的领地。活佛们与满洲皇帝的关系是“供施关系”，不是严格意义上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

当北京的皇帝被赶下台时，四大活佛与满洲皇帝的关系中止，中华民国继承了满清的法统，但需要重新厘清与外围中国的关系。革命政府对满洲王室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其实骨子里还是没有把满洲当自己人看。至于西藏，都没有时间顾及。西藏问题的根子其实埋在一百年前，即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积极重新界定北京与西藏的关系，口头的宣示是不管用的。

从唐蕃关系去看，帝国的概念里没有边界。晚清-民国处于现代性转型的初期，刚刚明白国家疆域、边界这个东西，问题就接踵而来。清廷在割地赔款的时候不太心疼，我也以为与清廷对中原的土地不上心有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里面的那个“中华”，就是汉人的中原。于是，早先当权的满洲人不拿汉人土地当回事，后来汉人政权不拿满洲人当自己人。

西藏和蒙古过去是与清廷及皇室连结的，不管是供施还是效忠，至少在形式上连结是紧密的。现在满洲王室享受“外国君主”之待遇，连结被中断了，那如何向并不支持藏传佛教的革命党人、向以汉人官僚为主的北洋政权表达与北京的新关系呢？拉萨方面选择了回避，后来采取了更激进的做法，而外蒙古则在苏联的挑唆之下宣布独立。
承德是清王朝统治外围中国的中心

从北京到新京

再来看满洲人，既是辛亥革命的牺牲品，亦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武昌那第一枪打响后，叫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杀戮满官旗人”。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在武昌城内屠杀四大满姓家族。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里说，被抓到的满人，会要求他们读“666”这个数字，如果读不出L的音，就会被视为满人，从而难逃噩运。武昌士绅联名向军政府上书要求禁止部队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但被拒绝。

在大部分八旗驻防城市，都发生了针对满人的大屠杀。革命军用各种检测标准去判断被抓住的人是否是满人，比如是否有北京官话口音（普通话的英文mandarin，有一说即“满大人的话”），女性是否天足（满洲女性不裹脚），姓氏是否满姓等等，以至于有很多满洲女性开始缠足，并且改穿汉人服饰，这个时候也兴起了满姓改汉姓的风潮。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激进的革命党人表示，对满洲人过于宽容了。

从民族主义的理路去看辛亥革命，满洲人为应对革命，主动宣示自身是“中华民族”之一员，而革命后的汉人政权，即便在文宣上鼓吹“五族共和”，但始终没有真正的去实现民族之间的大和解。温宗尧、伍廷芳等人在南北会谈时为了回应外国人的质疑，曾经发出一封英文公开信，表示要保证皇室及所有满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但事实上并未做到。

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党人急于要求清帝退位，故而在退位协议中满足了清廷相当多的要价。比如保留皇帝称号，继续住在紫禁城，共和政府负责光绪陵墓的修建等等。在字斟句酌的南北议和条文中，袁世凯在未经南方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增加了一个附加条件，隆裕太后“全权委托”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袁氏作为南北之间的中介人，最终成为民国第一位实任总统

于是，南方革命政府以岁入1%的代价，避免了军事对抗和夜长梦多的外部干涉，同时又允诺为旗人继续发俸，只不过是为了清帝早日退位。这种小代价换取的革命成果，更像是一场改良运动，有相当鸡贼的成分。此后，逊帝居于故宫，周边游走各类前朝旧宦以及宗社党人，也埋下了复辟的种子。虽然隆裕太后不断向共和政府表示，保皇派的活动与皇帝本人无关，但后来张勋、康有为的复辟则破坏了清室和共和政府之间脆弱的信任。

此外，在共和政府里，满人遭受各种排挤，社会上到处都是对满人的仇视。1912年的两院制国会862位议员，只有三位名字像满人。虽说是五族共和，但其实满人除了清室备受关注之外，普通满人的权利很难得到保护。一些地方当局需要用布告的形式禁止公众歧视满人。满人的民族认同感不断被侵蚀，但越是如此，反弹也就越强烈。民族的认同与不断建构，往往建立在民族压迫当中。在言论自由的北京，呼吁复辟的声音自然此起彼伏。

张勋复辟使得双方之间的优待协议从逻辑上失效，共和政府的许多人要求取消优待条件，以惩罚清室。这件事还在胶着之中的时候，1922年冬天宣统皇帝大婚，整个北京城龙旗飘扬，几位国会议员异常愤怒。冯玉祥进入北京两周后，强加给清室一套新的优待条款，比如永远放弃皇帝头衔，一次性付清200万元，接管公有财产等，清室被立即赶出故宫。唐绍仪和胡适对冯玉祥这一做法也很愤怒，因为未经谈判，在程序上是不正义的。

接下来的东陵事件令清室和满人彻底对共和政府丧失了信心，而承诺的旗人饷银早已停发。这两件事表明，不管是清室还是普通满人，满人以后要靠自己了。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更认为满人事务是北洋留下的旧问题，只有更加漠视。这时候，日本人趁虚而入，并且获得清室一部分人的认可，这就不难理解了。保皇派领袖、清室成员溥伟，在沈阳喊出了“满人治满”的口号。

1907年东三省开放为行省，汉人官员徐世昌为第一任总督，东北解禁。五族共和之后，由于满人散落在中国全国各地，并不像蒙、藏各族有自己的地盘，因而没有自己的自治区域，蒙古八旗可以退回蒙古，可是满人无法退回龙兴之地，只能依赖外力。东三省恢复满文满语，对满人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等到宣统秘密到了长春的时候，一个在东北亚的小帝国已经在酝酿之中。
长春溥仪办公地

这个自康乾盛世之后形成的“一国多制”的大帝国体系，在辛亥那一刻宣告了破产。汉人的共和政府声称继承了清廷的法统，但又没有能力继续维持一国多制的局面，在民族地区着墨甚少，但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出兵蒙古。这可以和江华条约之后袁世凯出兵朝鲜相比。前者是为了维系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疆域，而后者则是维系天下朝贡体制。总之，北洋对民族区域的问题，呈现一种有心而无力的状态。

看似小代价完成的辛亥革命，其实付出了极为惨重历史代价。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此，民族革命加剧了民族问题。此后，国、共两党以“中华民族”为革命语言，主导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满洲人如果不承认自己的中华民族之一员，即意味着统治缺乏认受性，是一个外来政权。如果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那么势必要拆除种族隔离的藩篱。

每访锦官城，都会在宽窄巷子小酌。宽窄巷子刚改造好是川震后的2008年夏天，我第一次到访之时还疑惑，成都怎么会有这么多京式四合院建筑？当地朋友告我，这是当年的满城。成都满城即是前清时满洲八旗子弟居住的地方，因其地在战国少城遗址上，也称为“少城”。
成都宽窄巷子

少城有自己独立的城墙，在清朝时汉人不得进入。辛亥时，少城发生对满人的屠杀，之后不再是禁区，慢慢与成都汉城（相对“少城”也称为“大城”）融为一体。民国时即有不少达官贵胄在此居住。少城约占当时成都市区的五分之一，算是成都最美的地方。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描绘的生活场景，就在此地。现在少城仍有不少老建筑，为机关大院所有。

这样的满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比如北京，老城墙内即为满城。西安满城在城墙内东北角，广州满城在城西，太原满城在西南角。满城无疑是种族隔离的产物，有清一代，象征着旗人在国家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个城市的满城里，其语言以满语和京式汉语为主，与周边地区绝不类同，直到辛亥之后，这种隔离才被打破。

那么，在辛亥前后，种族隔离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辛亥革命与种族问题的关系到底为何？美国汉学家路康乐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一书，讨论了从太平天国之后到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的中国的满汉关系，并探究了其与辛亥革命的重度关联。而我则更关心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很多当下的民族事务都要追溯到彼时去找原因。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清朝的种族隔离不仅有阶层隔离，还有物理隔离。比如北京城，汉人是可以进去，日落就得出来。为什么现在老北京的著名小吃如卤煮火烧、炖吊子、羊蝎子之类的都是吃下水和骨头，因为净肉被送进满城里，城南的汉族穷苦百姓呢，就只能吃这些。满人占据大量土地，收房租地租，还另有饷银，是体制内既得利益阶层。汉人做了二百年的低阶奴隶，怨气肯定不小。
老北京小吃炖吊子，重口味爱好

隔离本身即意味着对汉人的不信任，甚至在某些时候视为敌人。种族隔离当然也伴随着政治歧视，在政治精英的上升通道中，汉人通常要经历更多的考验。在司法、政治和经济诸领域，满人享有特权。举例说，有清一代，担任总督的汉人，72%有进士或者举人的功名，而满人只有33%，汉人始任总督平均年龄是56岁，满人是50岁。所谓的“满汉共治”只是一个公关话术而已。

汉族知识精英与清室的矛盾当然由来已久。清兵南下时，多尔衮和清室对汉族知识分子就不放心。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官僚因为平叛有功，搞洋务有功，弄出来一个“同光中兴”，纷纷在地方坐大，掌握兵权财权，进入满清朝廷的核心决策层。这反而让清室对汉族政治精英愈加提防。我们看看九个地方总督的更换频率就知道了。

清廷在1865年即允许满人可以出旗自谋生路，但种族隔离并未因此有所缓解。决策层开始认真讨论一般满人的生计问题，但同时又不断增加满洲权贵的权力。在满洲人眼里看起来，消弭满汉之界怎么都像要篡权夺班的节奏，是通房丫头要当正室的躁动。即便这些汉人官员的着眼点是为满清王朝续命，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梁启超在《清议报》的创刊号社论中，旗帜鲜明的提出“平满汉之界”的观点。他此时在日本已经观察到革命党人的纲领是“反满”。不得不说，早期革命党人跟光复会、天地会、三合会的关系，使得当时的反满革命主张带有浓厚的反清复明的色彩，革命几乎等于反满。总体而言，反满是革命派，反帝的才是改良派。



清议报第一册

清廷当然也不争气。满洲人既然把满洲作为进可南控中原的龙兴之地，当然也是作为退可自保的自给基地。同时基于敌视汉人的反汉立场，大约是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并没有太强烈的捍卫意愿，所以才会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这种说法，割地赔钱也相当大方。很多汉人把清廷称为“外国人的朝廷”，暗杀事件此起彼伏。

邹容在1905年的《革命军》里说，“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故今日强也，亦满人强耳，于我汉人无与焉，故今日富也，亦满人富耳，于我汉人无与焉。”反满主义在民间颇有支持者。孙中山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要利用汉人反满的心理。袁世凯在1907年7月的上奏中就曾说，孙中山在海外散布清廷要灭绝汉人的谣言。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派的话语策略，辛亥革命当然是诞生于反满运动的。革命的种子之一就是民族鸿沟与民族压迫。否定满洲为中国之一部，进而认定满清是外来政权，以此消解其合法性。满汉问题，即汉人反满，满人排汉。反满的人要共和，排汉的人要专制。

芮玛丽教授曾经说“革命和民族问题无关”，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之后，有大量的满洲人在各地被屠杀，这恰恰证明了辛亥革命的反满、排满性质，以及隐含的反向种族歧视的趋势。
满洲人是中华还是鞑虏？

对清廷而言，不管在入关之前还是之后，八旗制度乃是立国之本。满洲建立的八旗以及后来建立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既是政权结构，也是社会结构，既是政治制度，也是社会制度、军事制度。八旗中不同的颜色享有不同的特权，是一个人、一个基层的身份标识，有明确的边界和规则。在立国之始，高效简练，入关如入无人之境。但有清二百多年之国祚，成之于八旗，亦毁之于八旗。



八旗铠甲

革命派以及改良派虽然政见不同，但八旗制度以及种族隔离却都是他们的靶子。所不同者，革命者要“驱除”之，而改良派则要求取消种族隔离。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要求旗人自谋职业，尝试对八旗制度稍作改革。正是这一条，触动了西太后敏感的神经。我们从百日维新之后的处理结果来看，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康有为流亡海外，六君子南门送斩，几乎都是主张满汉平权的汉人。

西太后随即搁置了八旗改革，但很快在辛丑条约之后又不得不面临改革。此后，张之洞、周馥等人在慈禧面前力陈种族隔离之弊端，后者终于下决心“化去满汉畛域”。1902年，慈禧下旨，允许满汉通婚。可是直到1907年上半年，满汉高官之间才有了历史上的第一次通婚，大学士那桐（就是题写“清华园”的那位），把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

慈禧态度的转变，除了内部有改革派和形势的压力，也有海外“驱除鞑虏”的舆论压力。慈禧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满汉一体，并无偏见”。她还在张之洞的建议下，废除了满人对八旗系统的职位垄断，比如汉人军官程德全任齐齐哈尔副都统，前述的李国杰任驻防广州的汉军八旗副都统，汉人冯国璋任署理蒙古正黄旗副都统，都是副职。

彼时，1902年前后，梁启超、章太炎刚刚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大意是华夏族，即炎黄子孙，以长城以内中原地带的汉族为主。中华者也，中央之地所居之华族也。而以慈禧为首的满洲高层，立刻要面对一个问题：满洲人属不属于中华民族？旗人是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个很难破解的大问题，关涉权力、疆域、身份认同、民族统合与国家转型。

“中华民族”这个词，从一出现，即成为官方和反对派竞相阐释的热词。1907年，恒钧、乌泽声等留学日本的满蒙旗人，在日本创办《大同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事实上，满汉两造均意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概念，谁阐释这个词，就掌握了主动权。中国在现代转型中，从多元民族到一体的转变，即从这里开始。

满洲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即意味着统治缺乏认受性（暂不用“合法性”这个词），是一个外来政权。如果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那么势必要拆除种族隔离的藩篱。清廷选择了后一种，这就是立宪运动中“五族一体”被清廷接受的原因，成为官方的族群政策。这一态度后来体现在清帝的退位诏书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清廷在此刻，必须收起“量中华之物力”那种自外于中国的傲慢态度。清廷入关以来，从来未曾使用过“华”或者“夏”来自称，那是汉人的专属。此刻则必须用弥合满汉矛盾、阐释中华民族的方式，来应对革命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诘难，即是说“满洲人并非鞑虏，而是中华”，用以消解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动员，这次关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交手，可说是近代中国国族意识诞生之始。

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因刺杀满洲王公被捕，在监狱中，肃亲王善耆告诉汪精卫说，他常年是《民报》的忠实读者，民报鼓吹的三民主义太狭隘了，建议改为“五族大同”。这恰恰是前述旗人主办的《大同报》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是清廷高层还是革命党，都在思考中央王朝如何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问题。

民报创刊号
一国多制的帝国与民国

“五族共和”来之不易。以前是满人排汉，汉人排满。现在双方有一个共同的词汇叫“五族一体”，清廷高层的满洲人也认为满洲人属于中华，但中华要由满洲人来统治，易言之，中国是满洲人的中国，方案是立宪。革命派好不容易认为满洲人属于中华，但满洲人要下台，易言之，中国是汉人的中国，方案是革命。所以种族问题并不简单是种族问题，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以为清廷的覆亡有一个原因，就是从未真正意识到种族隔离其实是个政治问题，而不单纯是种族问题。从百日维新到预备立宪的将近十年间，清廷一直在试图修复满汉关系，即使在修复过程中伴随着继续伤害。清廷没有意识到，革命党的“排满革命”因为“五族一体”的提出，已经变成“国民革命”。清廷接受了五族一体去化解革命，但接受之后，革命却骤然升级了。统治者从来都是慢半拍，形势总是比人强。

从立宪转为革命，表面看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不同进路，然而这不同进路意味着，中国人的效忠对象从“满洲”变为“中国”。尤其是民国肇建之后，传统的中央王朝摇身一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继承了清廷的法统，“中国”从一个文明概念转变为一个地域国家概念。而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一个实体国家的国号叫做“中国”。帝国在过去是一统垂裳的文明体，而从此成为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

大清帝国的疆域，除了中国本部之外，还囊括满、蒙、回疆、西藏，这些地方与中原地区一样，都臣服于清廷。只不过，汉区由行省督抚管治，满人由八旗管治，回疆和藏区由理藩院管治。按照石之瑜教授的说法，中国本部是十八省的汉区，外围中国则是满、蒙、疆、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当中国强大的时候，本部和外围抟为一体，当积贫积弱之时，外围中国对中国本部的认受性会降低，离心力会增加。所以，由满洲统治的清帝国过渡到中原汉人统治的中华民国之时，满、蒙、疆、藏对北京政权的挑战就非常明显。
清前期中国地图

这种挑战，也与辛亥革命的反满性质有关。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在南京谒明孝陵，祭奠朱元璋。这无疑使得辛亥革命带有改朝换代的意味，甚至是反清复明的意味。孙中山奠都金陵，就有北伐异族、向朱元璋致敬的因素，这当然需要更进一步的明证。1912年1月17日清廷朝会中，文武百官、王公大臣均同意和平退位，唯有蒙古王公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反对，表示要抵抗到底。其理由即是，担心俄国会挑唆蒙古独立。

蒙古、西藏两个地方，清廷没有像中国内地那样敷之以行省制度，而是利用藏传佛教的体制以及理藩院来管治，过去称之为“以教统政”。前藏的拉萨和后藏的日喀则有两位大活佛，外蒙古有哲布尊丹巴活佛，内蒙古有章嘉呼图克图，藏传佛教地区，就是这四位大活佛的领地。活佛们与满洲皇帝的关系是“供施关系”，不是严格意义上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

当北京的皇帝被赶下台时，四大活佛与满洲皇帝的关系中止，中华民国继承了满清的法统，但需要重新厘清与外围中国的关系。革命政府对满洲王室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其实骨子里还是没有把满洲当自己人看。至于西藏，都没有时间顾及。西藏问题的根子其实埋在一百年前，即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积极重新界定北京与西藏的关系，口头的宣示是不管用的。

从唐蕃关系去看，帝国的概念里没有边界。晚清-民国处于现代性转型的初期，刚刚明白国家疆域、边界这个东西，问题就接踵而来。清廷在割地赔款的时候不太心疼，我也以为与清廷对中原的土地不上心有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里面的那个“中华”，就是汉人的中原。于是，早先当权的满洲人不拿汉人土地当回事，后来汉人政权不拿满洲人当自己人。

西藏和蒙古过去是与清廷及皇室连结的，不管是供施还是效忠，至少在形式上连结是紧密的。现在满洲王室享受“外国君主”之待遇，连结被中断了，那如何向并不支持藏传佛教的革命党人、向以汉人官僚为主的北洋政权表达与北京的新关系呢？拉萨方面选择了回避，后来采取了更激进的做法，而外蒙古则在苏联的挑唆之下宣布独立。
承德是清王朝统治外围中国的中心

从北京到新京

再来看满洲人，既是辛亥革命的牺牲品，亦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武昌那第一枪打响后，叫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杀戮满官旗人”。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在武昌城内屠杀四大满姓家族。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里说，被抓到的满人，会要求他们读“666”这个数字，如果读不出L的音，就会被视为满人，从而难逃噩运。武昌士绅联名向军政府上书要求禁止部队进入民宅搜索满人，但被拒绝。

在大部分八旗驻防城市，都发生了针对满人的大屠杀。革命军用各种检测标准去判断被抓住的人是否是满人，比如是否有北京官话口音（普通话的英文mandarin，有一说即“满大人的话”），女性是否天足（满洲女性不裹脚），姓氏是否满姓等等，以至于有很多满洲女性开始缠足，并且改穿汉人服饰，这个时候也兴起了满姓改汉姓的风潮。可是即便如此，仍然有激进的革命党人表示，对满洲人过于宽容了。

从民族主义的理路去看辛亥革命，满洲人为应对革命，主动宣示自身是“中华民族”之一员，而革命后的汉人政权，即便在文宣上鼓吹“五族共和”，但始终没有真正的去实现民族之间的大和解。温宗尧、伍廷芳等人在南北会谈时为了回应外国人的质疑，曾经发出一封英文公开信，表示要保证皇室及所有满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但事实上并未做到。

与此同时，由于革命党人急于要求清帝退位，故而在退位协议中满足了清廷相当多的要价。比如保留皇帝称号，继续住在紫禁城，共和政府负责光绪陵墓的修建等等。在字斟句酌的南北议和条文中，袁世凯在未经南方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增加了一个附加条件，隆裕太后“全权委托”袁世凯组建临时共和政府。袁氏作为南北之间的中介人，最终成为民国第一位实任总统

于是，南方革命政府以岁入1%的代价，避免了军事对抗和夜长梦多的外部干涉，同时又允诺为旗人继续发俸，只不过是为了清帝早日退位。这种小代价换取的革命成果，更像是一场改良运动，有相当鸡贼的成分。此后，逊帝居于故宫，周边游走各类前朝旧宦以及宗社党人，也埋下了复辟的种子。虽然隆裕太后不断向共和政府表示，保皇派的活动与皇帝本人无关，但后来张勋、康有为的复辟则破坏了清室和共和政府之间脆弱的信任。

此外，在共和政府里，满人遭受各种排挤，社会上到处都是对满人的仇视。1912年的两院制国会862位议员，只有三位名字像满人。虽说是五族共和，但其实满人除了清室备受关注之外，普通满人的权利很难得到保护。一些地方当局需要用布告的形式禁止公众歧视满人。满人的民族认同感不断被侵蚀，但越是如此，反弹也就越强烈。民族的认同与不断建构，往往建立在民族压迫当中。在言论自由的北京，呼吁复辟的声音自然此起彼伏。

张勋复辟使得双方之间的优待协议从逻辑上失效，共和政府的许多人要求取消优待条件，以惩罚清室。这件事还在胶着之中的时候，1922年冬天宣统皇帝大婚，整个北京城龙旗飘扬，几位国会议员异常愤怒。冯玉祥进入北京两周后，强加给清室一套新的优待条款，比如永远放弃皇帝头衔，一次性付清200万元，接管公有财产等，清室被立即赶出故宫。唐绍仪和胡适对冯玉祥这一做法也很愤怒，因为未经谈判，在程序上是不正义的。

接下来的东陵事件令清室和满人彻底对共和政府丧失了信心，而承诺的旗人饷银早已停发。这两件事表明，不管是清室还是普通满人，满人以后要靠自己了。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更认为满人事务是北洋留下的旧问题，只有更加漠视。这时候，日本人趁虚而入，并且获得清室一部分人的认可，这就不难理解了。保皇派领袖、清室成员溥伟，在沈阳喊出了“满人治满”的口号。

1907年东三省开放为行省，汉人官员徐世昌为第一任总督，东北解禁。五族共和之后，由于满人散落在中国全国各地，并不像蒙、藏各族有自己的地盘，因而没有自己的自治区域，蒙古八旗可以退回蒙古，可是满人无法退回龙兴之地，只能依赖外力。东三省恢复满文满语，对满人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等到宣统秘密到了长春的时候，一个在东北亚的小帝国已经在酝酿之中。
长春溥仪办公地

这个自康乾盛世之后形成的“一国多制”的大帝国体系，在辛亥那一刻宣告了破产。汉人的共和政府声称继承了清廷的法统，但又没有能力继续维持一国多制的局面，在民族地区着墨甚少，但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出兵蒙古。这可以和江华条约之后袁世凯出兵朝鲜相比。前者是为了维系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疆域，而后者则是维系天下朝贡体制。总之，北洋对民族区域的问题，呈现一种有心而无力的状态。

看似小代价完成的辛亥革命，其实付出了极为惨重历史代价。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此，民族革命加剧了民族问题。此后，国、共两党以“中华民族”为革命语言，主导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