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蒋经国奉命前往上海控制通涨，虽发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豪言壮语，但最终铩羽而归，被打疼的也不是老虎，反是普通民众。

何以如此？
一、改革设计上的缺陷

为抑制通胀、控制物价，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决定进行货币改革，用新的金圆券，来代替已丧失了信用的法币，此即所谓的“金圆券改革”。

金圆券改革大体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强制民间交出真金白银，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以金圆券将其收归国有，逾期不兑换者被发现一律没收；（2）冻结公私员工的薪水，不许其继续按生活指数的变化调整，以控制民间的货币总量；（3）限制物价增长，尤其是城市日用品的价格；（4）对沪津穗汉四地的公私仓库进行封锁检查，以控制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这些看似合理的改革内容，落实到具体操作时，却存在诸多设计上的缺陷。比如，为防止有权力背景的豪门大户隐匿黄金与外币，方案的设计者王云五曾提出一项计划：


“金圆券发行前若干日，将沪津穗汉四市之商业银行行库及各银行出租保管箱一律暂行封锁。”



如此，豪门大户与普通民众存入银行的金银外币，都将被“收归国有”，一体兑换为金圆券。但该提案交上去后，讨论的结果却是被删除——事实上，不光此条提案，原设计草案中影响到豪门大户利益的地方，大多遭到了软化或删除。




图：金圆券样本6种

国民政府最终公布的金圆券改革方案规定：
（1）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限期在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
（2）金银及外国币券国有，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黄金1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兑金圆券3元，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美金1元换金圆券4元。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
（3）限令人民在国外存放款项必需向政府登记，违者严惩。
（4）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不得超过1948年8月19日标准，废除公教人员与职工按生活指数调查薪资的办法，禁止罢工、怠工和企业关闭。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



改革方案虽然一派杀气腾腾的模样，但如前所述，因为在制度设计上缺乏对豪门大户的强制性管控措施，这种杀气腾腾，最终主要落在了普通民众身上，一如王云五所感慨的那般：“（民间）说此次售给政府的黄金外币，大多出自老百姓和小商人，而真正的大户豪门仍然漏网。”
二、收兑金银成效显著

要想获取民众信任，使民众自愿将手中的真金白银兑换成金圆券，首要之务是政府必须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而要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首要之务又是对核心城市的经济实施有效管制，使其物品价格保持稳定、物资供给保持充足。

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曾派出重要官员分赴重要城市。天津是张厉生，王抚洲协同；广州是宋子文，霍宝树协同；最重要的上海，则由蒋经国坐镇。


蒋经国到上海后，将抑制物价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将“资本家和大商人”确定为上海物价不稳的罪魁祸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蒋经国如此写道：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

“严惩坏头”的铁腕手段，使上海的金银收兑成效居于全国首位。因惧怕惩罚，普通市民大多“主动”前往银行排队，将手中的黄金与美钞兑换为金圆券。如《大公报》1948年8月25日报道：
“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



图：南京《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9期的报道《人民支持新币：市民踊跃兑换金圆券》

普通民众手里的黄金与外汇终究有限，企业家与商业银行所掌握的才是大宗。欲从这些人手中拿走真金白银，就不那么容易了。蒋经国曾在自己的办公室日夜轮番接见上海的企业主，劝说他们将黄金白银与外币拿出来；作为回应，宁波帮商人刘鸿生，曾拿出800根金条与250万美元（刘的企业也随之基本瘫痪）。但如刘鸿生者终究是少数，蒋经国在上海收兑到的金银，仍主要来自普通民众。一如中经新闻社当日的报道所言：
“工商界某权威者对收兑黄金美钞事，向记者发表观感称：自‘八一九’新经济政策实行迄今，每日均有大量黄金美钞，由市民手中流入国行，该项兑换成绩极佳，足证国民对政府发行新市制金圆券之信任拥护。但未闻豪门与官僚大资本家出兑其所藏之黄金美钞，显系该项人等有特殊地位，不必出兑，否则即系此种人物不信任金圆券之流通，故意欺骗老百姓。”

蒋经国在上海一共收兑了多少黄金白银？据他自己讲：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
三、物资供给严重不足

如前所述，收兑金银与外币并不是金圆券改革的目的，而只是改革的手段。改革真正希望达成的，是金圆券获得民众的信任，成为新的法定货币，进而促成经济的回稳。要做到这些，除了收兑金银与外币，还必须保障物资的供给、维持物价的稳定。

遗憾的是，上海收兑金银与外币的成绩全国第一，维持物价稳定也颇有成效（到该年9月底，上海物价基本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8月19日底线），但在保障物资的供给方面，却做得很不到位——收兑金银与限制物价，需要的是当局拿出铁腕手段；而保障物资供给，则无非两条路径：（1）当局掌控者巨量的物资，可用于市场投放；（2）当局遵循经济规律，促成社会生产出足够的商品。但这两条路径，在当时都未得到贯彻。

物资供给不足与限价政策被严格落实，导致很多小商贩为了不赔本，采取了阴阳两手策略。比如，《大公报》记者暗访鸡蛋市场后，从摊贩口中得知：
“按限价卖是没有赚头的，他们一早卖的是新鲜鸡蛋，照市场价卖。到九点钟检查的人来了，就把新鲜蛋收起来，拿些陈鸡蛋按限价卖，摆摆样子。”（《大公报》1948年8月28日）

物资供给不足，还导致相当数量的企业陷入原料短缺的困境。据《观察》杂志的报道，因原料来自无法实施物价管制的乡村，很多上海企业的生产已陷入停滞，9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与蒋经国面对面交流，钢铁业、毛纺织业、纺线业、印刷业等行业的代表，明确对蒋经国提出因原料来源困难，企业快活不下去了。



图： 《新闻天地1948年第50期刊文《蒋经国寂寞烦恼》，称其在上海“没有获得真正有力的共鸣和支持”，并称在他的管制下，上海成了“经济的孤岛”，“减产百分之三十”。

生产业的困境，也连锁影响到了零售业。据时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李承基回忆：
“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稳定，货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圆券，但有个苦恼的隐忧，货物出售后，补不进来，因为许多厂商由于没有原料，无法继续生产，以致停工待料。根据经济原则，货物总是流向价高的地方，如果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运来上海，而费时费事？……当局只知管制物价，完全忽略对游资的疏导、对物资的调节和鼓励生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盘计划。”

当局在收兑与限价上不遗余力，在保障物资供给上则乏善可陈，其直接结果是：

（1）非限价地区的原料不愿进入上海。

（2）非限价地区的商品不愿进入上海。

（3）上海企业利用昔日储存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商品，为了不亏本，也不愿在限价的上海本地销售，而是想方设法将之运往不限价地区。

为防范物资外流，上海当时实施了“仓库封存政策”，到了特定时间会有政府中人前往检查封锁仓库。作为应对，很多企业选择不往仓库中储存货物，如在上海开五金杂货店的曹仲植说，“我们仓库内，都不敢存货，连夜将所有货物都卖往天津，因为那里不打老虎”。晚上仓库封锁后，是上海货运最热闹的时刻，企业纷纷连夜将货物运往郊外，《观察》杂志将之形容为“恍如战时逃警报”。

以上种种行为，均进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资短缺。而之所以出现这些行为，其根源又在于金圆券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一味迷信权力的高压，而无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的买卖。这种困境光靠“打虎”是解决不了的，吴国桢就曾明言，“即使（蒋经国）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
四、乱捕乱判与乱杀

当局既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资供给，又不惜违背经济规律，一味追求严厉的收兑与限价政策，其所能依赖的手段，自然只剩下暴力高压。

为维持这种暴力高压，蒋经国设立了特别刑事法庭，专门用来审判、惩处“大老虎”。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曾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物资被判八个月徒刑。

但并非所有被特别刑事法庭判决有罪的“奸商”都真的有罪。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过多起乱捕乱判乱杀的案例。比如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被捕，是因为他拿外汇从埃及购买原材料棉花，而按规定，荣不可以存留外汇，必须全部上交：
“当改革走向崩溃时，蒋经国试图以最严厉的措施力挽狂澜，到处抓人送到特刑庭，按照它的判决有6个人被处决。最大的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他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因他用外汇从埃及购买棉花。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向蒋经国，而是向蒋介石大胆直言了，我说他由于无法继续从中国内地弄到棉花，所以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必要。尽管如此，荣却被判了7年监禁，他一直到政府最后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取消以前的规定，才被释放。”



图：《自由天地》杂志1948年第4期刊文《蒋经国打“虎”记》

银行从业者李铭差点被逮捕，则是因为当局认定他有3000万美元的外汇；吴国桢认为李的银行资本总共只有500万美元，他不可能交得出3000万美元，并为了找到蒋介石打抱不平：
“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改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拿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他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

吴国桢还提到，到了“上海打虎”的晚期，因为“局势越来越表明改革将会失败”，暴力措施也随之“越来越具有镇压性，有几个违犯者被枪决了，尽管证据不足”。

普通民众没有在“打虎”期间得到好处，民营工商业者也没有。唯一的到了好处的，或许是某些执法者。吴国桢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些执法者身着便衣，见到一个表店中陈列着许多表，便会走进去说要全部按冻结的价格买下，当店主拒绝时，执法者便会出示自己的证件，“威胁要立即逮捕他，因为他拒绝按限定价格售货”，店主只好将商品卖出，得到一堆很快就会一文不值的金圆券。
五、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

1948年10月，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金圆券改革，终于开始崩溃。当局宣布放弃部分商品的限价规定，对卷烟、洋牌酒、国产酒类、烟叶等七种货品增加税额，允许销售者将税额加入到售价当中。上海市民担心这七种商品的涨价只是一个开始，随之掀起抢购狂潮。最先遭到抢购的是白米和燃料，很快就波及到了所有的日用品。

11月初，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限价，并重新允许市民持有黄金、白银与外币，但与金圆券的汇兑比例，从收兑时的4金圆券兑换1美元，变更为了20金圆券兑换1美元。亦即，民众手中以金圆券持有的财富，在短短三个月内，缩水成了原来的五分之一。随之而来的，是较之金圆券改革前更加不受控制的物价飞涨。

金圆券改革失败的核心问题，是当局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资供给，却发行了过多的钞票——据王云五最初的设想，收回所有法币只须发行两亿金圆券，但实际发行的金圆券差不多有十个亿，而法币尚未完全收回，仍在市场流通。“打虎”失败后，蒋经国反思改革，对此也有清晰的认知：
“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图：《中美周报》1948年的报道《抢购金银》:人民恐金圆券将来变成废纸,纷纷向国家银行购买金条现洋。

所谓“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意即金圆券的发行量远远超出了物资的供应量。随之而来的，自然只能是物价暴涨，穷人疯狂抢购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有钱人则疯狂消费，谁也不愿意将手中的金圆券留到明天——《申报》在1948年10月8日报道称，“上海近期出现了一窝蜂的享乐狂”，有钱人纷纷出游，景区人满为患；饭馆里日日客满，舞厅里舞女严重不足，“就是姿色一般，平日没什么生意的，这几天收入也成倍增加，而且都是现钞交易”。

金圆券改革影响国民政府命运甚巨。去台湾后，吴国桢留下了一段沉痛总结：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这“金圆券的致命一击”，始于太迷信权力，终于不尊重经济规律。

1948年，蒋经国奉命前往上海控制通涨，虽发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豪言壮语，但最终铩羽而归，被打疼的也不是老虎，反是普通民众。

何以如此？
一、改革设计上的缺陷

为抑制通胀、控制物价，国民政府于1948年8月决定进行货币改革，用新的金圆券，来代替已丧失了信用的法币，此即所谓的“金圆券改革”。

金圆券改革大体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1）强制民间交出真金白银，按政府规定的价格，以金圆券将其收归国有，逾期不兑换者被发现一律没收；（2）冻结公私员工的薪水，不许其继续按生活指数的变化调整，以控制民间的货币总量；（3）限制物价增长，尤其是城市日用品的价格；（4）对沪津穗汉四地的公私仓库进行封锁检查，以控制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这些看似合理的改革内容，落实到具体操作时，却存在诸多设计上的缺陷。比如，为防止有权力背景的豪门大户隐匿黄金与外币，方案的设计者王云五曾提出一项计划：


“金圆券发行前若干日，将沪津穗汉四市之商业银行行库及各银行出租保管箱一律暂行封锁。”



如此，豪门大户与普通民众存入银行的金银外币，都将被“收归国有”，一体兑换为金圆券。但该提案交上去后，讨论的结果却是被删除——事实上，不光此条提案，原设计草案中影响到豪门大户利益的地方，大多遭到了软化或删除。




图：金圆券样本6种

国民政府最终公布的金圆券改革方案规定：
（1）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限期在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
（2）金银及外国币券国有，人民持有之金银外币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向当地中央银行兑换金圆券，黄金1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兑金圆券3元，银币1元兑金圆券2元，美金1元换金圆券4元。凡持有金、银、美钞而不拿去银行兑换金圆券者，枪毙。
（3）限令人民在国外存放款项必需向政府登记，违者严惩。
（4）限定全国物品及劳务价格不得超过1948年8月19日标准，废除公教人员与职工按生活指数调查薪资的办法，禁止罢工、怠工和企业关闭。店铺、厂家存货超过两个月者，轻者严惩，重者枪毙。



改革方案虽然一派杀气腾腾的模样，但如前所述，因为在制度设计上缺乏对豪门大户的强制性管控措施，这种杀气腾腾，最终主要落在了普通民众身上，一如王云五所感慨的那般：“（民间）说此次售给政府的黄金外币，大多出自老百姓和小商人，而真正的大户豪门仍然漏网。”
二、收兑金银成效显著

要想获取民众信任，使民众自愿将手中的真金白银兑换成金圆券，首要之务是政府必须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而要保证金圆券的购买力，首要之务又是对核心城市的经济实施有效管制，使其物品价格保持稳定、物资供给保持充足。

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曾派出重要官员分赴重要城市。天津是张厉生，王抚洲协同；广州是宋子文，霍宝树协同；最重要的上海，则由蒋经国坐镇。


蒋经国到上海后，将抑制物价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将“资本家和大商人”确定为上海物价不稳的罪魁祸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蒋经国如此写道：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

“严惩坏头”的铁腕手段，使上海的金银收兑成效居于全国首位。因惧怕惩罚，普通市民大多“主动”前往银行排队，将手中的黄金与美钞兑换为金圆券。如《大公报》1948年8月25日报道：
“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



图：南京《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9期的报道《人民支持新币：市民踊跃兑换金圆券》

普通民众手里的黄金与外汇终究有限，企业家与商业银行所掌握的才是大宗。欲从这些人手中拿走真金白银，就不那么容易了。蒋经国曾在自己的办公室日夜轮番接见上海的企业主，劝说他们将黄金白银与外币拿出来；作为回应，宁波帮商人刘鸿生，曾拿出800根金条与250万美元（刘的企业也随之基本瘫痪）。但如刘鸿生者终究是少数，蒋经国在上海收兑到的金银，仍主要来自普通民众。一如中经新闻社当日的报道所言：
“工商界某权威者对收兑黄金美钞事，向记者发表观感称：自‘八一九’新经济政策实行迄今，每日均有大量黄金美钞，由市民手中流入国行，该项兑换成绩极佳，足证国民对政府发行新市制金圆券之信任拥护。但未闻豪门与官僚大资本家出兑其所藏之黄金美钞，显系该项人等有特殊地位，不必出兑，否则即系此种人物不信任金圆券之流通，故意欺骗老百姓。”

蒋经国在上海一共收兑了多少黄金白银？据他自己讲：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
三、物资供给严重不足

如前所述，收兑金银与外币并不是金圆券改革的目的，而只是改革的手段。改革真正希望达成的，是金圆券获得民众的信任，成为新的法定货币，进而促成经济的回稳。要做到这些，除了收兑金银与外币，还必须保障物资的供给、维持物价的稳定。

遗憾的是，上海收兑金银与外币的成绩全国第一，维持物价稳定也颇有成效（到该年9月底，上海物价基本没有超过政府规定的8月19日底线），但在保障物资的供给方面，却做得很不到位——收兑金银与限制物价，需要的是当局拿出铁腕手段；而保障物资供给，则无非两条路径：（1）当局掌控者巨量的物资，可用于市场投放；（2）当局遵循经济规律，促成社会生产出足够的商品。但这两条路径，在当时都未得到贯彻。

物资供给不足与限价政策被严格落实，导致很多小商贩为了不赔本，采取了阴阳两手策略。比如，《大公报》记者暗访鸡蛋市场后，从摊贩口中得知：
“按限价卖是没有赚头的，他们一早卖的是新鲜鸡蛋，照市场价卖。到九点钟检查的人来了，就把新鲜蛋收起来，拿些陈鸡蛋按限价卖，摆摆样子。”（《大公报》1948年8月28日）

物资供给不足，还导致相当数量的企业陷入原料短缺的困境。据《观察》杂志的报道，因原料来自无法实施物价管制的乡村，很多上海企业的生产已陷入停滞，9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与蒋经国面对面交流，钢铁业、毛纺织业、纺线业、印刷业等行业的代表，明确对蒋经国提出因原料来源困难，企业快活不下去了。



图： 《新闻天地1948年第50期刊文《蒋经国寂寞烦恼》，称其在上海“没有获得真正有力的共鸣和支持”，并称在他的管制下，上海成了“经济的孤岛”，“减产百分之三十”。

生产业的困境，也连锁影响到了零售业。据时任上海新新百货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李承基回忆：
“新新公司的生意，表面上似乎很稳定，货物出售了，收到的是金圆券，但有个苦恼的隐忧，货物出售后，补不进来，因为许多厂商由于没有原料，无法继续生产，以致停工待料。根据经济原则，货物总是流向价高的地方，如果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辛苦苦地运来上海，而费时费事？……当局只知管制物价，完全忽略对游资的疏导、对物资的调节和鼓励生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全盘计划。”

当局在收兑与限价上不遗余力，在保障物资供给上则乏善可陈，其直接结果是：

（1）非限价地区的原料不愿进入上海。

（2）非限价地区的商品不愿进入上海。

（3）上海企业利用昔日储存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商品，为了不亏本，也不愿在限价的上海本地销售，而是想方设法将之运往不限价地区。

为防范物资外流，上海当时实施了“仓库封存政策”，到了特定时间会有政府中人前往检查封锁仓库。作为应对，很多企业选择不往仓库中储存货物，如在上海开五金杂货店的曹仲植说，“我们仓库内，都不敢存货，连夜将所有货物都卖往天津，因为那里不打老虎”。晚上仓库封锁后，是上海货运最热闹的时刻，企业纷纷连夜将货物运往郊外，《观察》杂志将之形容为“恍如战时逃警报”。

以上种种行为，均进一步加深了上海的物资短缺。而之所以出现这些行为，其根源又在于金圆券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一味迷信权力的高压，而无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的买卖。这种困境光靠“打虎”是解决不了的，吴国桢就曾明言，“即使（蒋经国）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
四、乱捕乱判与乱杀

当局既不能保障充足的物资供给，又不惜违背经济规律，一味追求严厉的收兑与限价政策，其所能依赖的手段，自然只剩下暴力高压。

为维持这种暴力高压，蒋经国设立了特别刑事法庭，专门用来审判、惩处“大老虎”。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曾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因囤积物资被判八个月徒刑。

但并非所有被特别刑事法庭判决有罪的“奸商”都真的有罪。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过多起乱捕乱判乱杀的案例。比如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被捕，是因为他拿外汇从埃及购买原材料棉花，而按规定，荣不可以存留外汇，必须全部上交：
“当改革走向崩溃时，蒋经国试图以最严厉的措施力挽狂澜，到处抓人送到特刑庭，按照它的判决有6个人被处决。最大的纺织公司老板荣鸿元，他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因他用外汇从埃及购买棉花。在这件事上，我不是向蒋经国，而是向蒋介石大胆直言了，我说他由于无法继续从中国内地弄到棉花，所以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必要。尽管如此，荣却被判了7年监禁，他一直到政府最后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取消以前的规定，才被释放。”



图：《自由天地》杂志1948年第4期刊文《蒋经国打“虎”记》

银行从业者李铭差点被逮捕，则是因为当局认定他有3000万美元的外汇；吴国桢认为李的银行资本总共只有500万美元，他不可能交得出3000万美元，并为了找到蒋介石打抱不平：
“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改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拿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他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

吴国桢还提到，到了“上海打虎”的晚期，因为“局势越来越表明改革将会失败”，暴力措施也随之“越来越具有镇压性，有几个违犯者被枪决了，尽管证据不足”。

普通民众没有在“打虎”期间得到好处，民营工商业者也没有。唯一的到了好处的，或许是某些执法者。吴国桢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些执法者身着便衣，见到一个表店中陈列着许多表，便会走进去说要全部按冻结的价格买下，当店主拒绝时，执法者便会出示自己的证件，“威胁要立即逮捕他，因为他拒绝按限定价格售货”，店主只好将商品卖出，得到一堆很快就会一文不值的金圆券。
五、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

1948年10月，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金圆券改革，终于开始崩溃。当局宣布放弃部分商品的限价规定，对卷烟、洋牌酒、国产酒类、烟叶等七种货品增加税额，允许销售者将税额加入到售价当中。上海市民担心这七种商品的涨价只是一个开始，随之掀起抢购狂潮。最先遭到抢购的是白米和燃料，很快就波及到了所有的日用品。

11月初，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限价，并重新允许市民持有黄金、白银与外币，但与金圆券的汇兑比例，从收兑时的4金圆券兑换1美元，变更为了20金圆券兑换1美元。亦即，民众手中以金圆券持有的财富，在短短三个月内，缩水成了原来的五分之一。随之而来的，是较之金圆券改革前更加不受控制的物价飞涨。

金圆券改革失败的核心问题，是当局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资供给，却发行了过多的钞票——据王云五最初的设想，收回所有法币只须发行两亿金圆券，但实际发行的金圆券差不多有十个亿，而法币尚未完全收回，仍在市场流通。“打虎”失败后，蒋经国反思改革，对此也有清晰的认知：
“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图：《中美周报》1948年的报道《抢购金银》:人民恐金圆券将来变成废纸,纷纷向国家银行购买金条现洋。

所谓“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意即金圆券的发行量远远超出了物资的供应量。随之而来的，自然只能是物价暴涨，穷人疯狂抢购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有钱人则疯狂消费，谁也不愿意将手中的金圆券留到明天——《申报》在1948年10月8日报道称，“上海近期出现了一窝蜂的享乐狂”，有钱人纷纷出游，景区人满为患；饭馆里日日客满，舞厅里舞女严重不足，“就是姿色一般，平日没什么生意的，这几天收入也成倍增加，而且都是现钞交易”。

金圆券改革影响国民政府命运甚巨。去台湾后，吴国桢留下了一段沉痛总结：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这“金圆券的致命一击”，始于太迷信权力，终于不尊重经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