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井四郎用其残杀万余人类生命得来的细菌杀人方法的资料数据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阴谋交易，逃避了战争法庭的审判和人类良知与道义的责任。  


　　1945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罪，对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12名细菌战犯除10人来自“731”部队本部外，其余两人尾上正男和菊地刚光来自“731”部队所属海林“643”支队。


　　经过多年的调查走访，黑龙江省海林县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终于揭开了海林“643”支队的罪恶真相。

　　“我所领导的‘643’支队，曾从事培养鼠类和传染鼠疫的跳蚤，并将这些跳蚤送往‘731’部队，用以制造细菌武器……”1945年12月25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任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林支队支队长的尾上正男陈述说。

　　然而，除了被告尾上正男和菊地刚光在法庭上的供词外，海林支队从事细菌研究和制造的罪行没有得到其他旁证加以证实。从事县志研究和编撰工作的海林市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终于揭开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林“643”支队研究并制造细菌武器的真相。

　　坐落在“细菌部队”遗址上的村落

　　1935年，侵华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指令，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扩建了石井部队——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密大搞细菌武器研究。该部队不断扩大，其人员、机构也随之增加。1940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颁发一道密令，决定在中国海林、林口、孙吴、海拉尔设立四个支队。海林支队番号为第643支队，它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余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

　　距海林西北郊不足2公里的福利村，就是当年“731”部队海林支队的大本营，当地人称“东大营”。

　　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海林支队溃逃时自毁自弃的废墟已经被大片的民房和菜地取代，曾经的地下室、锅炉房也已不见踪迹。记者能够看到的，只有一户姓马的人家居住着的曾经供海林支队焚烧办公用废纸的一处锅炉房以及它与众不同的烟囱。

　　如今，马家保留完整的粗矮的烟囱成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的标志性建筑。

　　程吉思说，“现在，除了1998年立下的这块‘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遗址’的石碑外，保留下来的几乎一无所有。”

　　“1996年，我开始调查时，这里还没有多少房舍，‘643’支队幸存劳工李宝昌还能清晰辨认出马圈、红布(本部)、捕鼠队、教研室、训练场等机构的准确位置，有些位置还残存一些房舍的地基。”据程吉思介绍，1940年秋，由日本关东军施工部门精心设计、军队御用企业施工，在海林城西北建成了一座军事营地。该军事营地由宿舍楼、食堂、实验室、杂货店、洗澡间等组成，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完善。该营地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都是从当地的斗银河里提取，水源管理十分严格，水源地四周用铁丝网围住，营房入口处有门岗，营房前专门设有部队长办公室，支队长尾上正男每天乘坐小汽车来往于该部队与海林日军官邸之间。这个军事营地驻扎的就是神秘的“731”部队海林“643”支队。

　　程吉思调查发现，距营房旧址以西五华里左右是日本人的飞机场，距营房正北四华里左右的斗银河驻有日军“450”部队(作战部队)。海林火车站至斗银河之间有铁路专线从“643”支队东侧通过，供“450”部队运输武器弹药之用。

　　“由于‘643’部队军人不穿军装，只穿一身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因此，当时不知情的老百姓都误认为他们是‘卫生部队’”。程吉思说，“643”支队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机构比较健全，支队的任务是繁殖、捕捉并收集鼠类和家兔。

　　程吉思说，“731”部队所属四个支队中，只有海林支队留下了两个“活口”——支队长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抗战胜利后，尾上和菊地及其他10名“731”战犯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并获罪。

　　幸存劳工：我给他们喂过老鼠

　　在程吉思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现仍住在福利村的李宝昌老人。

　　老人今年78岁，身体硬朗，性格随和。乡亲们叫他“李大个”。

　　讲述自己给日本细菌部队当劳工的那段历史，老人口中只有沉重。

　　1941年，李宝昌14岁，因为个子大，力气大，被“643”支队雇佣当劳工，每天得到的报酬是“一块半大洋”。李宝昌说，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负责喂老鼠，当时，在“东大营”里还雇佣锅炉工、勤杂工和木匠等20多名中国劳工。和他一起喂老鼠的还有两个日军，一个叫大林甲、一个叫岛畸。“643”支队锅炉房里每天都供应热水，澡堂子和杂货店只向日本人开放，鬼子吃的全都是大米饭。

　　李宝昌说，“643”支队日本兵对劳工管制很严格，进出营地都要出示“出入证”，上面贴着日本人给劳工本人照的照片，标明“簿役”字样，劳工上班通过门岗(卫生所)时，除了出示劳工证明书外，还要佩戴一种印有黄色五星及“643”部队字样的袖标，否则一律不准入内。进入营区后，劳工们不能随便乱走。日本人的工作室、实验室都用白布帘子挡得严严实实。

　　据李宝昌讲，喂老鼠的笼子是用铁丝编制的，一尺见方，底层是包着铁皮的抽匣，抽匣有两个格，前格放食物，后格垫上草做鼠窝，一个笼子里放两只老鼠，一只公鼠，一只母鼠。这种养鼠笼子贴着墙放置，每排30个，大约有七八层。

　　后来，李宝昌又被分到马圈去喂马。但日本兵从来都不骑马，也不让马干活，只是每天让李宝昌记录马的运动和进食情况。

　　在“643”支队当劳工三年，给李宝昌印象最深的是一间神秘的“大房间”。“那个大房间紧挨着马圈，墙上挂着两具用绳子穿起来的完整的死人骨架，案桌上摆着一个泥塑的人体模型，常有穿白大褂的当官模样的日本人给当兵的讲课。”李宝昌说：“有一天我仗着胆子从门缝里窥望，可是一句话都听不懂，也看不明白。”

　　在“643”支队干了三年后，李宝昌回家务农。

　　4年捕养鼠达到7000余只

　　程吉思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经过整理的细菌战犯的供词。

　　供词的内容是，1945年12月25日前，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731”部队“643”支队支队长尾上正男及实验员菊地刚光时，二人向法庭供述了在海林进行细菌培育、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

　　据二人供述，“643”支队繁育跳蚤的任务由第一部部长中村负责，繁殖鼠类的工作由供给部部长神尾负责。1945年，战争局势紧张，“731”总部要求各支队加紧捕鼠，于是“643”支队成立了专门的捕鼠队并且增加捕鼠队人员。为了不让人知道他们是日本军人，捕鼠的士兵一律换上当地百姓的装束。

　　尾上在接受审判时供述，由于白家鼠和白田鼠很少，因而他们就从哈尔滨“731”部队生产部那里领来白家鼠和白田鼠各500只，开始大批繁殖。繁殖的白家鼠和白田鼠又都送回“731”总部，每月送去的白田鼠有100至500只，白家鼠150至200只。繁殖好的老鼠配有专用汽车从“643”营舍开往哈尔滨、海拉尔，或从海林站发往平房站。

　　尾上在受审时还供述，“643”支队的捕鼠工作是最有成绩的，曾受到“731”部队的多次嘉奖。该队4年捕养鼠7000余只。

　　“643”支队的“兼营品种”是养跳蚤

　　程吉思研究表明，“643”部队在大力捕鼠的同时还繁殖过跳蚤，这种跳蚤也被送到“731”部队染上鼠疫菌。

　　1943年，“731”部队队长北野政次少将给海林“643”支队制定的任务是：在牡丹江一带加紧防疫勤务，大批繁殖跳蚤。支队长尾上正男先后派160人去“731”部队学习，学习人员带回必要数量的母本跳蚤，在本支队进行繁殖。

　　另一份资料证明，“643”支队细菌研究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培养伤寒、副伤寒、疟疾、结核等细菌，研究细菌所赖以繁殖的营养液，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使细菌能迅速成长起来并能长久保存其活力的营养液，找到更快地制造营养液的方法。

　　1944年，“731”部队给“643”部队下拨了6台制造细菌用的大锅炉和繁殖细菌所必须的蛋白质、液汁、盐等生产原料3车厢，每车厢载重25吨。“等将这些设备装配好，‘643’支队就可以大规模生产细菌了。可是，‘731’部队交给‘643’支队的重任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溃败了。”程吉思说。

　　“8.15”前夜，“东大营”火光冲天

　　1945年8月13日下午，前苏军飞机对娘娘庙(现海林交警队以北)附近进行轰炸。晚上，百姓们看见“东大营”和西边的飞机场着起了大火，大火烧红了半边天，烧得汽油桶接连爆炸。“东大营”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日本人也逃得无影无踪。

　　“开始我还以为是失火了，后来发现不对，原来是‘小鬼子’战败了。”李宝昌说。

　　第二天，有胆大的老百姓到“东大营”去探听，发现变成一片废墟的日本兵营早已人去屋空，只有死马、大米、酱油、军用毛毯、军衣等许多来不及带走的生活用品，还有几具日本兵的尸体。

　　程吉思告诉记者，当年，尾上少佐在接受审判时供述，1945年8月9日，前苏联对日宣战。当天晚上，“731”司令部打电话给尾上正男，要他们把跳蚤送到“731”部队去，其余的东西一概销毁。遵照命令，尾上正男于1945年8月13日把“643”支队营舍连同存放在仓库内的各种材料、设备和文件全部炸毁和烧掉，只留下部分跳蚤由尾上正男派人送往“731”部队司令部，然后全体队员仓皇奔往牡丹江以东的前线。

　　“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后，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以及工作员斋藤在溃逃中被俘。

　　1949年12月，远东军事法庭以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罪判处尾上正男有期徒刑12年，以直接参加探究新式细菌武器和培养副伤寒和痢疾病菌罪判处菊地刚光有期徒刑2年，遣送至前苏联劳动改造营服刑。

　　日军溃逃后，海林一些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鼠疫。据海林县志记载，当年，海林县有近500余人死于这场瘟疫。

　　据牡丹江市志记载，伪牡丹江警察厅和劳工协会曾在此间共抓捕了291名劳工到643支队出劳务，其中25人死于细菌实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井四郎用其残杀万余人类生命得来的细菌杀人方法的资料数据和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阴谋交易，逃避了战争法庭的审判和人类良知与道义的责任。  


　　1945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罪，对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12名细菌战犯除10人来自“731”部队本部外，其余两人尾上正男和菊地刚光来自“731”部队所属海林“643”支队。


　　经过多年的调查走访，黑龙江省海林县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终于揭开了海林“643”支队的罪恶真相。

　　“我所领导的‘643’支队，曾从事培养鼠类和传染鼠疫的跳蚤，并将这些跳蚤送往‘731’部队，用以制造细菌武器……”1945年12月25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任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林支队支队长的尾上正男陈述说。

　　然而，除了被告尾上正男和菊地刚光在法庭上的供词外，海林支队从事细菌研究和制造的罪行没有得到其他旁证加以证实。从事县志研究和编撰工作的海林市档案局退休干部程吉思，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终于揭开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林“643”支队研究并制造细菌武器的真相。

　　坐落在“细菌部队”遗址上的村落

　　1935年，侵华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指令，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扩建了石井部队——第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密大搞细菌武器研究。该部队不断扩大，其人员、机构也随之增加。1940年8月，日本天皇裕仁颁发一道密令，决定在中国海林、林口、孙吴、海拉尔设立四个支队。海林支队番号为第643支队，它拥有日本研究人员200余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

　　距海林西北郊不足2公里的福利村，就是当年“731”部队海林支队的大本营，当地人称“东大营”。

　　如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海林支队溃逃时自毁自弃的废墟已经被大片的民房和菜地取代，曾经的地下室、锅炉房也已不见踪迹。记者能够看到的，只有一户姓马的人家居住着的曾经供海林支队焚烧办公用废纸的一处锅炉房以及它与众不同的烟囱。

　　如今，马家保留完整的粗矮的烟囱成了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的标志性建筑。

　　程吉思说，“现在，除了1998年立下的这块‘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海林支队遗址’的石碑外，保留下来的几乎一无所有。”

　　“1996年，我开始调查时，这里还没有多少房舍，‘643’支队幸存劳工李宝昌还能清晰辨认出马圈、红布(本部)、捕鼠队、教研室、训练场等机构的准确位置，有些位置还残存一些房舍的地基。”据程吉思介绍，1940年秋，由日本关东军施工部门精心设计、军队御用企业施工，在海林城西北建成了一座军事营地。该军事营地由宿舍楼、食堂、实验室、杂货店、洗澡间等组成，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完善。该营地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都是从当地的斗银河里提取，水源管理十分严格，水源地四周用铁丝网围住，营房入口处有门岗，营房前专门设有部队长办公室，支队长尾上正男每天乘坐小汽车来往于该部队与海林日军官邸之间。这个军事营地驻扎的就是神秘的“731”部队海林“643”支队。

　　程吉思调查发现，距营房旧址以西五华里左右是日本人的飞机场，距营房正北四华里左右的斗银河驻有日军“450”部队(作战部队)。海林火车站至斗银河之间有铁路专线从“643”支队东侧通过，供“450”部队运输武器弹药之用。

　　“由于‘643’部队军人不穿军装，只穿一身白大褂在实验室工作，因此，当时不知情的老百姓都误认为他们是‘卫生部队’”。程吉思说，“643”支队的规模虽然不太大，但机构比较健全，支队的任务是繁殖、捕捉并收集鼠类和家兔。

　　程吉思说，“731”部队所属四个支队中，只有海林支队留下了两个“活口”——支队长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抗战胜利后，尾上和菊地及其他10名“731”战犯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并获罪。

　　幸存劳工：我给他们喂过老鼠

　　在程吉思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现仍住在福利村的李宝昌老人。

　　老人今年78岁，身体硬朗，性格随和。乡亲们叫他“李大个”。

　　讲述自己给日本细菌部队当劳工的那段历史，老人口中只有沉重。

　　1941年，李宝昌14岁，因为个子大，力气大，被“643”支队雇佣当劳工，每天得到的报酬是“一块半大洋”。李宝昌说，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负责喂老鼠，当时，在“东大营”里还雇佣锅炉工、勤杂工和木匠等20多名中国劳工。和他一起喂老鼠的还有两个日军，一个叫大林甲、一个叫岛畸。“643”支队锅炉房里每天都供应热水，澡堂子和杂货店只向日本人开放，鬼子吃的全都是大米饭。

　　李宝昌说，“643”支队日本兵对劳工管制很严格，进出营地都要出示“出入证”，上面贴着日本人给劳工本人照的照片，标明“簿役”字样，劳工上班通过门岗(卫生所)时，除了出示劳工证明书外，还要佩戴一种印有黄色五星及“643”部队字样的袖标，否则一律不准入内。进入营区后，劳工们不能随便乱走。日本人的工作室、实验室都用白布帘子挡得严严实实。

　　据李宝昌讲，喂老鼠的笼子是用铁丝编制的，一尺见方，底层是包着铁皮的抽匣，抽匣有两个格，前格放食物，后格垫上草做鼠窝，一个笼子里放两只老鼠，一只公鼠，一只母鼠。这种养鼠笼子贴着墙放置，每排30个，大约有七八层。

　　后来，李宝昌又被分到马圈去喂马。但日本兵从来都不骑马，也不让马干活，只是每天让李宝昌记录马的运动和进食情况。

　　在“643”支队当劳工三年，给李宝昌印象最深的是一间神秘的“大房间”。“那个大房间紧挨着马圈，墙上挂着两具用绳子穿起来的完整的死人骨架，案桌上摆着一个泥塑的人体模型，常有穿白大褂的当官模样的日本人给当兵的讲课。”李宝昌说：“有一天我仗着胆子从门缝里窥望，可是一句话都听不懂，也看不明白。”

　　在“643”支队干了三年后，李宝昌回家务农。

　　4年捕养鼠达到7000余只

　　程吉思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经过整理的细菌战犯的供词。

　　供词的内容是，1945年12月25日前，前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731”部队“643”支队支队长尾上正男及实验员菊地刚光时，二人向法庭供述了在海林进行细菌培育、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

　　据二人供述，“643”支队繁育跳蚤的任务由第一部部长中村负责，繁殖鼠类的工作由供给部部长神尾负责。1945年，战争局势紧张，“731”总部要求各支队加紧捕鼠，于是“643”支队成立了专门的捕鼠队并且增加捕鼠队人员。为了不让人知道他们是日本军人，捕鼠的士兵一律换上当地百姓的装束。

　　尾上在接受审判时供述，由于白家鼠和白田鼠很少，因而他们就从哈尔滨“731”部队生产部那里领来白家鼠和白田鼠各500只，开始大批繁殖。繁殖的白家鼠和白田鼠又都送回“731”总部，每月送去的白田鼠有100至500只，白家鼠150至200只。繁殖好的老鼠配有专用汽车从“643”营舍开往哈尔滨、海拉尔，或从海林站发往平房站。

　　尾上在受审时还供述，“643”支队的捕鼠工作是最有成绩的，曾受到“731”部队的多次嘉奖。该队4年捕养鼠7000余只。

　　“643”支队的“兼营品种”是养跳蚤

　　程吉思研究表明，“643”部队在大力捕鼠的同时还繁殖过跳蚤，这种跳蚤也被送到“731”部队染上鼠疫菌。

　　1943年，“731”部队队长北野政次少将给海林“643”支队制定的任务是：在牡丹江一带加紧防疫勤务，大批繁殖跳蚤。支队长尾上正男先后派160人去“731”部队学习，学习人员带回必要数量的母本跳蚤，在本支队进行繁殖。

　　另一份资料证明，“643”支队细菌研究的主攻方向是通过培养伤寒、副伤寒、疟疾、结核等细菌，研究细菌所赖以繁殖的营养液，目的是要制造出一种使细菌能迅速成长起来并能长久保存其活力的营养液，找到更快地制造营养液的方法。

　　1944年，“731”部队给“643”部队下拨了6台制造细菌用的大锅炉和繁殖细菌所必须的蛋白质、液汁、盐等生产原料3车厢，每车厢载重25吨。“等将这些设备装配好，‘643’支队就可以大规模生产细菌了。可是，‘731’部队交给‘643’支队的重任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溃败了。”程吉思说。

　　“8.15”前夜，“东大营”火光冲天

　　1945年8月13日下午，前苏军飞机对娘娘庙(现海林交警队以北)附近进行轰炸。晚上，百姓们看见“东大营”和西边的飞机场着起了大火，大火烧红了半边天，烧得汽油桶接连爆炸。“东大营”的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日本人也逃得无影无踪。

　　“开始我还以为是失火了，后来发现不对，原来是‘小鬼子’战败了。”李宝昌说。

　　第二天，有胆大的老百姓到“东大营”去探听，发现变成一片废墟的日本兵营早已人去屋空，只有死马、大米、酱油、军用毛毯、军衣等许多来不及带走的生活用品，还有几具日本兵的尸体。

　　程吉思告诉记者，当年，尾上少佐在接受审判时供述，1945年8月9日，前苏联对日宣战。当天晚上，“731”司令部打电话给尾上正男，要他们把跳蚤送到“731”部队去，其余的东西一概销毁。遵照命令，尾上正男于1945年8月13日把“643”支队营舍连同存放在仓库内的各种材料、设备和文件全部炸毁和烧掉，只留下部分跳蚤由尾上正男派人送往“731”部队司令部，然后全体队员仓皇奔往牡丹江以东的前线。

　　“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后，尾上正男和实验员菊地刚光以及工作员斋藤在溃逃中被俘。

　　1949年12月，远东军事法庭以研究各种新式细菌武器和制造各种器材罪判处尾上正男有期徒刑12年，以直接参加探究新式细菌武器和培养副伤寒和痢疾病菌罪判处菊地刚光有期徒刑2年，遣送至前苏联劳动改造营服刑。

　　日军溃逃后，海林一些地区曾发生过大规模鼠疫。据海林县志记载，当年，海林县有近500余人死于这场瘟疫。

　　据牡丹江市志记载，伪牡丹江警察厅和劳工协会曾在此间共抓捕了291名劳工到643支队出劳务，其中25人死于细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