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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2月《抗战导报》新一卷第5期,披露了当时大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摘引如下: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代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他们的支出呢,最低有哪几种?到底需要多少钱?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还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左右,抗战后特别“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几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许多学校不得不提前结束,许多教师不得不回家取款或赊借来应付伙食。一个教师极力俭约,只顾自己的生活,就已入不敷出,无法维持,何况他们大批是贫苦的子弟,大部分有父母弟妹妻儿的系累,等待着他们赚钱去抚养呢!

  在普宁一带,许多教师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他们没有钱又没有衣服,没有亲戚朋友也没有产业,只带来赤手空拳,带来一批妻儿弟妹!你想这每月不到10块钱的“硬工资”将怎样生活呢?有一个朋友,因为自己的薪水用光了,而家庭又很穷苦,父亲又很严厉,孩子又多,他害怕被家人谴责,结果虽学校放假了也不敢回家去。

  一些经济支绌、环境恶劣的学校,更发生欠薪、歧视教师、侮辱教师等使人痛心的事情。他们简直就把教师当做奴仆,把学校当做养活“教书人”的收容所。学校现在还欠着上学期的教薪,如××小学不发膳费不发零星用款,教员饿肚子上课等都是例子。教师在一些对教育没有认识者的眼里,真是不值钱。

  1940年2月16日《新华日报》刊载的《生活在雾中的小学教师》一文中说:愈是辛苦的人,愈不一定能得到应享的代价,25元钱一月在小学教师的待遇方面已经算得上是高额,普遍的月薪额都在20元以下,在川东拿18元、16元、14元是很平常的。川北最低的薪水只有8元。而川南小学教师的聘书上,薪水常常以一学期计算,70—80元甚至40—50元便可以买住园丁一学期的时间;有的地方,则计算得更为精密,2角钱一节课(一节为30分钟),上一节算一节。

  大多数贫困的小学教师都有沉重的家庭负累。十来块钱的薪水,除了伙食衣着之外,一月所剩有几呢?何况几经周转,钱到手里已经打了折扣;记得××小学的一个教师向学校告假省亲,假满后不见回来,学校当局着人到他家里去找,回答是整整跑了四天,都在筹措家人的生活费。以前我们总以为“家徒四壁”,“贴在墙上喝西北风”等词是文人夸张之笔,但若为一个小学教师的收入与负担计算一下,会相信这些都是真事。

  1940年5月10日《群众》杂志13期刊载的《小学教师生活谈》一文中说:小学教师的待遇是至低至微的,最多不过30—40元一月,少的10元,还要除去各种捐扣,及每月的伙食。有个朋友教了一学期的书,到了放学算账送薪时,只剩l角6分钱,试想这如何能维持生活?

  1940年11月6日《新华日报》刊载了《小学教育近影》一文说:县立的完全小学,在一九三九年度教师薪金每月只有二十元,到一九四○年度,就是上学期才加到二十二元,本学期是二十八元。拿这增加的数目与物价高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是相差太多了。有一位小学校长诙谐而惨然的说:“三年来,百物都昂贵了,只有小学教员和地瓜没有涨价”。这是发自身受者嘴里的慨叹,也确是毫不夸张的实情。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一斗,初小学生五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一家人呢!


  为了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他们必须要另谋出路:许多教师不是改行去做生意,就是考入什么短期训练班,受训后就可以在下层政治机构里做个小官。小学教育苗圃中的园丁们,一天天减少。新学期开学,各地都深深地感觉到教师的恐慌了。

  有位小学教师说:“地方上还有这么多光支经费不办事的机关,假若把这些钱用来补助学校不是很好吗?教员无论怎样饭桶,至少他每天总要上几个钟头的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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