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起初名为鲁迅艺术学院，通称鲁艺）创建于1938年4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共存在八年。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聘冼星海来任教。冼星海夫妇到延安后，受到“敬若上宾
         
”的待遇，住进延安最好的西北旅舍。遭到敌机轰炸之后，他就搬到鲁艺去了。

　　冼星海在鲁艺担任音乐课程，分配到两孔比较好的窑洞居住。从前他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可能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实际并不尽然，跟上海石库门楼房的亭子间相比，窑洞里空气充足，光线也够，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天花土”）是穹形的。后来他更体验到窑洞里面冬暖夏凉的好处。冼星海夫妇开始也吃小米饭了，“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开始学过简单的生活。”

　　冼星海回忆，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日常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和晚饭后二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他们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图片，此外就没有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见冼星海：《到了新天地》，原载1940年延安《中国青年》2卷8期）生活既安定下来，他就开始写《黄河大合唱》等作品。

　　冼星海的学生陆友回忆说：“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鲁艺任教。正逢鲁艺第二期音乐系学员将结业，他热情地向同学们作了数次音乐讲座，深受同学们欢迎。第三期音乐系开学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与先生相识，系领导及党支部要我对先生多加照顾。他与夫人钱韵玲住在西坡面东的两孔窑洞，我常去问候。他对当时延安艰苦的生活是适应的。每当谈起生活，他总是说：‘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时还风趣地说：‘我的待遇比你们高多了。’这是指当时供给制时他每月可领到五元津贴作零花钱；而我们学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每月是一元二角。有时先生还端出一小锅红烧肉说：尝尝吧，这是韵玲给我烧的营养品。”（见陆友：《充满乐感的人——忆冼星海同志》，参看《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

　　从上海来的周扬，起初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后又当了鲁艺副院长。何其芳、沙汀、舒群、严文井、周立波都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后来，舒群、何其芳都当过文学系主任，张庚是戏剧系主任，吕骥是音乐系主任。

　　李焕之在《向往与追求》一文中回忆了他于1938年8月4日初进鲁艺时的情况：

　　“窑洞，多么别致的集体宿舍，班长把我安排在靠窗的第一个床位上。我没有被子，只有一条线毯，那还是离开香港时朋友张廖之送我的，它陪伴了我北上的旅程。好在八月的气候还很热，但夜里就有点凉了。我把一块黄斜纹布当床单，把书和衣服当枕头。吃过午饭，天气好极了，明亮而炎热的太阳晒满了窑洞门前的空地。同学们都纷纷上炕睡午觉，我在南方生活惯了，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于是抱着普劳特的《和声学》坐到窑洞前有阴凉的地方，准备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但是，赤日炎炎正好眠，看来在北方生活，不午睡是不行的。”

　　杜粹远在《忆鲁艺》一文中写道：“我1938年9月2日由陕北公学考入鲁艺二期音乐系。对于我这个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的幼稚的中学生，一切都新鲜。我们的生活很简朴，每人一块小木板可以做桌子，又可以当凳子。上大课或开全院大会，我们就坐在小木板上听课，有时还拿着砖头垫高坐，或干脆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听课。吃饭就用茶缸；在会餐时，洗脸盆还是用来盛肉菜的大餐具。每月一块多钱的津贴费，买些日用品。有时大家凑钱到各机关合作社的饭馆去会餐解馋。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我们欢乐的歌声。早晨上操，我们练习爬山，谁先登上山头，就为下边的同志加油。谁生病，厨房就做病号饭，做碗面条，煮个荷包蛋。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中。”

　　1939年初，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鲁艺全校教职员工上山开荒。身体不好的同志留下干轻活……后来，劳动生产的门类扩大了，就不让女同志做重体力，组织女同志织毛衣、纺线，最快的一天可织一条毛裤，纺四两一等线。

　　延安平地少，蔬菜种的不多，做不到一天一人一斤菜，就采野菜补充。

　　延安的冬季是很冷的，白天学习室里有盆炭火倒还可以；但由于一天只发一斤多木炭，晚上必须熄火，一到夜里，盆、罐的水都结成冰块。我们虽然睡的是炕，但不能烧火，凉炕越睡越冷，所以一入冬就必须打草垫子才行。大家在附近山坡上打草，忙了半天，割回很少的蒿草。蒿草不如茅草暖和，很多同学拿了刀和绳子去，看到了好大一片茅草地，草又高又密，……每个炕上铺一层厚厚软软的草，晚上大家睡了一个香甜的觉。


　　1940年深秋，学校组织人员上山烧炭，延安冬天取暖主要靠木炭，需要抽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去完成这个任务。上山烧木炭很艰苦，要在山上居住，饮食、交通都很不方便，再加上缺少结实耐磨的衣服和鞋，有的连袜子都没有（引自丁炬《对徐徐同志的回忆与思念》一文）。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起初名为鲁迅艺术学院，通称鲁艺）创建于1938年4月，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结束，共存在八年。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聘冼星海来任教。冼星海夫妇到延安后，受到“敬若上宾
         
”的待遇，住进延安最好的西北旅舍。遭到敌机轰炸之后，他就搬到鲁艺去了。

　　冼星海在鲁艺担任音乐课程，分配到两孔比较好的窑洞居住。从前他以为窑洞又脏又局促，可能就像城市贫民的地窖。但实际并不尽然，跟上海石库门楼房的亭子间相比，窑洞里空气充足，光线也够，不同的只是天花板（应说“天花土”）是穹形的。后来他更体验到窑洞里面冬暖夏凉的好处。冼星海夫妇开始也吃小米饭了，“这饭不好吃，看来金黄可爱，可是吃起来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们一样，我开始学过简单的生活。”

　　冼星海回忆，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日常生活是这样：“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顿饭和晚饭后二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其余都是工作和学习。他们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总做不完，我住在窑洞里，同事、同学常常来看我，我也到他们的窑洞里去。他们窑里布置简单，一张桌子，一铺床，几本或几十本书和纸张笔墨之类，墙上挂些木刻或从报章上剪下来的图片，此外就没有什么了。大家穿着棉军装，留了发却不梳不理。”（见冼星海：《到了新天地》，原载1940年延安《中国青年》2卷8期）生活既安定下来，他就开始写《黄河大合唱》等作品。

　　冼星海的学生陆友回忆说：“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鲁艺任教。正逢鲁艺第二期音乐系学员将结业，他热情地向同学们作了数次音乐讲座，深受同学们欢迎。第三期音乐系开学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与先生相识，系领导及党支部要我对先生多加照顾。他与夫人钱韵玲住在西坡面东的两孔窑洞，我常去问候。他对当时延安艰苦的生活是适应的。每当谈起生活，他总是说：‘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时还风趣地说：‘我的待遇比你们高多了。’这是指当时供给制时他每月可领到五元津贴作零花钱；而我们学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每月是一元二角。有时先生还端出一小锅红烧肉说：尝尝吧，这是韵玲给我烧的营养品。”（见陆友：《充满乐感的人——忆冼星海同志》，参看《延安鲁艺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

　　从上海来的周扬，起初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后又当了鲁艺副院长。何其芳、沙汀、舒群、严文井、周立波都在鲁艺文学系任教，后来，舒群、何其芳都当过文学系主任，张庚是戏剧系主任，吕骥是音乐系主任。

　　李焕之在《向往与追求》一文中回忆了他于1938年8月4日初进鲁艺时的情况：

　　“窑洞，多么别致的集体宿舍，班长把我安排在靠窗的第一个床位上。我没有被子，只有一条线毯，那还是离开香港时朋友张廖之送我的，它陪伴了我北上的旅程。好在八月的气候还很热，但夜里就有点凉了。我把一块黄斜纹布当床单，把书和衣服当枕头。吃过午饭，天气好极了，明亮而炎热的太阳晒满了窑洞门前的空地。同学们都纷纷上炕睡午觉，我在南方生活惯了，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于是抱着普劳特的《和声学》坐到窑洞前有阴凉的地方，准备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但是，赤日炎炎正好眠，看来在北方生活，不午睡是不行的。”

　　杜粹远在《忆鲁艺》一文中写道：“我1938年9月2日由陕北公学考入鲁艺二期音乐系。对于我这个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的幼稚的中学生，一切都新鲜。我们的生活很简朴，每人一块小木板可以做桌子，又可以当凳子。上大课或开全院大会，我们就坐在小木板上听课，有时还拿着砖头垫高坐，或干脆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听课。吃饭就用茶缸；在会餐时，洗脸盆还是用来盛肉菜的大餐具。每月一块多钱的津贴费，买些日用品。有时大家凑钱到各机关合作社的饭馆去会餐解馋。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而且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我们欢乐的歌声。早晨上操，我们练习爬山，谁先登上山头，就为下边的同志加油。谁生病，厨房就做病号饭，做碗面条，煮个荷包蛋。彼此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革命大家庭中。”

　　1939年初，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鲁艺全校教职员工上山开荒。身体不好的同志留下干轻活……后来，劳动生产的门类扩大了，就不让女同志做重体力，组织女同志织毛衣、纺线，最快的一天可织一条毛裤，纺四两一等线。

　　延安平地少，蔬菜种的不多，做不到一天一人一斤菜，就采野菜补充。

　　延安的冬季是很冷的，白天学习室里有盆炭火倒还可以；但由于一天只发一斤多木炭，晚上必须熄火，一到夜里，盆、罐的水都结成冰块。我们虽然睡的是炕，但不能烧火，凉炕越睡越冷，所以一入冬就必须打草垫子才行。大家在附近山坡上打草，忙了半天，割回很少的蒿草。蒿草不如茅草暖和，很多同学拿了刀和绳子去，看到了好大一片茅草地，草又高又密，……每个炕上铺一层厚厚软软的草，晚上大家睡了一个香甜的觉。


　　1940年深秋，学校组织人员上山烧炭，延安冬天取暖主要靠木炭，需要抽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去完成这个任务。上山烧木炭很艰苦，要在山上居住，饮食、交通都很不方便，再加上缺少结实耐磨的衣服和鞋，有的连袜子都没有（引自丁炬《对徐徐同志的回忆与思念》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