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友爱是允许的，但同性间的**抚、性抓伤、咬睫毛和嘴唇接触等都应该遭到厌弃。--［英］马林诺夫斯基《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

有关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记录非常之多，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献流传下来，这种流传与保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迄今为止，同性恋依然被很多人视做一种病态心理的反映。而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古代社会，这种隐秘的事情是如何传播的呢？看了这些被记录得神乎其神的细节，你会不会对古人的传播能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君王同性恋

《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几条鱼，可是却很伤心。魏王问其故，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满心欢喜，后来我又得到更大的就把第一条扔了。现在我受宠于你，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很多，有朝一日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扔掉。”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何不早告诉我？”于是发布命令，如有人在魏王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满门抄斩。当时统治者利用权势玩弄俊男很少有不移情别恋的，魏王颁布这一命令足见其用情专一。

清代帝王中最有同性恋嫌疑的当属乾隆。《清稗类钞?异禀类》记录了一个妃子的死。说，清世宗(雍正帝)的一个妃子，美貌娇艳。乾隆十五岁那年，进宫办事，从那妃子身边过，看见妃子对着镜子梳头，乾隆心性天真，便上去从后面捂住那妃子的双眼，想与妃子开个玩笑。妃子哪里知道是太子，被乾隆这么一捂，吓了一大跳，顺手把梳子朝后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乾隆的脸上。乾隆一疼，立刻放手。第二天，世宗发现了乾隆脸上的小伤疤，问他怎么弄的，乾隆不肯说。后来在严厉斥责之下，乾隆才如实说。太后闻听，怀疑妃子调戏太子，立刻把那个美貌妃子赐死了。乾隆大哭，把一根手指染成红色，在妃子的脖子上点了一下，说，“是我害了你，如果魂灵保佑，那就让你在二十年后和我相聚吧。”

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的身份进宫做了銮仪卫，具体工作是抬轿子。有一天，乾隆爷想外出，仓促之间找不到黄盖，乾隆爷问四周人等：“这是谁的过失？”和珅连忙说：“典守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乾隆循声一看，觉得和珅这人非常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回宫之后，回忆自己从小到成年之间的事情，猛然间觉得和珅与那位因为自己而受牵连死去的妃子面貌相似。于是密召和珅入宫，仔细观看他的脖子，发现“指痕犹在”。乾隆爷认定眼前的和珅就是那美貌妃子转世，对和珅“倍怜之”。之后，和珅的仕途一路扶摇，终至相位。乾隆爷即将退位时，对和珅说：“我和你关系非同寻常，后人将不容你。”果然，嘉庆帝即位不久就把和珅赐死。

这则记载于《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文字传奇至极却大有可信之处，否则，以乾隆爷的明察秋毫，怎能不知和珅巨贪？所以不查办他，大概正是因为君臣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

男风
宫廷同性恋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士人和官员的广泛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

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对男风一事的宽容。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同样很是宽容甚至赞赏。

万历十二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因为喜好男风而遭罢官。时隔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把这两件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了一首传诵一时的《送臧晋叔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其中有句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低。
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
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
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
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
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呣竟何云。

这种敢做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视世俗名利、追求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对当时士人震动很大，明末时钱谦益犹赞叹道，“艺林至今以为美谈。”汤显祖毕竟还只是一个开明的文人，而晚明名士张岱则更进一步，身体力行之。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如此概括，也算得上坦诚之至了。

小说家冯梦龙对同性恋的态度则更高一筹。他在编著的《情史》中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并加以评点。他认为：

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世故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

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并论，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与反常的区别。这种观念，和近现代的同性恋理论大有相合之处。

大约是相当程度上受到了男风的影响，自明代中晚期到清代，社会对男性的审美理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异。“面如冠玉，唇如涂朱”成了通俗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常见形象，文弱纤秀、女性化的白面书生成了这一时期公认的美男子。而男性的阳刚之美，在小说家的笔下，则成了最无知最底层的男性的特征。

普通的友爱是允许的，但同性间的**抚、性抓伤、咬睫毛和嘴唇接触等都应该遭到厌弃。--［英］马林诺夫斯基《未开化人的恋爱与婚姻》

有关中国古代同性恋的记录非常之多，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有关同性恋的文献流传下来，这种流传与保留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

迄今为止，同性恋依然被很多人视做一种病态心理的反映。而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古代社会，这种隐秘的事情是如何传播的呢？看了这些被记录得神乎其神的细节，你会不会对古人的传播能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君王同性恋

《战国策?魏策》中记载，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几条鱼，可是却很伤心。魏王问其故，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满心欢喜，后来我又得到更大的就把第一条扔了。现在我受宠于你，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很多，有朝一日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扔掉。”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何不早告诉我？”于是发布命令，如有人在魏王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满门抄斩。当时统治者利用权势玩弄俊男很少有不移情别恋的，魏王颁布这一命令足见其用情专一。

清代帝王中最有同性恋嫌疑的当属乾隆。《清稗类钞?异禀类》记录了一个妃子的死。说，清世宗(雍正帝)的一个妃子，美貌娇艳。乾隆十五岁那年，进宫办事，从那妃子身边过，看见妃子对着镜子梳头，乾隆心性天真，便上去从后面捂住那妃子的双眼，想与妃子开个玩笑。妃子哪里知道是太子，被乾隆这么一捂，吓了一大跳，顺手把梳子朝后砸了过去，正好砸在乾隆的脸上。乾隆一疼，立刻放手。第二天，世宗发现了乾隆脸上的小伤疤，问他怎么弄的，乾隆不肯说。后来在严厉斥责之下，乾隆才如实说。太后闻听，怀疑妃子调戏太子，立刻把那个美貌妃子赐死了。乾隆大哭，把一根手指染成红色，在妃子的脖子上点了一下，说，“是我害了你，如果魂灵保佑，那就让你在二十年后和我相聚吧。”

乾隆中叶，和珅以满洲官学生的身份进宫做了銮仪卫，具体工作是抬轿子。有一天，乾隆爷想外出，仓促之间找不到黄盖，乾隆爷问四周人等：“这是谁的过失？”和珅连忙说：“典守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乾隆循声一看，觉得和珅这人非常眼熟，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回宫之后，回忆自己从小到成年之间的事情，猛然间觉得和珅与那位因为自己而受牵连死去的妃子面貌相似。于是密召和珅入宫，仔细观看他的脖子，发现“指痕犹在”。乾隆爷认定眼前的和珅就是那美貌妃子转世，对和珅“倍怜之”。之后，和珅的仕途一路扶摇，终至相位。乾隆爷即将退位时，对和珅说：“我和你关系非同寻常，后人将不容你。”果然，嘉庆帝即位不久就把和珅赐死。

这则记载于《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文字传奇至极却大有可信之处，否则，以乾隆爷的明察秋毫，怎能不知和珅巨贪？所以不查办他，大概正是因为君臣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

男风
宫廷同性恋当然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真正使男性同性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的，应该说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的改变，尤其是士人和官员的广泛参与。在中国古代，士人是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

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体现出文人士大夫对男风一事的宽容。汤显祖的《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轻松幽默的笔调，写出了酷好男风的李猴儿在冥间所受到的喜剧性的发落。现实生活中，汤显祖对同性恋行为同样很是宽容甚至赞赏。

万历十二年，当时的礼部主事、名士屠隆因为喜好男风而遭罢官。时隔一年，著名的戏曲家、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又因“风流放诞”，“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而受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把这两件因好男风而罢官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了一首传诵一时的《送臧晋叔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其中有句云：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低。
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
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
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杨柳花飞还顾渚，箬酒苕鱼须判汝。
兴剧书成舞笑人，狂来画出挑心女。
仍闻宾从日纷纭，会自离披一送君。
却笑唐生同日贬，一时臧呣竟何云。

这种敢做名教罪人的叛逆精神和蔑视世俗名利、追求纵情适性的洒脱风度，对当时士人震动很大，明末时钱谦益犹赞叹道，“艺林至今以为美谈。”汤显祖毕竟还只是一个开明的文人，而晚明名士张岱则更进一步，身体力行之。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自己的早年生活：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如此概括，也算得上坦诚之至了。

小说家冯梦龙对同性恋的态度则更高一筹。他在编著的《情史》中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并加以评点。他认为：

男女并称，所由来矣。其偏嗜者，亦交讥而未见胜也。世故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

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并论，并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与反常的区别。这种观念，和近现代的同性恋理论大有相合之处。

大约是相当程度上受到了男风的影响，自明代中晚期到清代，社会对男性的审美理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异。“面如冠玉，唇如涂朱”成了通俗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常见形象，文弱纤秀、女性化的白面书生成了这一时期公认的美男子。而男性的阳刚之美，在小说家的笔下，则成了最无知最底层的男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