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雪无痕：深浅论

　　韬略的酝酿、制定、实施、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深密为运行的法则，这是三国韬略家们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得出的共识。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过“事以密成，语以泄败”(《韩非子·说难》)、“谋泄者，事无功。”(《战国策·齐策三》)的规箴，但三国时代的智囊谋士，则将古人的警语编织到深浅韬略的理论框架之中。

　　从这一理论框架的纵向而言，有两条思维射线：逆行为深根，顺走为深远，要求韬略的标杆立在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品极上。

　　逆向思维要求将思维定势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关注已经过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韬略的设计能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格局，战争与动乱，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一个决策者对这些历史情况熟视无睹，那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他们，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曹操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青州黄巾军的改编、对屯田政策的贯彻到底，这使他在日后的中原争霸中有了雄厚的资本。而这两项决策，就是深根原则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国，是个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这种体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权至上的观念，却已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灵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对皇权的否定就会导致失去民众，群起而攻之的被动、不利局面。三国韬略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势力均在抢夺控制东汉朝廷、摆布末代皇帝的机会，只是识力有深浅，目光有长短，力量有悬殊，结果是一些综合条件好的势力抢先一步，曹操集团就是这种综合条件好的势力。董卓因浅识而丢掉这一控制权，袁绍因缓识而错过这一良机，刘备因深识而打着振兴汉室的旗帜，袁术因无识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种势力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了解到传统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后果大异。

　　顺向思维要求将思维之箭射向极限，这就使得谋划过程、决策关头顾及深远悠长的视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常人与韬略家的区别，也正在于谋划的深浅。 诸葛亮的《隆中对》，荀彧、郭嘉的袁曹优劣论，曹操袁绍的形势论，孙权抗曹与否中的主战论，……无一不是深谋远虑的典范。这些实践，翻开三国的历史，俯拾皆是。

　　深浅理论的横向坐标，也有两条思维射线；一是深交、深结，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韬略的标杆插向深情厚谊与深藏若虚的峰峦中。

　　在刘备的阵营中，君臣关系、将帅关系之融洽，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早至刘备访诸葛亮，有如鱼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无憾之叹。刘备集团是三国所有争霸势力中内部团结得最紧密的一个集团，这一集团之所以由无到有，由弱至强，与深交原则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结果，实质上与刘备善于运用深浅韬 略的素养有关。刘备与庞统等率军进军益州，庞统提供了三大对策，刘备取其中策，就是基于深浅韬略。尽管刘备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能反映他本人的决策思想，得人心之浅而行动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风险的。刘备的退出襄樊，进兵江陵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基调。至于董卓之用吕布，曹操之逼荀彧，孙 权之责陆逊；袁术之待孙策，刘表之遇刘备……则表现了很大的失误，当然，造成后果也是严重的。

　　三国韬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决策的胜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谋，贾诩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隐夺君意，周鲂的密不透风以及无数类似的史实，具体地、多方面地继承、丰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则的运用在三国时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堵绝了间谍之路，赢得了变化的主动，弥补了己方的缺陷，营造了虚张的声势。以弱胜强，以小击大，以寡敌众的胜利，无一能离开深密原则的执行。

　　深浅韬略在实践上的运用程式是，以深击浅，以深对深，变幻深浅，深入浅出。

　　孙坚大败董卓、曹操入主兖州、周鲂击获彭绮、司马师扑杀李丰、魏平诸葛诞等事件，胜利的一方无不运用以深击浅的深浅韬略原则。

　　每当有关双方都能发挥智囊决策之时，都能正确运用深浅韬略之际，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深对深。韬略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这一类型，这是内部双方的一种以深对深。至于外部，刘备从曹操、袁绍阵营中脱离，诸葛亮动员孙权主战，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于深浅变幻，在高明的韬略家手中，更是运用自如。贾诩的人生经历，择主态度；荀彧、许攸的弃暗投明，改弦更张；张松、法正的易帜；曹操、司马懿的密谋……都表现了深浅形迹与手法的变幻。

　　而深入浅出则表现了韬略家的从容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天下大事成于细，天下难事成于易，细与易是向着大与难的方向，浅是为了完成和实现深层的计划。曹、刘、孙三大集团的发展过程，即是深入浅出，由浅致深的过程。

　　三国时期，深浅韬略也充分体现在韬略家的个人素养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马懿，深思如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谯周，深奥如程昱、贾诩、郭嘉…… 他们对于历史、典籍、现实、未来的那种深入思考和深切体察，表明深浅韬略作为行动的准则，已化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灵魂深处之中。

　　流水无形而无不形：常变论

　　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著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藏于九地之下：真伪论

　　汉末、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或以假乱真，或以假乱假；或以真乱真，或以真乱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无智者顿入迷途，无识者难出泥潭。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在其所著《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讲究诡秘，从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计为道。”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战无其诈，难以胜敌。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吕氏春秋·义赏》)欺诈的作战方法，可以偶尔为之，绝不可长此以往，一用再用，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说法，到三国时代，就没有人再坚持了。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利之诱之的韬略，大破魏曹休之军。曹操西征，攻打马超，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使其缓于追击，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未受损害。此为诱敌。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氏人。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为迷敌。官渡之战中，曹操解白马之围，至延津南设下埋伏，解鞍放马，丢弃辎重，致使袁军中计，大将文丑被杀，此为示弱骄敌。郑泰阻止董卓征兵，张松、法正劝刘璋迎刘备，孙权致书曹操称帝，陆逊代吕蒙为统帅……均为误敌。三国末期，诸葛诞反魏，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加以挑动，最后攻下寿春，杀了诸葛诞，用的是挑敌韬略。公元231年，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佯动欺敌，是为动敌。猇亭之战中，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与其相持，疲劳蜀军，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使蜀军的挑战、求战阴谋落空。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陆逊寻隙而攻，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此为疲敌韬略。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为间敌。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

　　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三国志·张辽传》）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成败祸福的原点：动静论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

　　营造绝对优势：虚实论

　　社会形势，倏忽变化。窥其内幕，常与决策者运用虚实韬略密切相关。

　　汉末黄巾起义的初期阶段之所以发展迅速，惊天动地，关键在于起义领袖选准时机，乘虚而起。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人民反抗情绪的与日俱增……都构成王权的削弱，统治板块内部出现裂痕。所有这些，都是虚的表现。起义者经过长期的酝酿，以严密的组织，选准突破口，终于掀动大潮，初战告捷。

　　公元200年，刘备利用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曹操势力无力他顾之机，在曹操腹地汝、颖一带展开攻势，这一乘虚而入的战略，使曹操深为担忧。只是刘备实力尚未强大，根基不稳，才被曹仁击败。否则，官渡局势将更加严重，曹操败亡就不可避免。

　　三国时期，精于乘虚而入之道的稻略家为数不少，他们抓准时机，果断行动，无不效果显著。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指明的争夺荆州、益州，鲁肃、周瑜建议经营江东，极长江而据，与曹操争锋，都是运用虚实韬略，争雄图霸的大计。吴蜀都是乘曹操在中原扫荡群雄，无力他顾的总趋势下，跳出中原激战的游涡，经营南方，虚处立足，增强实力，北上争锋。其中所贯彻的避实击虚、先虚后实的韬略指导原则，是十分清楚的。

　　虚是空虚，空隙，虚弱；实是坚实，强固，实在。乘虚而起、乘虚而入，乘虚蹈隙在实质上就是利用敌方的危难之机、空虚地带、矛盾冲突、薄弱环节，发挥己方的实力优势，予以打击、拓展。曹操之兴，是利用群雄在政治上的缺乏远见，经济上的缺少基础，争取主动。刘备、孙权则是利用地理环境，立住根基。

　　《孙子兵法》道出了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一大奥秘：“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乘虚而进，如入于无人之境。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挡，是因为攻击之处正好是敌人防备的空虚之地。《孙子兵法》总结了用兵作战中虚实原理的重大作用与价值。孙子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击卵者，虚实是也。”(《势篇》)意思是军队向敌方发动攻击，好像以石击卵那样无所不破，关键就在于掌握了虚实这一战略战术，运用了以实击虚的原理。孙子明确地指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虚实篇》)战争的胜利，总是避开敌人的坚固之处，攻击敌人的空虚薄弱之处。吴蜀猇亭之战，年轻的吴国将领陆逊火烧蜀营，大败刘备，采用的就是避实击虚韬略。孙策取会稽，吕蒙夺荆州，邓艾灭蜀汉都是运用避实击虚、批亢捣虚韬略的成功范例。

　　三国韬略家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发展了虚实思想，使得虚实的运用范围扩大，虚实原理的外延拓展，虚与实两者关系的互换变化，从而将虚实原理的运用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刘备与曹操的周旋，杜畿稳定河东、司马懿与曹爽的争斗，采用的是深藏若虚、虚与委蛇的韬略。董卓拥兵入京，手下只有步骑三干，为了营造优势，慑服远近，他每隔四五天，就于夜里派兵离开洛阳，驻于城外，第二天早上，再整军入城，大张旗鼓，惑人耳目。洛阳内外以为凉州援军又至，却不知董卓在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

　　此外，孙坚遇盗，神闲气定，单刀直入，假装指挥部众，部署围剿，使盗贼溃散逃走。陈登在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下，于城外十里之地设立军营，遍置干柴，至夜间放火，若援兵突临之势，使孙策的进攻部队惊惧溃逃。陈登跟踪追击，大获全胜。程昱夺回东阿县城，蒋济解除合肥之围……无不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智退敌兵。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受虚实思想启发进行了虚实互变的稻略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类实践中最精采的范例，要数赵云的空城计。

　　公元219年农历三月，曹操统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斜谷到达汉中，刘备采取凭险固守、不战疲敌的策略，不与曹操交锋。曹军运粮至北山下，蜀将黄忠率兵前去劫粮，久未返回。赵云带领数十骑兵出营巡视，与曹操大队人马相遇。赵云临敌制变，以攻为守。曹军追至赵云军营之前，赵云退入军营，洞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内有伏兵，随即后撤。此时，赵云下令擂起战鼓，并用强弓劲弩在后面猛射曹军，却不追赶。曹军见状大惊，纷纷夺路逃窜，结果自相践踏，很多人落入汉水而死。第二天，刘备来到赵云营中观看阵地，感叹子龙(赵云之字)浑身是胆。

　　虚而虚之的韬略是指本来虚空弱小，却又故意以虚弱示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以为以弱相诱，以掩其实，而不敢轻举妄动。

　　实而虚之，虚而实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先虚后实，先实后虚，外虚内实，外实内虚，虚虚实实，虚实相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实韬略的灵活运用。虚实原理的要害在于营造优势，避实击虚。使敌方之实因我方之避而变为虚，形同废物；使我方之虚因敌方无备而变为实，反客为主。

　　法不过攻守，术不出奇正，势不离虚实。识虚实之势，则无往而不利。因为避实击虚，于势为易。通虚实之变，则无往而不胜，因为争取主动，有备无患。

　　虚实两者，必相辅相成，相生相存，方能奏效，若一味主虚，必成无烛之光，无水之气、一经识破，必遭灭顶之灾。而无虚之实，则呆板笨拙，不能发挥其固有的潜力。

　　从认识虚与实的现象，进而运用虚实原理，最后到发展成为虚实互变的思想，三国时代，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探索。三国稻略家们的斗争实践，丰富了虚实理论的内涵，他们的贡献，正如后人在《草庐经略·卷六·虚实》中所总结：“善兵者，必使我常实而不虚，然后以我之实，击彼之虚，如破竹压卵，无不摧矣。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我为虚。”所谓虚实在敌，即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敌方，在客体；而虚实在我，则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我方，在主体。

　　类似的议论，还见于《投笔肤谈·兵机第八》：“故敌之实，我虚之；我之实，敌不可得而虚也。敌之虚，我乘之；我之虚，敌不可得而虚也。我实其实，将以从敌也。我虚其虚，将以疑敌也。我实其虚，将以违敌也；我虚其实，将以致敌也。虚实之机，变生于敌，渊微之妙，鬼神莫知，然后能狃敌而成功。”这里强调运用虚实的关键，在于根据敌情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只有把握虚实之变的深奥精微之妙，达到神鬼不知之境，才能麻痹敌方而夺取胜利。正是这样的胜利，改变了敌我友的形势与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 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春风化雨：情理论

　　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则从之如流，迎之若宾。

　　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悬；能化险境为坦途，变艰难为平易。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

　　——张范之子张陵和张范弟弟之子张戬被盗贼逮住后，张范径直入贼营请求放还二人，盗贼将张范之子释放。可是张范却说，你们释放我的儿子，这份好意是很重了。人之情虽爱其子，但我可怜张戬年龄更小，请恩准我用张陵换回张戬。盗贼闻言，觉得张范义重如山，最后将张戬和张陵一并释放。袁涣拒绝吕布要求写信辱骂刘备的命令，田畴哭刘虞之墓险遭公孙瓒的杀害。司马芝避乱途中遇盗，同行之人均抛弃老弱逃亡了，而司马芝则独自坐着守卫母亲，盗贼以刃相临，司马芝叩头说。母亲已老，我死之后，只有拜托各位了。盗贼们说，此人是孝子，杀之不义。于是司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韬略家们以至情感人，至理动人，迫使对手放下屠刀，改弦更张。情理韬略在这里成了生命的保护伞，反击的杀手锏。

　　——刘晔对吴杀死关羽之后，蜀国动静形势的分析，对吴派使节到魏国称臣内幕的洞察，对魏文帝伐吴之举的评价。杜袭对曹操攻杀许攸想法的劝谏，诸葛瑾对于关羽死后，刘备东伐吴国的劝告……无一不是从情与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也是极有力的结论，使得论说对象有所感悟。情和理的分析、探讨，也是韬略家们棋高一筹的奥秘所在，这些分析，使得他们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情与理是相对立的，由于人的素养不同，对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为了夺取天下，必先夺取人才，特别是智囊型人才。但这些人中，有一大批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观点不相一致，而且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如何克制私忿，按理行事，以情殉理，则成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决策者们运用情理韬略，成功与失败，这是一个试金石。三国时期，袁绍、袁术、刘表、董卓、吕布、刘彰等人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就败在不能成功地运用情理韬略。他们周围原本是智士如云，猛将如织，可最后的成功者却是起于微末的曹操，走投无路的刘备，寄人篱下的孙策……

　　三国时代的情理韬略不仅只是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达到真知灼见的一个手段。懂得人的情感，进而影响、打动、牵引、控制这一情感的走向，就能使对方自觉步入事先设定的轨道。在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是降是战的关键时候，诸葛亮、鲁肃以强化刺激，引发认识。诸葛亮以激将法唤醒孙权对利害的认识，使其作出正确的决策。贾诩回答曹操立储的问题、诸葛亮指点刘琦避祸的办法，都是强化事件对于情感的刺激，使对方猛然醒悟，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三国时期大量以弱击强，以寡击众的战争，都受环境刺激的影响，投之死地后生，置之绝境而不亡，就是强化环境刺激，使战斗者调动全部情感，从而获得解救。打开情感的通道之后，必须以理随之。事理、物理、哲理、伦理、情理……本身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指示着通往成功之门的途径。一旦认清其理，便具不凡见识，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也就随之而生。

　　三国韬略家运用情理韬略调整意识，控制情感，根据环境、需要、目标制定对策、渡过难关，营造优势：

　　——诸葛亮强忍刘备身亡白帝的巨大隐痛，从蜀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控制、调整蜀国将领的情绪，与吴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基于对事理的认识，调整情感。

　　——刘备败于吕布，依附曹操，运用韬晦之计，以示胸无大志，等待时机，与曹操分庭抗礼。司马懿在不利形势下，韬光晦迹，装疯卖傻，蒙蔽曹爽。而一旦机会降临，则突然反击，一举成功。这是压抑情感，以符合身处危急时不引人注目，从而被打击的道理。

　　——刘备百折不挠，杜畿深藏不露，张昭犯颜直谏，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标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总而言之，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对己。从一般的劝说价值，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从普通韬略原则，提高到事关前途、命运的总体对策。从个别的对象处理，演化为对历史发展、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

　　突破精神防线：心力论

　　击垮敌方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是从精神上将其摧毁。前者为力取，后者为心攻。三国韬略中的心力韬略，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韬略理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三国时期的心力韬略沿着《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的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韬略家们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九·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记》)

　　此论经诸葛亮征南中时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实践，而得到了高度评价，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为心力韬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攻心原则是作为力取原则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而被运用的，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通“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七擒孟获之事不见于陈寿所著《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予以采用。根据诸葛亮自《隆中对》以来一贯主张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计策和孟获后任蜀汉御史中丞的事实，七擒七纵孟获，攻心服人之举不至于是捕风捉影之谈。诸葛亮对孟获展开的心理攻势，是以有利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作为后盾的。而强大的力攻已经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使之产生心理动摇，陷于心理崩溃状态。诸葛亮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顺利结束。诸葛亮以心力韬略，取各族强壮者为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取各族贡赋，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稳定南中，“夷汉初安”，为日后北伐奠定了较好的后方基础。

　　郑浑广开降路击破梁兴，钟会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等战例，均属心力韬略的巧妙运用。

　　三国心力韬略除了心攻力取双轨齐下，互补互用的原则之外，就是单独发挥攻心、心战的作用，去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同是攻心韬略，形式则多种多样。

　　攻心韬略的第一种形式是发挥传统力量。传统之力，足以撼动人心，激发群情。董卓听说关东起兵，迁天子定都长安，自留洛阳，并烧毁宫室。对此行径，曹操一针见血地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汉代皇帝的巨大号召力，使关东联军之举在舆论上成为叛逆行为，从而赢得全国民心，至少是暂时地赢得，立住脚跟，以图进取。结果却坐失良机，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舆论的对立面，极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认识，机会一旦出现，就及时抓住不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远来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韬略的第二种形式是深入敌人的内部，实施分化瓦解，破坏对立阵营的心理结构，使事态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三国韬略家们大都能够设法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特点和弱点等心理因素，对症下药。刘备争取张松、法正、孟达等刘彰部属之心，吕蒙、陆逊计袭荆州，曹操间离韩遂、马超，王允分化董卓、吕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孙康、袁尚矛盾……无不深入敌人之心，不露破绽，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计。

　　此外，通过交往、语言、事理、外力、形势等各种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国政权，鼎立而存，实为天下人心归属分流所致。

　　三国心力蹈略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充分发挥智与谋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谋” 之谋，包括谋取人心。王肃治民以信，贾逵得道多助，刘备得人死力，张鲁以教治国，田畴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纳叛，孙权征少数民族为兵，都充分表现了智与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强于心，不强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为本，以谋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个集团，其最初的凝聚，后来的发展，经历的衰盛，最后的成败，无不可以心的聚散为标志、以人心的归属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结论。

　　冲突双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线，是精神筑就的防线，无论武力也好，舆论也好，无不对准这一点而发。各个集团的任何韬略，也无不是为了加强或冲击这一防线。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心力韬略的价值、意义，以及变幻莫测的三国形势、人生百态，无疑会有横扫风云，廓清天宇，洞若观火，豁然开朗的畅透明快之感。

　　化解千钧之力：刚柔论

　　三国以前，人们对刚柔的认识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观点。《老子》上说：“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三略·上略》）以柔克刚，成为弱小集团或势力寻求的有力武器。

　　三国时代，群雄争霸，更多的是以刚克刚，实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刚柔韬略的势力，则发展迅速，所向无敌。一旦敌对的双方旗鼓相当，不相上下，那么刚柔韬略的运用则更为重要。因为刚强而无柔韧，部队的战斗力势必丧失殆尽。当然，纯柔纯弱，则其势必削。只有能柔能刚，不柔不刚，刚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达到以弱制强，以柔制刚。

　　三国韬略家对于刚柔韬略的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优势互补。曹操迎接汉献帝，进而以此为政治资本，是刚中带柔，柔中藏刚。网罗群英，任其所长，不为个人喜怒为断，是藏刚露柔；而赏罚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刚。诸葛亮说服孙权抗击曹操，言辞中刚柔相杂，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主战。南征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刚柔并重，实效显著。孙权对曹魏的政策，内强则刚，内弱则柔，作为调节器，用于同蜀汉的外交斗争。司马懿对付曹爽集团，外柔内刚，先柔后刚，刚以柔为用，柔以刚为体，终于取得权力斗争的胜利。

　　二、以柔克刚，取胜之道。三国韬略家所辅佐的集团，大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寡到众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强大的对手、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就成了当务之急。严峻的形势，促使了对刚柔韬略的研究，促进了对以柔克刚原则的探索。以柔克刚最先为老子韬略思想的精华和核心。老子从自然界的大量现象观察到了这些结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只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三国韬略家们积极寻求军事实力以外的途径，发展自己，并逐步将其转化为实力，从而将以柔克刚的原理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法则。克刚之柔的内涵，被三国韬略家们诠释为传统观念，如王权至高无上的思想，仁义道德的理想等。柔的内涵被赋于新的政治模式，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纲领。柔的内涵被理解为软性的、妥协的、和平的方式，如联盟的思想、统一战线的思想。柔的内涵被确认为一种文化内核，如以汉族文化吸引周边少数民族的思想等等。从形式上观察，与军事抗衡相对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也可以认为是对柔的内涵的一种拓展，总之，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将古代难以实际运用的以柔克刚韬略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取之以刚，守之以柔。韬略家们认为，攻城掠地、克敌制胜，无不以刚为主，以柔为辅。而一旦结束激烈的争夺，则刚退柔进，柔主刚副。董卓以刚继刚，刘彰柔而又柔，袁绍刚柔错位，刘表刚柔无适……最后均遭失败，不能成就霸业。曹魏篡汉，司马氏代魏，均取之以刚、守之以柔。民众并不呼啸反对，社会并不因此而乱，关键即在于其所制定的政策、方针不是以暴代暴，而是以柔克刚。孙权的继承者们，尤其是孙皓，守之以刚，守之以暴，从而加速了灭亡。

　　智囊锁钥：阴阳论

　　三国以前的传统韬略均认为，“谋之于阴、成之于阳”，“难知如阴”，“阴以图之”。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计策，为使其实施成功，必然要求处于阴的状态。阴的状态，即绝密状态。竞争激烈的时代，争夺的双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动方案、行动计划被泄露，无异使自己成为别人的刀下肉、俎上鱼。任人宰割，无力反抗。密谋、阴谋的原始意义，即是如此。至于对这种阴的贬斥意义，则为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使然。这种意义上的阴阳韬略在三国时代仍然被遵循。违背之，或谋泄而败，或机露而亡；成功者，总是讳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的发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将阴阳韬略提到智囊锁钥的高度进行认识，加以总结。

　　韬略家们将阴阳视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认作包括人类社会、世间事物在内的宇宙规则的消息，看成形势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主流。因此，谁能把握阴阳，谁就能把握命运；谁能洞知阴阳，谁就能洞察—切，高瞻远瞩。从这种意义上说，阴阳韬略，实质上就是一种获得真知灼见的韬略。

　　东汉王朝行将崩潰，军阀割据势力的形成，暴政必将被民众推翻，王权的巨大号召力，北方中原的战乱，三国鼎立的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既斗争又联合，回归统一的趋势……被不少韬略家所洞知。基于对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选择或创建各种组织。崛起—方，争夺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据便是最佳时机。由于军阀蜂起，武力夺取政权便成为最有效的道路。认识到暴政被民众所唾弃，新的政权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生存。深知王权的潜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尘而不予迎请。中原战乱，难解难分，就会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径，另谋高明之策。面对种种社会现象的发生，若能从深处寻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质，察知社会、历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内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维，早作准备，提前动作。胜于无形。

　　阴阳韬略重在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重在对事物本质变化的测度。因此，所有其他韬略，都是以上述前题为起点，进行创设。一旦离开这一前提，许许多多的具体韬略，在实施过程中就会被对方识破，从而无法奏效。

　　三国韬略家们为了打开智囊的宝藏，首先在掌握阴阳韬略上下苦功夫。他们大都博览群书，吸取精华；体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会，洞知细微；反复比较，权衡轻重。从而对事理、情理、物理、哲理获得超乎常人的独到认识。他们深知事物的矛盾、动力、变化、定势不在其外，而在其内；阴不在阳外，阳不在阴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于是注重从内部认识问题，为解决问题找到了捷径。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全面把握，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宇宙的独到体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综合、归纳、推理之外，还运用直觉体悟，整合事物本质所暴露的蛛丝马迹、碎片残块，以获得真知。并根据这一从事物对象所得出的准确认知，作出相应的对策。

　　三国时代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及其韬略实践，均清楚地表明了阴阳韬略与其他韬略的关系和区别，阴阳韬略对于一个大韬略家的重要性。试想。一个能直楔韬略堂奥的哲人智士，与不知大道阴阳的江湖术士，他们所分别设计的具体韬略之间，该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异。

　　阴阳韬略帮助了韬略家获得总体认识，荀彧、贾诩、诸葛亮、鲁肃等人的选择，正表明了他们精通时势的变化，表明了阴阳韬略在他们手中的成功运用。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发挥各自的才智，为所在的集团设计了霸业蓝图，或走出困境，或走向兴旺。

　　踏雪无痕：深浅论

　　韬略的酝酿、制定、实施、完成，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以深密为运行的法则，这是三国韬略家们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得出的共识。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过“事以密成，语以泄败”(《韩非子·说难》)、“谋泄者，事无功。”(《战国策·齐策三》)的规箴，但三国时代的智囊谋士，则将古人的警语编织到深浅韬略的理论框架之中。

　　从这一理论框架的纵向而言，有两条思维射线：逆行为深根，顺走为深远，要求韬略的标杆立在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品极上。

　　逆向思维要求将思维定势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关注已经过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韬略的设计能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格局，战争与动乱，对农业的破坏、对农民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如果一个决策者对这些历史情况熟视无睹，那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这些问题将始终困扰着他们，使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曹操的后来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青州黄巾军的改编、对屯田政策的贯彻到底，这使他在日后的中原争霸中有了雄厚的资本。而这两项决策，就是深根原则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国，是个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这种体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权至上的观念，却已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灵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对皇权的否定就会导致失去民众，群起而攻之的被动、不利局面。三国韬略家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势力均在抢夺控制东汉朝廷、摆布末代皇帝的机会，只是识力有深浅，目光有长短，力量有悬殊，结果是一些综合条件好的势力抢先一步，曹操集团就是这种综合条件好的势力。董卓因浅识而丢掉这一控制权，袁绍因缓识而错过这一良机，刘备因深识而打着振兴汉室的旗帜，袁术因无识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种势力所作所为，多多少少了解到传统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后果大异。

　　顺向思维要求将思维之箭射向极限，这就使得谋划过程、决策关头顾及深远悠长的视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常人与韬略家的区别，也正在于谋划的深浅。 诸葛亮的《隆中对》，荀彧、郭嘉的袁曹优劣论，曹操袁绍的形势论，孙权抗曹与否中的主战论，……无一不是深谋远虑的典范。这些实践，翻开三国的历史，俯拾皆是。

　　深浅理论的横向坐标，也有两条思维射线；一是深交、深结，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韬略的标杆插向深情厚谊与深藏若虚的峰峦中。

　　在刘备的阵营中，君臣关系、将帅关系之融洽，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早至刘备访诸葛亮，有如鱼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无憾之叹。刘备集团是三国所有争霸势力中内部团结得最紧密的一个集团，这一集团之所以由无到有，由弱至强，与深交原则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结果，实质上与刘备善于运用深浅韬 略的素养有关。刘备与庞统等率军进军益州，庞统提供了三大对策，刘备取其中策，就是基于深浅韬略。尽管刘备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能反映他本人的决策思想，得人心之浅而行动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风险的。刘备的退出襄樊，进兵江陵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基调。至于董卓之用吕布，曹操之逼荀彧，孙 权之责陆逊；袁术之待孙策，刘表之遇刘备……则表现了很大的失误，当然，造成后果也是严重的。

　　三国韬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决策的胜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谋，贾诩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隐夺君意，周鲂的密不透风以及无数类似的史实，具体地、多方面地继承、丰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则的运用在三国时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堵绝了间谍之路，赢得了变化的主动，弥补了己方的缺陷，营造了虚张的声势。以弱胜强，以小击大，以寡敌众的胜利，无一能离开深密原则的执行。

　　深浅韬略在实践上的运用程式是，以深击浅，以深对深，变幻深浅，深入浅出。

　　孙坚大败董卓、曹操入主兖州、周鲂击获彭绮、司马师扑杀李丰、魏平诸葛诞等事件，胜利的一方无不运用以深击浅的深浅韬略原则。

　　每当有关双方都能发挥智囊决策之时，都能正确运用深浅韬略之际，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深对深。韬略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这一类型，这是内部双方的一种以深对深。至于外部，刘备从曹操、袁绍阵营中脱离，诸葛亮动员孙权主战，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于深浅变幻，在高明的韬略家手中，更是运用自如。贾诩的人生经历，择主态度；荀彧、许攸的弃暗投明，改弦更张；张松、法正的易帜；曹操、司马懿的密谋……都表现了深浅形迹与手法的变幻。

　　而深入浅出则表现了韬略家的从容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天下大事成于细，天下难事成于易，细与易是向着大与难的方向，浅是为了完成和实现深层的计划。曹、刘、孙三大集团的发展过程，即是深入浅出，由浅致深的过程。

　　三国时期，深浅韬略也充分体现在韬略家的个人素养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马懿，深思如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谯周，深奥如程昱、贾诩、郭嘉…… 他们对于历史、典籍、现实、未来的那种深入思考和深切体察，表明深浅韬略作为行动的准则，已化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灵魂深处之中。

　　流水无形而无不形：常变论

　　三国时期，韬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往往两个对抗的集团，均有高层次、高水平的韬略家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这样一来，使用常规的韬略便不容易取得明显的效果。韬略家们在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创立了许许多多的韬略变体。正是这一点，构成三国时期韬略理论上的特点。

　　远在三国以前，中国的历史已积累了大量的韬略原则。韬略运用中忌讳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照搬照抄、生吞活剥，讲究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贴切、广泛普遍、频繁不断地被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则是三国时代的特色。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无不精通机变；曹操用兵，仿佛孙吴，富于机变。田丰、沮授因机设策，灵活多变。荀彧善于以正御敌，以变取胜。贾诩随时应变，料事如神。何夔因时制宜，程昱因敌制胜，郭嘉临敌制变，董昭通权达变，刘放临机决断，贾逵因利制权。任峻、苏则、张辽、张邰、徐晃、李典、杜袭、赵俨、高柔、孙礼、辛毗、高堂隆、田豫、牵招、王基、邓艾、诸葛亮、李恢、孙权、陆逊、陆抗、周鲂······都曾成功地运用韬略中的变化原则，营造有利条件，夺取胜利。

　　无论是使用常法抑或变法，均不是目的，决定常变手段的是实际情况，“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能够因敌变化而取得胜利，就可以说是达到神妙的境界。人们将良将用兵比作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如果病变而药不变，则无法治愈疾病。

　　三国时代人们运用韬略，打破常规，从理论上概括，其变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数种：

　　一是识机制变，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见，洞察事物、事态。制定对策，变换方针，这类蹈略原则有因机制变、因机而起、伺机而发、随机应变、因机立胜。变化的依据是机，是—种对谋方行动极其有利的机会。黄巾起义的爆发，大赦党人的策略，曹操孤军击董卓，群雄无视汉王朝的存在而竞相割据。献帝东归，曹操集团对付袁绍二子之策，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孙、刘决定联兵抗魏，发动赤壁之战，诸葛亮在猇亭之战后恢复吴蜀友好关系，谯周对蜀汉政治出路的设计，羊祜、杜预灭吴计划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为变，取得大功。能在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识机见势，随之而动，变换策略，变换主客，变换敌我，变换利弊，就能营造大的前途和命运。也正因为如此，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才识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团的欢迎。

　　二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据形势、条件、环境、情况而制定方针、变换对策。运用此类变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国时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据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等综合运用韬略，产生令人高深莫测的变化。贾诩劝张绣与刘表连和，受到曹操的攻击。曹操退兵后，贾诩警告张 “不可追也。追必败。”张绣不听，果如贾诩所言，大败而还。此时贾诩认为，“促更追之，更战必胜”，张绣不解，贾诩指出“兵势有变，亟往必利。”(《三国·贾诩传》)结果取胜。实际上，这里贾诩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据曹军处境合性地使用韬略。曹军退兵时，曹操料知将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断后，贾诩不同意张绣袭击，是因为坚持避实击虚韬略。第二次进击，则本着击其不备，以强击弱韬略。至于重大战役，取胜的一方无不从处境、形态、价值、功能、目的出发、综合性地使用韬略。如官渡之战，曹军使用的韬略就有：以正御敌，以奇制胜，争地必取，牵引制约，扩大同盟，争取中立，巩固后方，拔除隐患，声东击西，分散切割，诱之以利，以逸待劳，釜底抽薪，招降纳叛，攻其不备等韬略。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使用的韬略有：取长补短，以长击短，以逸待劳，示形作伪，扩大联盟，以少胜多，知己知彼，以战止战等等。孙子说过：“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篇》)，而“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因变制变，因变制胜。三国韬略理论对于变的综合运用，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三国时代改变了秦汉以来两大集团对抗的格局，使形势走向三极竞争，这本身也是综合运用韬略的结果。

　　常变之间，有一个制约的关系，如前所述，韬略变体是在不离开、不违背常规韬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吴、蜀末年，最高统治者昏庸无识，倒行逆施，自毁长城，自相残杀，严重违反蹈略常规，等待他们的结果也只有自食恶果，自取败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三国韬略家们正是以此古训为最高境界，在实践中形成了常变韬略理论的丰富内涵。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论

　　先后韬略的运用，往往与能否迅速达到目标直接相连。正因为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三国韬略家们均将其作为重要的致胜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国韬略家注重在三个层次上使用先后韬略。

　　首先，是运用于对时机的认识。先见为明，后识为暗。先知为哲，后觉为凡。在这一层次上，先为贵，后为贱。著名的韬略家，无不具备远见卓识。董卓之乱后，荀彧弃官归家，对父老乡亲们讲：“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宜亟去之，无久留。”而乡人怀土，犹豫不决，只有荀彧率领宗族到冀州。后来，董卓派遣李傕等将领出兵关东，所过之地，多所虏略，直到颍川、陈留，荀彧乡人当时被杀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预见董卓必败，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乱终，无能为也。”作这一断语之际正值董卓威临天下，不可一世之时，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败名裂。荀彧单身见郭贡，分析曹袁优劣的“四胜”之论，寝曹操九州之议，无不识于机先。荀攸发奸吏，和袁谭，贾诩力劝张绣降曹操，刘备识民心，诸葛亮测形势，孙权知虚实，陆逊料兵势……先见致胜、致福、致成之例，不胜枚举。决策者、韬略家思想认识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个人或集团的前途、命运。先识者部署在先，行动在前，往往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识者。曹操击袁绍之子，而敢于不顾刘表的釜底抽薪，击刘备而敢于不顾袁绍的长驱直入，刘备取益州而敢于从容部署等重大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手的后识、缓识、误识和无识基础上。

　　其次，是运用于决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吕氏春秋·先己》)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时期，各大集团在决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韬略是极其频繁的。决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为三国争霸的一大特征。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均在事先经过多次反复的谋划，而后付诸实施。相反，那些不善于运用先后韬略的决策者，往往临时断决，仓促应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结果无不失利。即使有少数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帮助不了他们取得最终的胜利。

　　第三，是运用于行动过程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先发制人原则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郑泰、刘劭、胡质、钟会、张昭、周瑜、庞统等韬略家，在这方面均有成功的实践。先发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夺人先机，争取主动，获得优势，在敌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已经制他们于被动，甚至于死地。决定先发，需要有第一、二阶段先后韬略的奠基，只有认识超前，谋划超前，才能保证行动上先发的成功，否则，先发之举就可能成为轻举妄动，盲目行事。而与先发制人的情况相反，后发制人则往往更具打击力，因为先发是基于认识与谋划的超前，是与对手抢夺时机等有利条件。后发则基于对敌方薄弱点的制约，更多的是对敌方已有优势或实力的反击。吕蒙、陆逊袭荆州、陆逊败刘备、司马懿制曹爽、司马昭防钟会等，均是很著名的后发制人范例。

　　先后韬略的三个不同层次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是综合、交叉、连续使用的，无论是哪个层次、阶段，这一韬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时机面前，“先即制人，后则为人制。”(《史记·项羽本纪》)在严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前，先思后行，万无一失。在具体的行动过程，先后随时，动静无咎。在三国韬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为强之法，又可用后来居上之计。群雄争霸，三国鼎立，谁也不会输给谁，其全过程，就有先后韬略的重大影响存在。董卓、袁绍先强后弱，曹操、孙权先小后大。刘彰先居益州之地，刘备后来占据其境，…… 先后韬略实际上起着转移空间、掉换主客、改变胜败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动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进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认识、谋划、行动中使韬略主体具备全面的、整体的思维方式之外，三国韬略家还特别注重先后韬略的另外一大侧面，即其思维的内容。军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声夺人，抑或后发制人。先内后外，还是先虚后实。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离，政治上是治道为先，抑或征伐为先；立本为先还是以末为先……一旦将先后韬略的形式与内容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个新天地，就能转危为安，起死回生，就能稳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标。

　　藏于九地之下：真伪论

　　汉末、三国时代激烈竞争的形势，决定了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场合的真伪错位，或以假乱真，或以假乱假；或以真乱真，或以真乱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无智者顿入迷途，无识者难出泥潭。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军事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孙子在其所著《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讲究诡秘，从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无常形，以诡计为道。”三国韬略家普遍认为，战无其诈，难以胜敌。而先秦两汉的不少智士认为，“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吕氏春秋·义赏》)欺诈的作战方法，可以偶尔为之，绝不可长此以往，一用再用，因为这不是长远能用的方法。这表示了与孙子相反的意见，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见。这种不同的说法，到三国时代，就没有人再坚持了。人们不是反对这一军事定律，而是积极设法识破欺诈之术，在自身识见上下功夫。

　　真伪韬略在三国时代的运用十分广泛，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孙权将领周鲂以兵不厌诈，利之诱之的韬略，大破魏曹休之军。曹操西征，攻打马超，曹军以肥牛健马引诱敌军，使其缓于追击，最后曹军全师渡过黄河，未受损害。此为诱敌。贾诩在危急关头冒充名将段颎外孙，威吓手操生杀大权的叛乱氏人。此外还有赵云空城计等，为迷敌。官渡之战中，曹操解白马之围，至延津南设下埋伏，解鞍放马，丢弃辎重，致使袁军中计，大将文丑被杀，此为示弱骄敌。郑泰阻止董卓征兵，张松、法正劝刘璋迎刘备，孙权致书曹操称帝，陆逊代吕蒙为统帅……均为误敌。三国末期，诸葛诞反魏，司马昭利用敌方矛盾，加以挑动，最后攻下寿春，杀了诸葛诞，用的是挑敌韬略。公元231年，吴将孙布向魏扬州刺史诈降，佯动欺敌，是为动敌。猇亭之战中，陆逊利用刘备求战心切的弱点，与其相持，疲劳蜀军，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中，使蜀军的挑战、求战阴谋落空。当蜀军被拖得精疲力尽时，陆逊寻隙而攻，将蜀军打得落花流水，此为疲敌韬略。王允说动吕布谋杀董卓，杜预设法破坏东吴君臣关系，为间敌。真伪韬略在军事上的使用极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关东联军起兵反对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辅魏……都是出于某个集团的需要，实施真伪韬略的结果。

　　外交上，刘备对袁绍、曹操、刘表的加盟，吴蜀联盟的建立，东吴向曹魏的称臣，刘备与刘彰的友好，曹操对西部势力的宽容……都是采用真伪韬略，因时制宜的结果。

　　“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频繁的战争，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军事的烙印，充满着险恶。何进被宦官杀害，丁原被义子吕布杀死，黄巾军起义前夕唐周告密，刘虞被害，张温被杀，张邈谋叛曹操，祢衡被害，杨彪被诬下狱，杜畿稳定河东，吕蒙夺取荆州，费祎遇刺，钟会、邓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锋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归黄泉。真伪韬略经三国时代刺激，发育得更为成熟。兵诡必疑，虑疑必败。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动也好，在充满欺诈的环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处。当然毫无根据的怀疑，一定会导致失败。

　　韬略家们必须炼就“火眼金睛”，明识真伪，才能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客观现实的需要，三国韬略家们积极从事真伪韬略的探索，总结了一系列的实践，在理论上形成明确的认识。

　　首先，真伪韬略运用的成功，必须营造真正的真，因为只有真实，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实，才会给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动的决心，最后使对方在信以为真的基础上行动，谋方才会受益。曹操离间叔父与自己父亲的关系；董卓虚张声势，设法让他人感觉大批西凉军队进入洛阳城；赵云设空城之计；孙策诱刘勋进攻上缭；东吴数次诱曹军深入腹地，加以打击……都是以真动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伪韬略适应于智囊对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对较低水平的智囊，适应于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决策者，适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双方智力相当，则双方的争夺会演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真伪韬略就没有用武之地。诸葛亮的南征北伐，东吴的北攻西拒……均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真伪韬略不能创造永久性的价值，而只能带来暂时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汉的历程、东吴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个集团、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伪韬略。

　　第四，真伪韬略的使用会腐蚀韬略家本人，会腐蚀整个社会，曹操虽然霸业辉煌，但在三国时代，“奸雄”、“汉贼”之骂声不绝于书，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惯于使用真伪韬略，因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私心而受到严重影响。三国社会，险象环生，真伪难分，流风所及，民无诚信，虚伪、阴险、狡诈，残忍的阴暗人格滋生，极大地腐蚀了民族肌体和社会组织。

　　由于真伪韬略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的有效性和普遍应用性，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应用面，导致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性，增加了社会的磨擦力，增强了各种力量之间斗争的尖锐化，客观上，也使得韬略家们身价百倍，因为他们的真知灼见，是真伪韧略的有力克星。

　　向虎豹借取胆魄：勇怯论

　　两军交战，如何使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发挥整体优势，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国韬略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使怯懦者有刚猛胆魄，勇猛者有文韬武略，更是三国韬略家改造形势，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难题。

　　何进握有重权，面对宦官专政局面，却束手无策，怯懦如鼠，以至调动京城之外的军队，加以镇压。结果纷纷扬扬，走漏消息，被宦官设计，斩于宫闱之中。造成董卓进京，引狼入室，废黜少帝，改立献帝，京都大乱。在此之前，曹操听说何进的对策，大加耻笑，以为：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以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而袁绍诛杀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犹见及，其滥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进之策，为怯者所为；曹操之论，为智者所言；袁绍之行，为外勇内怯者之举。决策者的气度品性，雄勇怯弱之异，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进擒宦官“一狱吏足矣”，袁绍制宦官“不当假(通‘借’)以权宠”即可，根本不必兴师动众或大张杀伐。而曹操之智的价值所在，是启发人们作这样的思考：智谋韬略可以赋于人极大的勇气，也可以节制鲁莽刚暴之勇。换言之，在韬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状可以逆转。利用这一逆转，即可创造勇怯韬略。

　　韬略家们认为造成勇怯的区别，除了人的自然禀性之外，还在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否。曹操深知董卓无道，不顾兵力单薄，西进荥阳汴水，虽败于董卓将领徐荣，但豪气冲天，表现了非凡的勇敢。相反，关东联军十万之众屯兵酸枣，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敢进兵，其统帅对形势的认识浅薄，决定了行动上的畏惧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战曹军兵力为袁军的十分之一，被围缺粮，岌岌可危之时，连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际，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关键在于他认识到“先退者势屈”之理，曹军扼袁军之喉使其不能前进之势，袁曹双方已对峙半年，袁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之机和出奇制胜之时。

　　赤壁之战前夕，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书信，上称：

　　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东吴上下震恐，胆破心惊，议者都认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指孙权)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三国志·周瑜传》)

　　东吴大臣如张昭、秦松等人慑于曹操的强大威势，纷纷认为双方实力悬殊，主张投降曹操，表现了怯懦的心理。而诸葛亮、鲁肃、周瑜等深入分析双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认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双方交战，取胜可能性极大，因而生出无限胆略，力主抗战。正是因为诸葛亮等韬略家的真知灼见，高瞻远瞩，才带来抗战的百倍勇气。勇怯之别，受认识的影响，由此更可察见。

　　魏吴合肥之战，也是能阐述勇怯之别受智略影响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汉中的张鲁，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孙权率领十万之众，将合肥团团围住，张辽、乐进、李典遵曹操之计，奋力抵抗。张辽表现尤为出色，披甲执戟，冲锋陷阵，叱孙权于万军之中，拔部众于重围之内，勇猛如虎，使得吴人夺气丧胆，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张辽固然为魏勇将，但更因为他是智将，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击众。战前，张辽有一个思想认识：

　　公(指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 (《三国志·张辽传》）

　　三国韬略家们还认识到，勇怯之别，在于外部压力的大小与否。于是，勇怯韬略的使用，便讲究营造各种压力，使勇者为怯，怯者为勇。曹操反击刘表、张绣联军，运用步骑夹击，大获全胜。荀彧询问原因，曹操指出：“虏(指刘、张联军)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三国志·武帝纪》)原本曹操前后受敌，形势十分不利，然而曹军为返国之兵，士气奋发，又陷入死地，不力战则无路可走。外部的高压，激发了士兵的潜在能力，人人浴血奋战，终于变怯为勇，击败敌手。曹仁励众胜敌，于千军万马中救出部将牛金。赵云面对强敌，急中生智，设空城计破敌。三国时期，在强敌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为勇之例，是相当多的。至于虚张声势，声东击西，示形作伪，设为疑兵，迫使强敌退兵，勇者丧胆之例，亦不胜枚举。

　　三国勇怯韬略的使用，还讲究互变之术：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对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装，不以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击。陆逊反击刘备，司马懿谋除曹爽，吕蒙、陆逊对待关羽等，均属此类。大怯若勇，是营造虚势，恫吓敌方，以便撤退。陆逊从襄阳退兵，孙坚击海盗胡王，于鲁阳城收兵等，均为典型。而勇怯之变，则由势而成。

　　三国争霸，离不开力的拼搏、智的较量，力搏以智为本，智斗以力为用。而力斗中勇怯异势，则胜败有别。由于三国韬略家们创设的勇怯韬略能改变争斗双方的原有力量对比，使勇者丧魄，怯者壮胆，因而被广泛运用。而那些影响历史发展、形势格局变化的重大设计，则是高明的韬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成败祸福的原点：动静论

　　三国时代是个动乱的年代，这种动乱，忽如暴风骤雨，使人难以行动；忽如万马奔腾，使人不可抵挡；忽如洪水猛兽，使人落荒而逃；忽如惊雷闪电。使人猝不及防。个人、集团、乃至一个政权，如何在这种难以逆料的动乱中保持正确态势，就成为—个十分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成了三国韬略家和统帅们的最高使命。作为选择的基本型式，动静理论便成为引人关注的课题。

　　三国时期的动静理论，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传统的成果。从态势的营造上，不动如山、动如雷震。从价值观念上，非利不动，合于利而动。从目标的确立上，动而不迷，动而胜人。从运用的灵活上，悬权而动，动于九天之上。此为善动的标志和原则。从动与静的内在原理上，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反过来 将这一原理运用在实践中，便产生形形色色的从静、动、止、行出发而去达到安、危、方、圆的目的。

　　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新的发展，重点表现在互补性、隐秘性和制约性上。

　　无论三国时期的军事、政治或外交、一动一静均意味着决策的效益趋向，发展过程中往往也同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约。因此，动静韬略的使用，一般都以决策者的眼光见识来作为选择的前提。察而后动，谋而后动，见机而动，视利而动等原则，几乎成为这一时代韬略家们的规箴。

　　动静韬略中的互补性原则，被三国时期的韬略家们所充分认识。互补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一动一静，一静一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整体动而局部静、整体静而局部动；外动内静，外静内动；先动后静，先静后动等等。官渡之战期间，曹军正面动而侧面静，对西部割据势力采用稳定、妥协的办法，以免背腹受敌。前方静而后方动，根据袁绍个性，敢于出兵，击败刘备。正面牵制袁军，出奇兵捣毁袁军后方基地。一动一静、—静一动的动静韬略使曹军化不利为有利，有力地发挥了原有的实力。孙权在对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为联蜀抗魏，但也有时联魏抗蜀，其韬略手法，也不出一动一静和一静一动，避免多方受敌，难以应付。诸葛亮受命于动乱危难之际。运用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东西线的关系、内外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

　　与互补性原则密切相关的是隐秘性原则。动静韬略的互补性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得有隐秘性原则作掩护，方能奏效。隐秘性原则的具体内涵为，阴动阳静，阳动阴静。刘备投奔袁绍、曹操，庞统袭夺益州之策，诸葛亮游说孙权抗击曹操，吕蒙向关羽攻击，吕蒙计败郝普，诸葛亮北伐退兵，陆逊撤围退兵，吴杀诸葛恪……无一不用阴动阳静的韬略。而诸葛亮进兵南中，孙吴解决賨越问题，都是阳动阴静韬略的成功典范。动静韬略的制约性原则，主要指以静制动。孙坚静退董卓围攻。张辽静定军中之乱，荀彧反对曹操围击张绣，赵云空城计。诸葛亮在刘备死后的治国方略，司马昭制服钟会，羊祜、杜预的对吴策略……极大限度地发挥了以静制动韬略的作用。田丰、沮授、贾诩、傅干、张范、田畴、崔琰、华歆、司马朗、杜畿、张辽、傅嘏、桓阶、崔林、郭淮、王基、诸葛亮、王平、孙坚、吕蒙、陆逊等韬略家，均是运用以静制动韬略的高手。他们在实践中创设了十分巧妙的计策，将以静制动的动静韬略原则推进到—个新的台阶。

　　由于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老子》、《庄子》、《周易》思想广为流传，这使以静制动的韬略原则、动静韬略中静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很大的发挥。面对动乱的形势，曹操视之若闲，以为御之以道，则能化乱为治。诸葛亮则满怀信心。宁静以致远，指点江山，规划鼎足之势。在曹操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周瑜神闲气定，部署有方，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表现了宽阔的胸怀和气度。乱世之中，却有无数镇静之士，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形成与时代形势的鲜明反差。所有这些，均表明了三国时代动静韬略的发展。韬略家们坚信暴雨不终朝，乱去治必来的规律，镇静自若，因势利导，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世界演变的长远轨迹出发，谨慎地进行选择，大胆地从事行动，努力从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因素双方考察，决定动静。使事物的发展沿着既定路线进行，从而取得预期的良好后果

　　营造绝对优势：虚实论

　　社会形势，倏忽变化。窥其内幕，常与决策者运用虚实韬略密切相关。

　　汉末黄巾起义的初期阶段之所以发展迅速，惊天动地，关键在于起义领袖选准时机，乘虚而起。东汉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人民反抗情绪的与日俱增……都构成王权的削弱，统治板块内部出现裂痕。所有这些，都是虚的表现。起义者经过长期的酝酿，以严密的组织，选准突破口，终于掀动大潮，初战告捷。

　　公元200年，刘备利用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对峙、曹操势力无力他顾之机，在曹操腹地汝、颖一带展开攻势，这一乘虚而入的战略，使曹操深为担忧。只是刘备实力尚未强大，根基不稳，才被曹仁击败。否则，官渡局势将更加严重，曹操败亡就不可避免。

　　三国时期，精于乘虚而入之道的稻略家为数不少，他们抓准时机，果断行动，无不效果显著。

　　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指明的争夺荆州、益州，鲁肃、周瑜建议经营江东，极长江而据，与曹操争锋，都是运用虚实韬略，争雄图霸的大计。吴蜀都是乘曹操在中原扫荡群雄，无力他顾的总趋势下，跳出中原激战的游涡，经营南方，虚处立足，增强实力，北上争锋。其中所贯彻的避实击虚、先虚后实的韬略指导原则，是十分清楚的。

　　虚是空虚，空隙，虚弱；实是坚实，强固，实在。乘虚而起、乘虚而入，乘虚蹈隙在实质上就是利用敌方的危难之机、空虚地带、矛盾冲突、薄弱环节，发挥己方的实力优势，予以打击、拓展。曹操之兴，是利用群雄在政治上的缺乏远见，经济上的缺少基础，争取主动。刘备、孙权则是利用地理环境，立住根基。

　　《孙子兵法》道出了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的一大奥秘：“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乘虚而进，如入于无人之境。敌人之所以无法抵挡，是因为攻击之处正好是敌人防备的空虚之地。《孙子兵法》总结了用兵作战中虚实原理的重大作用与价值。孙子说：“兵之所加，如以碫击卵者，虚实是也。”(《势篇》)意思是军队向敌方发动攻击，好像以石击卵那样无所不破，关键就在于掌握了虚实这一战略战术，运用了以实击虚的原理。孙子明确地指出：“兵之胜，避实而击虚。”(《虚实篇》)战争的胜利，总是避开敌人的坚固之处，攻击敌人的空虚薄弱之处。吴蜀猇亭之战，年轻的吴国将领陆逊火烧蜀营，大败刘备，采用的就是避实击虚韬略。孙策取会稽，吕蒙夺荆州，邓艾灭蜀汉都是运用避实击虚、批亢捣虚韬略的成功范例。

　　三国韬略家在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发展了虚实思想，使得虚实的运用范围扩大，虚实原理的外延拓展，虚与实两者关系的互换变化，从而将虚实原理的运用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刘备与曹操的周旋，杜畿稳定河东、司马懿与曹爽的争斗，采用的是深藏若虚、虚与委蛇的韬略。董卓拥兵入京，手下只有步骑三干，为了营造优势，慑服远近，他每隔四五天，就于夜里派兵离开洛阳，驻于城外，第二天早上，再整军入城，大张旗鼓，惑人耳目。洛阳内外以为凉州援军又至，却不知董卓在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

　　此外，孙坚遇盗，神闲气定，单刀直入，假装指挥部众，部署围剿，使盗贼溃散逃走。陈登在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下，于城外十里之地设立军营，遍置干柴，至夜间放火，若援兵突临之势，使孙策的进攻部队惊惧溃逃。陈登跟踪追击，大获全胜。程昱夺回东阿县城，蒋济解除合肥之围……无不使用虚张声势的韬略，智退敌兵。

　　三国时期，韬略家们受虚实思想启发进行了虚实互变的稻略实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类实践中最精采的范例，要数赵云的空城计。

　　公元219年农历三月，曹操统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斜谷到达汉中，刘备采取凭险固守、不战疲敌的策略，不与曹操交锋。曹军运粮至北山下，蜀将黄忠率兵前去劫粮，久未返回。赵云带领数十骑兵出营巡视，与曹操大队人马相遇。赵云临敌制变，以攻为守。曹军追至赵云军营之前，赵云退入军营，洞开营门，偃旗息鼓。曹军怀疑内有伏兵，随即后撤。此时，赵云下令擂起战鼓，并用强弓劲弩在后面猛射曹军，却不追赶。曹军见状大惊，纷纷夺路逃窜，结果自相践踏，很多人落入汉水而死。第二天，刘备来到赵云营中观看阵地，感叹子龙(赵云之字)浑身是胆。

　　虚而虚之的韬略是指本来虚空弱小，却又故意以虚弱示敌，使敌人产生疑惑，以为以弱相诱，以掩其实，而不敢轻举妄动。

　　实而虚之，虚而实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先虚后实，先实后虚，外虚内实，外实内虚，虚虚实实，虚实相乱……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实韬略的灵活运用。虚实原理的要害在于营造优势，避实击虚。使敌方之实因我方之避而变为虚，形同废物；使我方之虚因敌方无备而变为实，反客为主。

　　法不过攻守，术不出奇正，势不离虚实。识虚实之势，则无往而不利。因为避实击虚，于势为易。通虚实之变，则无往而不胜，因为争取主动，有备无患。

　　虚实两者，必相辅相成，相生相存，方能奏效，若一味主虚，必成无烛之光，无水之气、一经识破，必遭灭顶之灾。而无虚之实，则呆板笨拙，不能发挥其固有的潜力。

　　从认识虚与实的现象，进而运用虚实原理，最后到发展成为虚实互变的思想，三国时代，经历了一条漫长而艰苦的探索。三国稻略家们的斗争实践，丰富了虚实理论的内涵，他们的贡献，正如后人在《草庐经略·卷六·虚实》中所总结：“善兵者，必使我常实而不虚，然后以我之实，击彼之虚，如破竹压卵，无不摧矣。虚实在敌，必审知之，然后能避实而击虚。虚实在我，贵我能误敌，或虚示之以实，或实而示之以虚，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我为虚。”所谓虚实在敌，即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敌方，在客体；而虚实在我，则指营造虚实态势的主动权在我方，在主体。

　　类似的议论，还见于《投笔肤谈·兵机第八》：“故敌之实，我虚之；我之实，敌不可得而虚也。敌之虚，我乘之；我之虚，敌不可得而虚也。我实其实，将以从敌也。我虚其虚，将以疑敌也。我实其虚，将以违敌也；我虚其实，将以致敌也。虚实之机，变生于敌，渊微之妙，鬼神莫知，然后能狃敌而成功。”这里强调运用虚实的关键，在于根据敌情而作出相应的变化。只有把握虚实之变的深奥精微之妙，达到神鬼不知之境，才能麻痹敌方而夺取胜利。正是这样的胜利，改变了敌我友的形势与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

　　地狱之门就在脚下：进退论

　　进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动境界。三国时代，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对立双方有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进退维艰，左牵右挂。如果决策者们稍有不慎，陷入绝境，则难以自拔。进退之际，实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狱之门就在脚下，熊熊烈火尾随身后。

　　三国韬略家运用进退韬略，除了遵循“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左传·宣公十二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左传·昭公十五年》)等原则外，还作了大量发挥和积极的探索。

　　首先，在进与退的取向上，总结了不少有益的原则。决定进的根据是利、机、虚、需。见利而进，已成为当时十分明确的共识。东汉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之际，各路英雄豪杰见有利可图，奋起而进。东吴在曹操大军逼近的情况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孙权经智囊们点悟，终于明白事理，见利而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至于袁绍不乘曹操东袭刘备之际发兵南下，刘表拥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时北上，对于大利视而不见，等到对方腾出手来，则被动挨打，悔之已晚。见机而进，见虚而进，见需而进等原则，都是对以往见可而进的具体推衍。与进的根据—样，决定退的根据是害、实、强、劲。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难而退，适可而止，避实就虚，避锐击惰等均为退的原则。

　　第二，深入挖掘进与退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发挥退的积极性，以退为进，保持主动。曹操赢得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袁尚、袁熙统领数千人马逃奔公孙康。公孙康担心曹操攻击辽东，怕自己难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来曹操征服乌丸，逼近辽东。有人建议急攻辽东，以便铲除隐患，而曹操以退为进，使公孙康杀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则合，缓之则离”的韬略原理，利用征服乌桓的神威和公孙康担心袁氏兄弟将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发挥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对公孙康的压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辽东，鹊巢鸩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如果遇到必须要退的情况，韬略家们并不简单地作出退却的决定，而是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主动退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率兵相拒，诸葛亮因粮草短缺，主动退兵。其二是以进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北征，派遣陆逊与诸葛瑾攻打襄阳，陆逊让亲信韩扁带着信件送给孙权，建议退兵。韩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诸葛瑾担心泄露军事机密，急催陆逊退兵，而陆逊则不动如山，安闲如常，认为受命防守战略要地，不能示退，装出进军姿势，然后退兵，表现了高度的韬略素养。

　　第三，在运动中改变进退的态势，使敌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动挨打的状态。诸如声东击西、先纵后擒、欲战姑和、回马枪、撒手锏、拖刀计、流星锤……都是以突然的定势中断，改变进退，取得奇效的。

　　第四，将进退韬略运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进退韬略的使用价值。

　　第五，将进退韬略纳入总体目标的轨道，赋于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总体意义。进与退的决策，不再被视为孤立的一项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体中的个体。曹操西进，攻击董卓的倡议，政治上收“兵以义动”、“以顺诛逆”的美名；军事上，“全制其险”，“示天下形势”，占据主动地位；外交上，联络关东联军；经济上，一决而胜，减少军事费用。只因各派势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刘备西进，政治上打着恢复汉王室的旗号，军事上能占据一方基地。孙权、周瑜的全据长江计划，西进荆、益方案，亦为全局中之关键性一步。至于退的情况，从前述的史实，自可见其总体上的意义了。

　　三国时代，那些未能遵循进退韬略的原理，妄进盲退，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决定进或退，是走向成败的关键。进有进的轨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进退到轨道与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决策主体的控制了。这些轨道与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运行规律，人们很难加以扭转，因此，高明的韬略家之所以动静得宜，进退自如，就在于对这些轨道与航程的了如指掌。贾诩建议张绣进退，与曹操周旋，前败后胜，张绣困惑，经贾诩指点，才豁然明白。诸葛亮隆中路线经关羽失荆州的挫折，蜀汉的国运，终不能昌盛。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进退韬略。

　　三国时期那些成功的决策者，总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制定进退，进退的最终效果往往与决策者的远见卓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何进、董卓、吕布、袁绍、公孙瓒、刘璋、刘表、袁术、李傕、郭汜、袁谭、袁尚、袁熙、公孙康、曹爽、孟达、诸葛恪、孙皓等许许多多将帅君臣，或因军事识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视，进退失措，折戟沉舟，身败名裂，遗笑万年。相反，那些伟大的韬略家，识力超群，目光如炬，—进一退，往往与整个时代形势、社会趋向相结合，所以，由弱而强，由寡而众，由小而大，步步发展，一路辉煌。他们在进退之际，能绕过误区，避开盲点，将地狱之门留给对手，将熊熊烈焰烧向敌方。

　　与潮流俱起伏：顺逆论

　　顺逆韬略是三国时代的一大发明。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接触到宇宙中蕴藏的巨大力量：沧海桑田的变迁，山呼海啸的风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冲击……构成种种不可逆转、无法阻挡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战乱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会组织的解体……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使人们无可适从，飘游不定。自然与社会，存在着运行的内在机制，并通过种种形迹、表象，反映着一种铁的规则。自然风云的激荡，社会形势的剧变，更使人们有机会体察其中的规则，总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国顺逆韬略的创造与运用，即基于上述思想与认识背景。

　　顺逆韬略首先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决策者在认识不清社会潮流的走向之际，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盲目的，徒劳无功的，甚至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董卓、吕布、公孙瓒、袁尚兄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唐咨、曹爽孙皓等人，虽都有机会在当时能够开辟一个好的局面，但终因不认识时代潮流，举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时机，最后被时代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顺逆韬略是行动选择的指南。通过考察三国时期韬略家的走向，可以测出其内在的思想动机。投入董卓、袁绍、袁术、刘表、公孙瓒等军阀阵营的智囊人数就远远少于投入曹操、孙权、刘备集团的人数，而前者在一定时期的实力还很强大。韬略家们之所以选择后者，与其说是后者个人的吸引力，不如说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时代潮流被自己所认同。

　　三国韬略家们将顺逆韬略的内容概括为以顺击逆，逆取顺守，顺水推舟、逆风行船。

　　所谓顺和逆的内涵，具体说来，有自然型与社会型两种类型。自然型的顺指天时、地利等各种有利条件，而逆则相反。占据关山要塞、有利地形，凭借风雨雷电、冷热寒暑，富有物产资源、广袤领土者为顺，反之为逆。社会型的顺，指遵循、符合传统的那些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思想观念…… 而与之相反、相违者为逆。

　　以顺击逆，事半功倍。三国时代的高明韬略家总是不失一切时机地运用顺逆韬略，夺取大面积的胜利。曹操首战董卓，兵以义动，以顺诛逆，虽然在军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个人形象上却取得意想不到的潜在成功。待到迎汉献帝之后，政治上就处于绝对的顺势。刘备对待附属、民众，让人有仁至义尽之感，打着汉王朝的复兴旗帜，很能吸引大众，他所注重的是对社会舆论的顺向追求。曹、刘的壮大，与其实施顺逆韬略有很大关系。曹魏灭蜀汉，东晋灭东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顺击逆。

　　逆取顺守的韬略原则，由庞统在策划夺取益州的战略方案中点破。《三国志》所引《九州春秋》一书记载这样一段史实：

　　(庞)统说(刘)备日：“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

　　所谓逆取，指违背社会传统规范，以武力夺取。而顺守则按照社会规范，予以善后处置。逆取均为暂时之行，权宜之计，靠顺守加以弥补其本身的缺陷。三国韬略家的逆取顺守韬略应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刘备入益州，孙权据江东，无不运用这一韬略原则。

　　至于顺水推舟的韬略原则，运用的广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长统著《昌言》，已阐明顺势者昌的深刻道理，从理论上总结了顺逆韬略的重要原则。在实践上，小到曹操杀弥衡、司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称帝、司马炎登极，均使用这一原则。

　　逆风行船的韬略原则，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谋废灵帝，为逆时而动、逆风行舟，结果身败名裂。毋丘俭、诸葛诞等反魏，亦属此列，无不一一败亡。但韬略家们几乎无不使用逆风行船原则，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实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风不是时代的旋风、主流，而是个别的困难、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数猇亭之战后，诸葛亮对东吴外交关系的恢复。蜀汉国主刘备白帝城之死，系被陆逊战败所致，国人之愤，将帅之怒，可以想见。但诸葛亮从全局出发，忍痛复交，承担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诸葛亮坚持隆中路线、蜀汉国策，逆风行船，坚定不摇，从而力挽狂澜，改善关系，使蜀政由乱到治，蜀国由弱转强。

　　实施顺逆韬略，要求决策者本人的素质达到很高的标准。他们必须目光远大，洞若观火。心胸开阔，包容万象，敢于同陈腐之见、个人感情相决裂，敢于开时代的先河和风气。因为顺逆韬略的成功运用，必须有同时代共俯仰、与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见和胆识气度。

　　春风化雨：情理论

　　由于韬略家们的超前意识和深邃见解距离眼前的问题较远、较深、较晦，一般人难以立刻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韬略家们从情感与道理两个方面出发，阐幽释微，打动对方，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计策。三国时代的韬略理论体系中，情理韬略占有较大的比重，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韬略的核心定理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主观体验，情感是各种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对人的思想和行动起着带有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三国韬略家们发现了这一通道，就从中输送各种信息，改变对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谋方的意图办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实质上蕴含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达人类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认识等等，便能够发出强而有力的冲击波，引起对方的共振。正是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改变其思想和行动。

　　韬略家们在动之以情之际，往往随即晓之以理。这种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理，具有无限力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为，轻举妄动。一旦揭明，则从之如流，迎之若宾。

　　韬略家们运用情与理结合的力量，能挽狂澜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悬；能化险境为坦途，变艰难为平易。从三国时代运用情理韬略的实践中进行分析，即可探知这一韬略的份量：

　　——张范之子张陵和张范弟弟之子张戬被盗贼逮住后，张范径直入贼营请求放还二人，盗贼将张范之子释放。可是张范却说，你们释放我的儿子，这份好意是很重了。人之情虽爱其子，但我可怜张戬年龄更小，请恩准我用张陵换回张戬。盗贼闻言，觉得张范义重如山，最后将张戬和张陵一并释放。袁涣拒绝吕布要求写信辱骂刘备的命令，田畴哭刘虞之墓险遭公孙瓒的杀害。司马芝避乱途中遇盗，同行之人均抛弃老弱逃亡了，而司马芝则独自坐着守卫母亲，盗贼以刃相临，司马芝叩头说。母亲已老，我死之后，只有拜托各位了。盗贼们说，此人是孝子，杀之不义。于是司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韬略家们以至情感人，至理动人，迫使对手放下屠刀，改弦更张。情理韬略在这里成了生命的保护伞，反击的杀手锏。

　　——刘晔对吴杀死关羽之后，蜀国动静形势的分析，对吴派使节到魏国称臣内幕的洞察，对魏文帝伐吴之举的评价。杜袭对曹操攻杀许攸想法的劝谏，诸葛瑾对于关羽死后，刘备东伐吴国的劝告……无一不是从情与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也是极有力的结论，使得论说对象有所感悟。情和理的分析、探讨，也是韬略家们棋高一筹的奥秘所在，这些分析，使得他们能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情与理是相对立的，由于人的素养不同，对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为了夺取天下，必先夺取人才，特别是智囊型人才。但这些人中，有一大批与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观点不相一致，而且有时候是截然相反的，如何克制私忿，按理行事，以情殉理，则成了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决策者们运用情理韬略，成功与失败，这是一个试金石。三国时期，袁绍、袁术、刘表、董卓、吕布、刘彰等人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就败在不能成功地运用情理韬略。他们周围原本是智士如云，猛将如织，可最后的成功者却是起于微末的曹操，走投无路的刘备，寄人篱下的孙策……

　　三国时代的情理韬略不仅只是说服对方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是达到真知灼见的一个手段。懂得人的情感，进而影响、打动、牵引、控制这一情感的走向，就能使对方自觉步入事先设定的轨道。在孙权面对曹操大军压境，是降是战的关键时候，诸葛亮、鲁肃以强化刺激，引发认识。诸葛亮以激将法唤醒孙权对利害的认识，使其作出正确的决策。贾诩回答曹操立储的问题、诸葛亮指点刘琦避祸的办法，都是强化事件对于情感的刺激，使对方猛然醒悟，选择正确的解决办法，三国时期大量以弱击强，以寡击众的战争，都受环境刺激的影响，投之死地后生，置之绝境而不亡，就是强化环境刺激，使战斗者调动全部情感，从而获得解救。打开情感的通道之后，必须以理随之。事理、物理、哲理、伦理、情理……本身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指示着通往成功之门的途径。一旦认清其理，便具不凡见识，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也就随之而生。

　　三国韬略家运用情理韬略调整意识，控制情感，根据环境、需要、目标制定对策、渡过难关，营造优势：

　　——诸葛亮强忍刘备身亡白帝的巨大隐痛，从蜀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控制、调整蜀国将领的情绪，与吴国恢复外交关系，这是基于对事理的认识，调整情感。

　　——刘备败于吕布，依附曹操，运用韬晦之计，以示胸无大志，等待时机，与曹操分庭抗礼。司马懿在不利形势下，韬光晦迹，装疯卖傻，蒙蔽曹爽。而一旦机会降临，则突然反击，一举成功。这是压抑情感，以符合身处危急时不引人注目，从而被打击的道理。

　　——刘备百折不挠，杜畿深藏不露，张昭犯颜直谏，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标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总而言之，三国情理韬略的运用范围，从对人而扩大到对事、对己。从一般的劝说价值，上升到对于识见的有力帮助。从普通韬略原则，提高到事关前途、命运的总体对策。从个别的对象处理，演化为对历史发展、形势格局的洞察预示。

　　突破精神防线：心力论

　　击垮敌方有两大途径：一是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是从精神上将其摧毁。前者为力取，后者为心攻。三国韬略中的心力韬略，有着崭新的时代内容，是中国韬略理论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

　　三国时期的心力韬略沿着《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的思想，继续向纵深发展，韬略家们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三国志·蜀书·卷三十九·董刘马陈董吕传》注引《襄阳记》)

　　此论经诸葛亮征南中时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实践，而得到了高度评价，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为心力韬略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国攻心原则是作为力取原则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而被运用的，据《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诸葛)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通“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七擒孟获之事不见于陈寿所著《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则予以采用。根据诸葛亮自《隆中对》以来一贯主张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马谡“攻心为上”的计策和孟获后任蜀汉御史中丞的事实，七擒七纵孟获，攻心服人之举不至于是捕风捉影之谈。诸葛亮对孟获展开的心理攻势，是以有利的政治、军事、外交环境作为后盾的。而强大的力攻已经给对方造成了心理压力，使之产生心理动摇，陷于心理崩溃状态。诸葛亮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顺利结束。诸葛亮以心力韬略，取各族强壮者为兵，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取各族贡赋，弥补蜀汉物资的不足。稳定南中，“夷汉初安”，为日后北伐奠定了较好的后方基础。

　　郑浑广开降路击破梁兴，钟会先声夺人、攻心为上等战例，均属心力韬略的巧妙运用。

　　三国心力韬略除了心攻力取双轨齐下，互补互用的原则之外，就是单独发挥攻心、心战的作用，去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伟大胜利。同是攻心韬略，形式则多种多样。

　　攻心韬略的第一种形式是发挥传统力量。传统之力，足以撼动人心，激发群情。董卓听说关东起兵，迁天子定都长安，自留洛阳，并烧毁宫室。对此行径，曹操一针见血地说：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汉代皇帝的巨大号召力，使关东联军之举在舆论上成为叛逆行为，从而赢得全国民心，至少是暂时地赢得，立住脚跟，以图进取。结果却坐失良机，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舆论的对立面，极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认识，机会一旦出现，就及时抓住不放，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远来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韬略的第二种形式是深入敌人的内部，实施分化瓦解，破坏对立阵营的心理结构，使事态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三国韬略家们大都能够设法了解对手的性格、气质、特点和弱点等心理因素，对症下药。刘备争取张松、法正、孟达等刘彰部属之心，吕蒙、陆逊计袭荆州，曹操间离韩遂、马超，王允分化董卓、吕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孙康、袁尚矛盾……无不深入敌人之心，不露破绽，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预先设计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计。

　　此外，通过交往、语言、事理、外力、形势等各种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国政权，鼎立而存，实为天下人心归属分流所致。

　　三国心力蹈略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充分发挥智与谋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谋” 之谋，包括谋取人心。王肃治民以信，贾逵得道多助，刘备得人死力，张鲁以教治国，田畴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纳叛，孙权征少数民族为兵，都充分表现了智与谋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强于心，不强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为本，以谋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个集团，其最初的凝聚，后来的发展，经历的衰盛，最后的成败，无不可以心的聚散为标志、以人心的归属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结论。

　　冲突双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线，是精神筑就的防线，无论武力也好，舆论也好，无不对准这一点而发。各个集团的任何韬略，也无不是为了加强或冲击这一防线。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心力韬略的价值、意义，以及变幻莫测的三国形势、人生百态，无疑会有横扫风云，廓清天宇，洞若观火，豁然开朗的畅透明快之感。

　　化解千钧之力：刚柔论

　　三国以前，人们对刚柔的认识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观点。《老子》上说：“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训》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三略·上略》）以柔克刚，成为弱小集团或势力寻求的有力武器。

　　三国时代，群雄争霸，更多的是以刚克刚，实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刚柔韬略的势力，则发展迅速，所向无敌。一旦敌对的双方旗鼓相当，不相上下，那么刚柔韬略的运用则更为重要。因为刚强而无柔韧，部队的战斗力势必丧失殆尽。当然，纯柔纯弱，则其势必削。只有能柔能刚，不柔不刚，刚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达到以弱制强，以柔制刚。

　　三国韬略家对于刚柔韬略的理论贡献有三个方面：

　　一、刚柔相济，优势互补。曹操迎接汉献帝，进而以此为政治资本，是刚中带柔，柔中藏刚。网罗群英，任其所长，不为个人喜怒为断，是藏刚露柔；而赏罚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刚。诸葛亮说服孙权抗击曹操，言辞中刚柔相杂，促使孙权下定决心主战。南征孟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刚柔并重，实效显著。孙权对曹魏的政策，内强则刚，内弱则柔，作为调节器，用于同蜀汉的外交斗争。司马懿对付曹爽集团，外柔内刚，先柔后刚，刚以柔为用，柔以刚为体，终于取得权力斗争的胜利。

　　二、以柔克刚，取胜之道。三国韬略家所辅佐的集团，大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寡到众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面对极其险恶的形势、强大的对手、难以逾越的障碍。从而，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就成了当务之急。严峻的形势，促使了对刚柔韬略的研究，促进了对以柔克刚原则的探索。以柔克刚最先为老子韬略思想的精华和核心。老子从自然界的大量现象观察到了这些结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坚强处下， 柔弱处上。”(《老子。七十六章》)只是“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三国韬略家们积极寻求军事实力以外的途径，发展自己，并逐步将其转化为实力，从而将以柔克刚的原理转化为可操作性的法则。克刚之柔的内涵，被三国韬略家们诠释为传统观念，如王权至高无上的思想，仁义道德的理想等。柔的内涵被赋于新的政治模式，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纲领。柔的内涵被理解为软性的、妥协的、和平的方式，如联盟的思想、统一战线的思想。柔的内涵被确认为一种文化内核，如以汉族文化吸引周边少数民族的思想等等。从形式上观察，与军事抗衡相对的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活动的频繁开展，也可以认为是对柔的内涵的一种拓展，总之，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以其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将古代难以实际运用的以柔克刚韬略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取之以刚，守之以柔。韬略家们认为，攻城掠地、克敌制胜，无不以刚为主，以柔为辅。而一旦结束激烈的争夺，则刚退柔进，柔主刚副。董卓以刚继刚，刘彰柔而又柔，袁绍刚柔错位，刘表刚柔无适……最后均遭失败，不能成就霸业。曹魏篡汉，司马氏代魏，均取之以刚、守之以柔。民众并不呼啸反对，社会并不因此而乱，关键即在于其所制定的政策、方针不是以暴代暴，而是以柔克刚。孙权的继承者们，尤其是孙皓，守之以刚，守之以暴，从而加速了灭亡。

　　智囊锁钥：阴阳论

　　三国以前的传统韬略均认为，“谋之于阴、成之于阳”，“难知如阴”，“阴以图之”。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计策，为使其实施成功，必然要求处于阴的状态。阴的状态，即绝密状态。竞争激烈的时代，争夺的双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动方案、行动计划被泄露，无异使自己成为别人的刀下肉、俎上鱼。任人宰割，无力反抗。密谋、阴谋的原始意义，即是如此。至于对这种阴的贬斥意义，则为时代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使然。这种意义上的阴阳韬略在三国时代仍然被遵循。违背之，或谋泄而败，或机露而亡；成功者，总是讳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的发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将阴阳韬略提到智囊锁钥的高度进行认识，加以总结。

　　韬略家们将阴阳视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认作包括人类社会、世间事物在内的宇宙规则的消息，看成形势变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主流。因此，谁能把握阴阳，谁就能把握命运；谁能洞知阴阳，谁就能洞察—切，高瞻远瞩。从这种意义上说，阴阳韬略，实质上就是一种获得真知灼见的韬略。

　　东汉王朝行将崩潰，军阀割据势力的形成，暴政必将被民众推翻，王权的巨大号召力，北方中原的战乱，三国鼎立的形成，魏、蜀、吴之间的既斗争又联合，回归统一的趋势……被不少韬略家所洞知。基于对形势发展的清醒认识，选择或创建各种组织。崛起—方，争夺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据便是最佳时机。由于军阀蜂起，武力夺取政权便成为最有效的道路。认识到暴政被民众所唾弃，新的政权必须改弦更张才能生存。深知王权的潜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尘而不予迎请。中原战乱，难解难分，就会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径，另谋高明之策。面对种种社会现象的发生，若能从深处寻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质，察知社会、历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内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维，早作准备，提前动作。胜于无形。

　　阴阳韬略重在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重在对事物本质变化的测度。因此，所有其他韬略，都是以上述前题为起点，进行创设。一旦离开这一前提，许许多多的具体韬略，在实施过程中就会被对方识破，从而无法奏效。

　　三国韬略家们为了打开智囊的宝藏，首先在掌握阴阳韬略上下苦功夫。他们大都博览群书，吸取精华；体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会，洞知细微；反复比较，权衡轻重。从而对事理、情理、物理、哲理获得超乎常人的独到认识。他们深知事物的矛盾、动力、变化、定势不在其外，而在其内；阴不在阳外，阳不在阴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于是注重从内部认识问题，为解决问题找到了捷径。

　　三国时期阴阳韬略注重对社会问题的全面把握，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对宇宙的独到体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综合、归纳、推理之外，还运用直觉体悟，整合事物本质所暴露的蛛丝马迹、碎片残块，以获得真知。并根据这一从事物对象所得出的准确认知，作出相应的对策。

　　三国时代一流水平的韬略家及其韬略实践，均清楚地表明了阴阳韬略与其他韬略的关系和区别，阴阳韬略对于一个大韬略家的重要性。试想。一个能直楔韬略堂奥的哲人智士，与不知大道阴阳的江湖术士，他们所分别设计的具体韬略之间，该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异。

　　阴阳韬略帮助了韬略家获得总体认识，荀彧、贾诩、诸葛亮、鲁肃等人的选择，正表明了他们精通时势的变化，表明了阴阳韬略在他们手中的成功运用。在这一前提下，他们发挥各自的才智，为所在的集团设计了霸业蓝图，或走出困境，或走向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