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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上)

  小小说的“纸上行走”,我们通常强调的是速度。迅速渗入,直接抵达事件的核心。


  在小小说的出发点上所需要的精力投入,在我看来,就像一支探险队在出发前的准备,稍有纰漏,就有可能导致整个行动的失败。


  古人得出的一个结论:“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说的是“慎终”,更是“慎始”。一慎到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马尔克斯与他的好友门萨在交谈中说过,小说的“第一句话有可能成为全书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全书的风格和结构,甚至它的长短。”


  从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马尔克斯是一个文体家。(在作家队伍当中,真正的文体家并不多见。)他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个独具匠心的开头在时间的把握上,包含了过去和未来,也包含了现在(作者的叙述点),为下文的自由伸展开拓了足够的空间。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卡夫卡《变形记》的开头:“格里高立·莎姆沙有一天早晨从混乱的梦境里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变成一只甲虫?也许每一个读者都会在心中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个疑问很有可能成为我们阅读的动力。与此同时,这个开头也在暗示读者,这不是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


  当然,小说的开头并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表现,还有叙述方式、艺术氛围和哲学意向等等,都要在一瞬间构建出它们的基本框架。小说的开头,是考察作家艺术功力的试金石。


  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小说的开头。


  而小小说的开头,更是要慎之又慎。


  在我个人的创作中,最消耗精力的地方,就是作品的开头。有时候需要消磨几天甚至十几天的时间才能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开头。开头决定了作品的走向,几乎可以说是一篇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芦芙荭的名作《一只鸟》的开头。“每天清晨走进公园时,他总要在那位盲眼老头面前徘徊好久好久。”这句话是一个暗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到第一自然段结束的一句:“他的心就像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一般,令他不安。”暗示在继续,而且越发强烈,的确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芦芙荭另一篇小小说《三叔》的开头,也是运用了暗示的手法:“这个冬天,三叔的心情特别好。他像一尾青鱼在村子里游来游去。他豁着一颗门牙,笑出来就更显出十二分的得意。”


  这样的开头能够在一刹那间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千万不可漠然视之。所以有人再三强调,小说应该“从命运敲门的地方开始”。


  芦芙荭是一个颇有心机的小小说作家,他在很多作品的出发点上,就一览无遗地展示了自己的写作才华。这在小小说作家队伍当中,同样并不多见。


  相关链接之一:


  一只鸟


  芦芙荭


  每天清晨走进公园时,他总要在那位盲眼老头面前徘徊好久好久。盲眼老人是遛鸟的,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只精致的鸟笼,笼里养着一只他叫不上名的鸟儿。鸟儿好漂亮好漂亮,一身丰泽的羽毛油光水亮;一双乌黑的眼珠,顾盼流兮,滚珠般转动着。特别是鸟的叫声,十分的悦耳。更重要的是,那只鸟有一个令他怦然心动的名字---阿捷。每次,盲眼老人用父亲喊儿子般亲昵的口气“捷儿,捷儿”地叫着那鸟儿,教那鸟儿遛口时,他的心就像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一般,令他不安。他是个很古板的老头。退休这么长时间,除了每早来这公园里溜溜达达外,不会下棋,不会玩牌,对莳弄花儿、草儿,养个什么狗儿、鸟儿的也几乎没有一点兴趣。但自从他见了那个盲眼老头养的那只叫阿捷的鸟儿之后,他就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欲望---无论如何也要得到这只鸟儿!有了这种强烈的占有欲,之后的日子,他就千方百计地有意去接近那个盲眼老头。盲眼老头很友善,也很豁达。他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和他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简直有点喜出望外。


  盲眼老头孤苦伶仃一个人。每天早晨他便很准时地赶到公园去陪老头一块儿遛鸟。他把盲眼老头那只鸟看得比什么都贵重。隔个一天两天,他便去买很多很多的鸟食,送到老头家去。他和老头一边聊着天,一边看鸟儿吃着他带来的食物。常常就看得走了神,失了态。好在这一切,那盲眼老头是看不见的。有一天,他终于有点按捺不住了。他对盲眼老头说,让盲眼老头开个价,他想买下那只鸟。尽管他的话说得很诚恳,可盲眼老头听了他的话,先是吃了一惊,继而摇了摇头:“这只鸟儿,怎么我也不会卖的!”“我会给你掏大价的,”他有些急了,“万儿八千,你说多少,我掏多少,绝不还价。”“你若真的喜欢这种鸟的话,我可以托人帮你买一只。”盲眼老头说。盲眼老头的态度也极为诚恳。


  “我只要你这只!”可是,不管他好说歹说,盲眼老头还是不卖。他打定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主意,又去和老头交谈了几次。老头仍是那句话:“不卖!”这使他很失望。一次次失望,他就感觉到自己的心像堵了一块什么东西似的。他就病了。他心里明白自己是因为什么病的。儿孙们又是要他吃药,又是要他住院。他理也懒得理。几天以后,那位盲眼老头才得知他病了。而且知道病因就出在自己的这只鸟儿身上。老头虽然不舍得这只鸟儿,还是忍痛割爱提了鸟笼拄着拐杖来看他。


  “老弟,既然你喜欢这只鸟,我就将它送给你吧。”躺在病床上的他,看到手提鸟笼的盲眼老人,听了这话,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病也当下轻了许多。他一把握住老头拄着拐杖的手,久久地不丢。


  “老弟,其实这并非是什么名贵的鸟。它不过是一只极普通的鸟。我买回它时,仅花了十多元钱。不过,这多年……”“老兄,你别说了。我想要这只鸟,并没有将它看成是什么名贵的鸟。”


  几天后,盲眼老头又拄着拐杖去看他,也是去看那只鸟。可是,盲眼老头进屋时,却没有听到鸟的叫声。盲眼老头忍不住了,问:“鸟儿呢·阿捷呢?”许久许久,他才说:“我把鸟放了。”他没敢正眼去看盲眼老头。可他是能想象得出盲眼老头听了这话时那种满脸诧异的样子。


  “什么·你把鸟放了?你怎么可以放了阿捷呢?”果然,盲眼老头说话的声音变得异常激动。


  “是的,老兄。我把鸟放了。你不知道,我这一生判了几十年的案子。每个案子不论犯法的是平民百姓或是达官贵人,我都觉得自己是以理待人,判得问心无愧。现在细细回想,这一生,惟一判错的,只有一个案子。当我发现了事实真相后,未来得及重新改判,他就病死在牢狱里了。我现在已退下来了。这事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自见了你提的鸟笼和笼中那只叫阿捷的鸟儿后,我的灵魂就再也不能安宁了。老兄,我错判的那个青年也叫阿捷呀!”他说着说着已是泪水扑面而下。他发现盲眼老头听了这话,竟然变得木木呆呆的样子,那双凹下去的眼也有泪水流了出来。但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几年后,盲眼老头先他而去了。他作为盲眼老头的挚友,拖着年迈的身体亲手为盲眼老头操办后事。办完后事,在为盲眼老头整理遗物时,他从盲眼老头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后生。他看了照片一眼,又看了照片一眼。他真不敢相信照片上这个年轻的后生,与他记忆中的那个阿捷竟然是那样地相像。他不知道,照片上的后生真的就是那个阿捷呢,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出发点(下)


  作者:候得云


  《教堂的钟声》,体现了阿成一贯的风格。其中也包含了“新笔记”小小说共同性的特征: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始叙述。


  所谓的新笔记,说白了,就是传统笔记小说在当代的翻版,有联系,也有区别。常常使用第一人称写作,或者是作者的主体意识在叙述的行进中起到导航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说,阿成的绝大多数小小说都是新笔记。汪曾祺的《陈小手》,贾大山的《莲池老人》,以及我的早期作品《二姑给过咱一袋面》,都可以看成是新笔记。


  《教堂的钟声》在开篇的7个自然段里,也就是占全篇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的内容跟核心事件没有紧密的联系,顶多算得上是事件发生的“背景”。那个名叫“星”的旅馆,旅馆的设施,外面的大雪,俄国人的生活习惯,舞厅,等等。所有这些,在别的作家那里,可能三言两语就交待清楚了。阿成不愿意这样。他不惜耗用大量的笔墨将他们娓娓道来。背景与事件,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融为一体,使作品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厚重感。


  同样,汪曾祺的《陈小手》,也是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开始叙述的。“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接下来的几个自然段,好像都是“闲情偶寄”式的散淡之语,完全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


  汪曾祺先生说:“小小说不能写得很干,很紧,很局促。越是篇幅有限,越要从容不迫。”毫无疑问,《陈小手》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实现了对这一论点的完美塑造。


  这种漫不经心,不是随随便便,而是作家竭尽全力所谋求的悠闲与精细。


  每一个热爱小小说的人,写作者,或者欣赏者,都应该懂得悠闲与精细的妙处。


  在当下的小小说创作中,一个最明显的弊端,是“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像传染病一样广泛流行。我在不久前出版的创作随笔集《小小说的眼睛》中,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作家微拉·凯瑟,就把这种就事论事的创作手法看成是“新闻写作形式”,而小说创作绝对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艺术形式”。观念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了”。


  不能没有“闲笔”。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忙里偷闲,为的让自己活得“滋润”一些。小小说怎么就不可以呢?在小小说中,“闲笔”的使用,最直接的好处,是打破叙述的局促感。


  有人把我的《二姑给过咱一袋面》肆意地进行了涂抹之后,沾沾自喜地贴到小小说作家网上。那意思是说,大家都来看看吧,我的“修改”多么美妙啊。说心里话,看到这个帖子,我的心情很难过。眼下有不少小小说作者,特别是新作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看别人的作品,不知道好在哪里,看自己的作品,不知道坏在哪里。换句话说,他们连一个合格的读者都谈不上。这怎么行呢?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知道,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作者,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合格的读者。


  相关链接:


  二姑给过咱一袋面


  侯德云


  序:


  我们有时候会对某个人心生怨恨,并不是由于他或她做过有损于我们的事情,其实,他或她,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做我们所期望他或她去做的事情,而已。


  他或她,什么也没有做,却使我们的心受到了伤害。


  心的创伤最难愈合。


  正文:


  在乡下人的嘴巴里,常常会生出一些鲜灵灵的词儿,像清晨挂了露珠的菜叶儿,看着可心,入口也极爽。比如,形容一个人瘦,两条腿细长细长,怎么说?蚊腿!嘿,多文学!多尿性!


  蚊腿是我老家的一个人物。一辈子草草木木地活,几无可歌可咏之处。不过,他却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处很深的烙印。


  身为作家,总不能白端了国家的饭碗,隔三差五,总要寻思着作点什么。今个有闲,不妨捏住蚊腿,作他一作。


  蚊腿的一泡尿水,愣是把个天儿呲得大亮。把家伙藏进裤子,蚊腿的心情就无缘无故地好了起来。轻飘飘地扭回屋去,一只糙手伸进被窝,使劲拍拍老婆的两片白腚,叫:“起来起来,收拾收拾,今晌儿咱家包饺子吃。”


  老婆费力地撑开眼皮,嘴里操操的,骂蚊腿的八辈子祖宗,骂了几句,觉得没啥意思,就翘直了身子,舞乍着胳膊,往身上套衣服,嘴里仍不闲,问:“你个倒楣鬼,穷叫唤啥?”


  蚊腿喜滋滋地说:“快起快起吧,今晌儿咱家包饺子吃!”


  老婆就瞪圆了牛眼,吼:“你个倒楣鬼,做梦搂大闺女,想好事儿呀?包饺子包饺子,包你妈个小脚!家里穷得丁当响,哪有白面?”


  蚊腿忍不住喷了火气:“臭德性!忘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二姑给过咱一袋面。我今天再上二姑家去一次,二姑肯定还能给咱一袋面。”


  老婆咧着嘴笑:“真的?”


  蚊腿伸手撸了一下老婆的饼子脸,说:“谁熊你谁不是人!”


  老婆麻溜起身下地,屁股一拧一拧地忙上了。


  正是夏深秋浅季节,小白菜长得正旺。蚊腿刮风一样去了自留地,又刮风一样拔了一筐小白菜回来。


  老婆将小白菜用开水潦过,又纳抹布似的把小白菜一团团纳紧,丢在案板上,堆起一丘浓绿。接着,很小心地用筷子伸到锅台一角的大油(肥猪肉炼成的油)坛子里,签出几小块肉滋拉,放进一个小碗儿。停了手,却又怔怔地望着那个小碗。终于忍不住,用筷子夹起一块肉滋拉,放到舌尖上舔了一下。


  老婆的把戏被蚊腿发现了,气哼哼地骂:“破老娘们儿,不怕嘴上生大疮?”


  老婆吓得一抖,紫着脸儿说:“你舔舔,你舔舔,真香!”


  蚊腿奔过去,舔了一下,咂巴咂巴嘴,又陡然一口咬下肉滋拉,猛嚼起来,含含糊糊地说:“唔唔,真香!”


  饺子馅拌好了,老婆有些急,催促蚊腿:“还不快去,来回有十多里路呢。”


  二姑家住在镇子里。蚊腿提了一兜子小白菜,往镇子的方向急走。


  天儿眼瞅着晌了,蚊腿还没回来。老婆火烧火燎的,一趟又一趟,走到村头张望。


  蚊腿东倒西歪回到家的时候,天儿已经晌歪了脖,满村人都吃过了午饭。


  蚊腿是空着手回来的。


  老婆气嚎嚎地说:“白面呢?你个倒楣鬼,没跟二姑提白面的事儿?”


  蚊腿说:“她不主动给,我哪好意思张嘴要啊?”


  老婆说:“你不张嘴要,她怎么能给?”


  蚊腿叹了一口气:“去年我就没张嘴要,是她主动给的,谁知今年,唉……”


  从此,蚊腿就跟二姑断绝了来往。二姑直到死,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跋:


  很多年以后,我由一个乡下孩子,变成了一个城里人。我发现,即便是在城市里,拥有蚊腿那种思维方式的人,也很多,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有时候也忍不住自问,我是不是蚊腿那样的人呢?


  相关链接二:


  教堂的钟声


  阿成


  在新西伯利亚市,我住在火车站前的一家叫“星”的旅馆里。


  旅馆里各种设施还可以。除了仙女和独角魔王之外,超市、酒巴、咖啡座、邮局(还卖各种旧的纪念邮票,极便宜),应有尽有。还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舞厅。


  晚上没什么事,我常在旅馆的各个服务设施之间闲逛。


  外界,似乎自入冬以来一直在下着大雪(看来雪还将下下去)。大雪正统治着这座寒冷的城市(我忽然明白俄国人喜欢穿长筒皮靴的道理了)。这样的季节里,俄国朋友经常去附近的山区滑雪(像在天空中滑翔的苍鹰一样),或者去森林打猎。可他们晚上干什么呢?难道就坐在壁炉前读《克雷洛夫寓言》,或者讲一些妖魔鬼怪的事故吗?


  于是,他们就到“星”旅馆的舞厅来跳舞。


  这里我只说与我有关的一件小事——是啊,我好像这一生也没有资格谈大事啦。大事离我太遥远,似乎是荒凉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便是一缕轻快的风也吹不到那里去了。


  还是说我的故事吧。


  我站在结满银色霜花的窗前,吸着味道有点怪的俄国烟。俄国烟甜丝丝的,有点像吐鲁番十字街头小贩儿叫卖的莫合烟。


  我看见陆陆续续来跳舞的俄国人都把大衣存在衣帽间里,然后在卖鲜花的老太婆那里买一枝鲜花之后再进到舞厅里去(女人并不买,尤其是那种衣着像太空女性或时装模特儿似的女人看都不看)。


  我怡然地看着这一切。


  窗外款款地落着大雪。教堂的钟声透过一道道雪幕,逶迤地传了过来。上帝正在为人类叹息呢。


  悠扬的钟声之下,我也想买一枝鲜花……


  只是送给谁呢?


  大大小小的钟声,响彻在新西伯利亚市住宅区的上空,那是为赎罪的人们清洗着魂灵吧。


  我心里在十几次地重复着买花的动作:付钱,然后拿着那枝红玫瑰随着散场的人流走进舞厅——这才是悲剧的高潮。


  教堂的钟声停了,渐渐地,余声也消逝尽了。


  舞会已经进行一半时间了。卖花的老太婆膝前的那几只铁桶里也只剩下一枝玫瑰。


  老太婆叹息一声,打算收摊儿了。


  于是,我走了过去:付钱,买下了这枝玫瑰。然后,送给了这位老太婆(这个老太婆有点像鞑靼人,大约有七十岁,或者八十岁)。


  我做了一个手势羞涩地说,送给您。


  老太婆拿着这枝玫瑰,灿烂地笑了——窗外的鹅毛大雪像在圣诞之夜里一样。整个俄罗斯都在为她祝福啊。


  她拿着那枝玫瑰深情地嗅着,然后像少女一样旋转着跳起舞来。


  我站在一旁轻轻地为她鼓掌。


  (整个故事,就凝聚在这二百字中。集中、简短、精炼。卖花老太婆的舞姿,有爱心的看客的鼓掌,这才是喜剧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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