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叙事作品和戏剧作品中，作家要深刻地描写人的种种生活情景，反映现实的各种关系，就要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这些作品里，创作的中心就是创造人物形象。

典型人物形象是叙事性作品和戏剧作品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人物形象，又称“文学典型”、“艺术典型”或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

　　从剖析中外文学史上典型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到，它们在艺术创造上的共同点就是，首先都有比较独特完整的个性。以人们熟知的我国现代文学中的著名典型人物阿Q来说，他就有一个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的个性。他质朴勤劳，但也沾上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对地主阶级的人物和“假洋鬼子”之流有一个本能的敌视，却自卑自贱；他愚昧无知却又很自尊自负；他忌讳缺点，却很能忘却和自我开解所受的侮辱和迫害；他不理解革命但却强烈地向往革命……这些性格特征，在“精神胜利”这种心态的胶结下，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独特性格整体，贯串在阿Q形象发展的始终，成为他与其他典型人物不相同的个性。这一个性刻画得十分鲜明突出，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生活内容，发人深思。这是典型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是典型人物形象与一般人物形象区别的基本点。鲁迅小说《药》里的夏瑜，《一件小事》里的人力车夫，都是表现了高贵思想品德的人物形象，但人们并不称它们为文学典型，就因为作者并没有在它们身上着力刻画独特完整的个性。因此，个性的塑造是典型人物形象的生命。没有它，人物形象就不能生动感人，就不能宛如雕像一般竖立在人类文艺的殿堂里。恩格斯在评论敏·考茨基的《旧人和新人》时，称赞她在作品里用“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把人物刻画出来了，认为应该做到每个人都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就是指出艺术典型的这一方面性质。

典型人物形象的另一个审美特性在于，它的独特完整个性总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历史必然性，因而同时带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以阿Q形象来说，他那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的个性，就反映着我国辛亥革命时代，贫苦农民受封建地主阶级深重政治经济压迫和精神奴役的历史本质。他们受尽欺侮却无以抗争，就用精神上的胜利来自我解脱；他们要求反抗，却愚昧无知，向往革命却不理解革命，终于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了牺牲品。

　　由于典型人物的个性反映着一定历史时代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历史必然，它就带有比较广泛的普遍性、代表性。这种普遍性、代表性表现在：第一，在阶级社会里，它反映了自己所属阶级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或历史命运；第二，由于个性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它又具有超越特定阶级范围之外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例如阿Q这一艺术典型的个性所包含的那些历史生活内容，就一方面反映了整个农民阶级乃至中国人民大众在那个历史时代的生活本质和历史命运，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大课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它的那些“精神胜利”的性格特征甚至也反映了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人物某种精神状态和心理特点。因为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在阿Q那个历史年代，受欺侮又无以抗争的并不止于阿Q和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腐朽的封建帝国整个说来都处在被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而又无力抗争的历史地位。阿Q以外的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也有基于自己阶级地位所产生的类似于阿Q的生活命运。因此，精神胜利法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能够引起社会其他阶级人物的共鸣。这是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典型人物性格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创造出具有这种审美特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深刻切入现实的文学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要达到这种艺术境界，作家不能依靠把握一种虚无缥缈的所谓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都普遍共有的人性，而是要像鲁迅那样，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出发，深刻分析自己所描绘的人物的思想性格、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的历史内容，发掘那些最能反映这一阶级最有普遍意义和生活本质和必然的生活材料，铸造成为一个有机的独特的个性整体。鲁迅在讲到阿Q形象的创作时就说过，他创作《阿Ｑ正传》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这种“现代的我们国人”，并不是不分阶级的混沌一群，而是那些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的“沉默的国民”。正是从现实到历史去分析和把握住“现代国人”的魂灵，鲁迅才创造了阿Ｑ这样一个放在世界文学殿堂也毫不逊色的艺术典型。

典型人物形象的个性和代表性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它们不是两种成分，两种构成因素的扭合，而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两方面品格。前者犹如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后者则是它的灵魂。

　　艺术典型这一审美特征表明，艺术典型是一个性格代表。创造艺术典型的关键在于典型性格的塑造。作家要善于发掘和把握生活中那些独特、生动而又富有本质意义的性格特征和表现，加以提炼、加工、综合，铸造成为一个有机的性格整体。这个性格整体，可以有一个性格核心（或“贯串动作”），围绕这个核心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性格刻画，做到鲜明性与丰富性的统一，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

典型性格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不是依靠更多地集中某一阶级或某一类人的性格特征来取得的。例如，要塑造一个资产者的典型，并不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冷酷贪婪、爱钱如命……种种本质特点都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去。这种做法，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具体生动的艺术典型。因为任何艺术典型都只能是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而个性总是只能部分地表现一般，包含一般。所以，正如生活里没有集中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全部本质特点的人一样，文学上也不可能有集中了阶级或社会集团全部本质特征的“全阶级的艺术典型”。文学评论中说的某一阶级的“阶级的艺术典型”，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典型人物形象：它通过独特完整的个性塑造，相当充分地体现了自己所属阶级在特定历史时代生活的最本质方面，从而反映了阶级在一定历史时代的命运和倾向。例如，我们可以说，《红旗谱》里的朱老忠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的艺术典型，《子夜》里的吴荪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艺术典型，电影《创业》里的周挺杉是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艺术典型，等等。所以，典型性格的高度概括性，并不是某种人物性格特征量的集中，而是质的深入。作家要在对现在生活人物的广泛观察和研究中，深入发现和把握某种人在特定历史时代有本质意义的性格方面，铸造成为典型性格。

　　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并不是生活在天国里的神，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也依赖于一定典型环境的描写。所以，恩格斯在评论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时便指出：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现实主义文学要比较充分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停留在细节的真实上面，而要塑造典型人物；第二，要把描写典型人物与描写典型环境结合起来，“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阐述，也提出了创造典型人物形象的高层次的要求。

文学艺术作为人们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要帮助人们具体地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因此，文学作品就不能单纯满足于细节的真实描写。细节的真实，只能给欣赏者提供一种具体、逼真的生活图景，未必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现实关系，从而帮助人们具体地、集中地把握生活的本性和必然性。只有典型人物才能充分显示现实关系的性质、特征和必然性。《水浒传》正是通过描绘鲁智深、武松、宋江、林冲、高俅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才深刻揭示了封建时代的现实关系，使我们具体生动地认识那个时代的生活本质特征和必然。因此，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乃是叙事性作品和戏剧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达到的高境界。在恩格斯看来，《城市姑娘》里所描写的工人阶级人物（包括女主人公耐丽），“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这原因是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甚至连一点“自助”的精神也没有，“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恩格斯说：“如果这是对1800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这就是说，在19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已经起来斗争了五十年这种典型环境里，就不是典型的了。由此可见，由于作家艺术地把握生活的主观差异，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存在着典型性程度不同的结合，并不是任何作品、任何一个人物形象都能做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一般的典型人物是不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仅要有一定的个性化描写，还要与促使自己行动的“环境”相联系，是一种概括了更大生活范围本质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

从恩格斯的论述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典型环境主要是指能够反映出典型人物活动的一定时代本质特征的环境；它既是作品中典型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同时也指支配人物行动和形成人物性格的时代、社会的总趋势。它是由众多的典型人物形象和一般艺术形象的刻画组合而成的。《城市姑娘》把19世纪的工人阶级人物写得很消极，就不能反映出19世纪80年代末工人阶级生活的最本质方面和历史必然。这样的环境形象就没有达到高度的典型性。所以，典型环境不单纯是随便一个典型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而是典型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与支配人物行动、形成人物性格的时代社会总趋势的统一，是人物生活其间的具体环境与整个大的时代社会生活某些本质特征的统一。只有塑造出在这种典型环境中活动、成长的典型人物，才称得上是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创造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作品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的描绘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另一方面，环境的典型性又要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刻画，矛盾冲突的展开才能构成。例如，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典型人物的性格就是在宁国府、荣国府的盛衰、荣损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而宁国府、荣国府由盛而衰的这一典型环境，也要依靠贾宝玉等人物典型性格的刻画，依靠描写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要创造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关键是作家要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本质和必然的典型性格，才可能在创作中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创造出达到思想上、艺术上高层次概括水准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叙事作品和戏剧作品中，作家要深刻地描写人的种种生活情景，反映现实的各种关系，就要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这些作品里，创作的中心就是创造人物形象。

典型人物形象是叙事性作品和戏剧作品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人物形象，又称“文学典型”、“艺术典型”或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

　　从剖析中外文学史上典型人物形象中可以看到，它们在艺术创造上的共同点就是，首先都有比较独特完整的个性。以人们熟知的我国现代文学中的著名典型人物阿Q来说，他就有一个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的个性。他质朴勤劳，但也沾上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对地主阶级的人物和“假洋鬼子”之流有一个本能的敌视，却自卑自贱；他愚昧无知却又很自尊自负；他忌讳缺点，却很能忘却和自我开解所受的侮辱和迫害；他不理解革命但却强烈地向往革命……这些性格特征，在“精神胜利”这种心态的胶结下，组合成一个有机的独特性格整体，贯串在阿Q形象发展的始终，成为他与其他典型人物不相同的个性。这一个性刻画得十分鲜明突出，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生活内容，发人深思。这是典型人物形象不可缺少的审美特征，是典型人物形象与一般人物形象区别的基本点。鲁迅小说《药》里的夏瑜，《一件小事》里的人力车夫，都是表现了高贵思想品德的人物形象，但人们并不称它们为文学典型，就因为作者并没有在它们身上着力刻画独特完整的个性。因此，个性的塑造是典型人物形象的生命。没有它，人物形象就不能生动感人，就不能宛如雕像一般竖立在人类文艺的殿堂里。恩格斯在评论敏·考茨基的《旧人和新人》时，称赞她在作品里用“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把人物刻画出来了，认为应该做到每个人都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就是指出艺术典型的这一方面性质。

典型人物形象的另一个审美特性在于，它的独特完整个性总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历史必然性，因而同时带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以阿Q形象来说，他那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的个性，就反映着我国辛亥革命时代，贫苦农民受封建地主阶级深重政治经济压迫和精神奴役的历史本质。他们受尽欺侮却无以抗争，就用精神上的胜利来自我解脱；他们要求反抗，却愚昧无知，向往革命却不理解革命，终于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了牺牲品。

　　由于典型人物的个性反映着一定历史时代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或历史必然，它就带有比较广泛的普遍性、代表性。这种普遍性、代表性表现在：第一，在阶级社会里，它反映了自己所属阶级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或历史命运；第二，由于个性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它又具有超越特定阶级范围之外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例如阿Q这一艺术典型的个性所包含的那些历史生活内容，就一方面反映了整个农民阶级乃至中国人民大众在那个历史时代的生活本质和历史命运，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大课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它的那些“精神胜利”的性格特征甚至也反映了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人物某种精神状态和心理特点。因为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在阿Q那个历史年代，受欺侮又无以抗争的并不止于阿Q和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腐朽的封建帝国整个说来都处在被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而又无力抗争的历史地位。阿Q以外的其他社会阶级、阶层也有基于自己阶级地位所产生的类似于阿Q的生活命运。因此，精神胜利法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能够引起社会其他阶级人物的共鸣。这是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典型人物性格所具有的审美特征。创造出具有这种审美特性的典型人物形象，是深刻切入现实的文学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要达到这种艺术境界，作家不能依靠把握一种虚无缥缈的所谓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都普遍共有的人性，而是要像鲁迅那样，从自己的时代和生活出发，深刻分析自己所描绘的人物的思想性格、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的历史内容，发掘那些最能反映这一阶级最有普遍意义和生活本质和必然的生活材料，铸造成为一个有机的独特的个性整体。鲁迅在讲到阿Q形象的创作时就说过，他创作《阿Ｑ正传》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这种“现代的我们国人”，并不是不分阶级的混沌一群，而是那些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的“沉默的国民”。正是从现实到历史去分析和把握住“现代国人”的魂灵，鲁迅才创造了阿Ｑ这样一个放在世界文学殿堂也毫不逊色的艺术典型。

典型人物形象的个性和代表性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它们不是两种成分，两种构成因素的扭合，而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两方面品格。前者犹如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后者则是它的灵魂。

　　艺术典型这一审美特征表明，艺术典型是一个性格代表。创造艺术典型的关键在于典型性格的塑造。作家要善于发掘和把握生活中那些独特、生动而又富有本质意义的性格特征和表现，加以提炼、加工、综合，铸造成为一个有机的性格整体。这个性格整体，可以有一个性格核心（或“贯串动作”），围绕这个核心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性格刻画，做到鲜明性与丰富性的统一，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

典型性格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不是依靠更多地集中某一阶级或某一类人的性格特征来取得的。例如，要塑造一个资产者的典型，并不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冷酷贪婪、爱钱如命……种种本质特点都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去。这种做法，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具体生动的艺术典型。因为任何艺术典型都只能是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而个性总是只能部分地表现一般，包含一般。所以，正如生活里没有集中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全部本质特点的人一样，文学上也不可能有集中了阶级或社会集团全部本质特征的“全阶级的艺术典型”。文学评论中说的某一阶级的“阶级的艺术典型”，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典型人物形象：它通过独特完整的个性塑造，相当充分地体现了自己所属阶级在特定历史时代生活的最本质方面，从而反映了阶级在一定历史时代的命运和倾向。例如，我们可以说，《红旗谱》里的朱老忠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阶级的艺术典型，《子夜》里的吴荪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艺术典型，电影《创业》里的周挺杉是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的艺术典型，等等。所以，典型性格的高度概括性，并不是某种人物性格特征量的集中，而是质的深入。作家要在对现在生活人物的广泛观察和研究中，深入发现和把握某种人在特定历史时代有本质意义的性格方面，铸造成为典型性格。

　　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并不是生活在天国里的神，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也依赖于一定典型环境的描写。所以，恩格斯在评论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时便指出：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这段话告诉我们：第一，现实主义文学要比较充分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停留在细节的真实上面，而要塑造典型人物；第二，要把描写典型人物与描写典型环境结合起来，“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阐述，也提出了创造典型人物形象的高层次的要求。

文学艺术作为人们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要帮助人们具体地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因此，文学作品就不能单纯满足于细节的真实描写。细节的真实，只能给欣赏者提供一种具体、逼真的生活图景，未必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现实关系，从而帮助人们具体地、集中地把握生活的本性和必然性。只有典型人物才能充分显示现实关系的性质、特征和必然性。《水浒传》正是通过描绘鲁智深、武松、宋江、林冲、高俅等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才深刻揭示了封建时代的现实关系，使我们具体生动地认识那个时代的生活本质特征和必然。因此，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乃是叙事性作品和戏剧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达到的高境界。在恩格斯看来，《城市姑娘》里所描写的工人阶级人物（包括女主人公耐丽），“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这原因是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甚至连一点“自助”的精神也没有，“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恩格斯说：“如果这是对1800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这就是说，在19世纪80年代工人阶级已经起来斗争了五十年这种典型环境里，就不是典型的了。由此可见，由于作家艺术地把握生活的主观差异，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存在着典型性程度不同的结合，并不是任何作品、任何一个人物形象都能做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一般的典型人物是不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仅要有一定的个性化描写，还要与促使自己行动的“环境”相联系，是一种概括了更大生活范围本质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

从恩格斯的论述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典型环境主要是指能够反映出典型人物活动的一定时代本质特征的环境；它既是作品中典型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同时也指支配人物行动和形成人物性格的时代、社会的总趋势。它是由众多的典型人物形象和一般艺术形象的刻画组合而成的。《城市姑娘》把19世纪的工人阶级人物写得很消极，就不能反映出19世纪80年代末工人阶级生活的最本质方面和历史必然。这样的环境形象就没有达到高度的典型性。所以，典型环境不单纯是随便一个典型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而是典型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与支配人物行动、形成人物性格的时代社会总趋势的统一，是人物生活其间的具体环境与整个大的时代社会生活某些本质特征的统一。只有塑造出在这种典型环境中活动、成长的典型人物，才称得上是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创造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作品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一方面，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的描绘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另一方面，环境的典型性又要通过典型人物性格的刻画，矛盾冲突的展开才能构成。例如，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典型人物的性格就是在宁国府、荣国府的盛衰、荣损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而宁国府、荣国府由盛而衰的这一典型环境，也要依靠贾宝玉等人物典型性格的刻画，依靠描写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要创造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关键是作家要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本质和必然的典型性格，才可能在创作中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创造出达到思想上、艺术上高层次概括水准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