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终极战争

　　 胡服骑射 （475B.C.—425B.C.）

　　一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当时的赵国人——距今2300年前——可苦了，当他们出远门，向北方出行，就有可能遇上游牧部族。于是他们必须按政府提醒走Z字形路线，尽可能保持移动的状态，因为移动的目标较少会遭到冷箭。如果他非得在一个危险区域停留，赵国人都知道选择最黑的地方，并且尽可能站在两样物体之间，比如，如果需要给马匹喂料，那么最好站在马车与喂马设备之间，并弯腰曲膝以降低身体高度。如果赵国人在一个空旷的地区遭到了游牧人的射击，他们都会倦缩身子以滚动的姿式离开，然后以最快速度的Z字形小跑，躲到附近藏起来，以求游牧的马队找不到他。

　　这些可恼的让人防不能防的游牧人，大号就是——“林胡、楼烦”，还有“东胡”。

　　当初，赵、韩、魏三家分晋，赵分得了山西的中部，以及河北省的南部邯郸地区。后来赵无恤又抢到了河北省中西部的代地。这样的居位，使得赵国与北部游牧部族相居为邻，即西戎、北狄，但这是一种泛称，他们细分成不同部族，生活在崇山峻岭和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更多是在广袤肥美的大草原上，常年从事放牧、狩猎，娴于骑射。这些部族到了战国时代，出没于赵国以北的被称为“林胡、楼烦、东胡”，史上合称三胡，分布于山西、河北境内各自的北部地区，向北直到内蒙古一线。这一地区土壤适合畜牧。

　　三胡经常纵骑南下，对赵国进行骚扰杀伤，掠夺财货。他们身着短衣、长裤，腰束皮带，脚蹬皮靴，头戴鸟翎，善于骑马射箭，且行动灵活，进退神速。“那些圆臀细腿的骏马驮着它们剽悍的主人风驰电掣地朝着草地上洒豆儿似散开的赵国战车扑去……”这是我们对三胡劫掠赵国北部地区、赵人反击的场面遐想。每当“三胡”骑士像一条断断续续被风吹皱的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移动时，纵然号称“勇武任侠、放荡冶游”的赵人硬汉也望草兴叹，因为他们的作战服装是：宽领口、肥腰、大下摆、袖子长又宽（这是内衬），外面再加上结扎繁琐的笨重盔甲，基本上一个人整身厚厚地、臃肿得像个圣诞老人，何谈追蹈冲刺、游戏漠北呢。赵人在反击三胡入侵时屡屡吃亏。

　　而胡人从小练习骑射，所以精于剽掠。据司马迁说“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三胡小儿骑着羊，弯弓射老鼠，不知道这是不是司马氏天才的想象。羊大约不是一种善于奔跑足以追逐老鼠的物种。但三胡壮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却是事实，他们装备轻便，骑术精湛，善于马上拉弓射箭。“风和渐减雕弓力，野迥遥闻羽箭声”。他们马上的武器也是青铜质地，事实上，早在商代晚期他们就有了青铜（略晚于华夏）。考古中发现了他们独具异彩的青铜装饰品和工具。但是他们的冶铜产量想来不高，在缺少青铜器的时候，就用皮革贮水，进行“石煮法”做饭。有时候他们还用动物的胃装水，进行“石煮法”，

　　在胃里涮着羊肉吃。真是“千里不同雷，百里不同风”啊，都战国时代了，还有人这么吃饭（真有神农氏的遗风啊）。

　　如果把三胡从北部的劫掠视癣疥之疾，那赵人更大的心腹之患还是来自南方的华夏列强侵袭。

　　赵国开国初年，错误地选择了南下拓土的策略，急于与战国初期首强魏人争食于中原，导致魏人激怒。魏将庞涓作为报复，花了三年时间攻破赵都邯郸，赵国从此一直不振，积弱困守，无能为也。前中期的战国历史上，几乎没了赵国的影子。到年幼的赵武灵王在公元前四世纪下叶（325B.C.）即位，接手赵国时已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国家。当时他是个小孩，叫做赵雍。他给他爸爸办丧失，却发现秦、楚、燕、齐、魏各派出精锐部队万余人来开追悼会。这个异乎寻常的场面给赵雍很大的不安，各大诸侯在炫耀武力的同时也窥测赵国的虚实，包括赵雍小孩的听政能力。稍有什么闪失，几大国就抢着把赵国变成小尾巴国算了。

　　好在赵雍是一位见识远大、很在气魄的君主。这表现在他当政第九年就继续损兵折将（哈哈）。当时“一怒而天下惧”的“大丈夫”张仪、公孙衍尚在，大搞“连横、合纵”对抗游戏的把戏。赵雍以一个半熟少年的身份凑热闹，参加了“大丈夫”公孙衍串连组织的第一次五国合纵攻秦之战。不料五国联合部队，初战失利。燕人、楚人见势不好，撒鸭子逃回本国。但是五国中的魏、韩、赵三国毗邻秦国，没处逃啊，遂相率退至中原河南的“成皋地区”集结，被追击前来的秦人逼迫，被迫驱动主力激战。所谓的主力——当时各国有常备军，拿工资，是为主力；每次战役还会专门临时征发士兵，自费前往，为国家无偿服兵役，是非主力。魏国的主力（即常备军）叫“奋击”，韩国的主力叫“材士”，赵国的主力叫“百金之士”（年薪一百斤金子的常备军），都是非常生猛。应募入伍标准很高，比如魏人奋击和赵人白金之士，条件之一是能负重奔跑，一日急行军一百公里（当年解放军最快是四天三百公里）。但是生猛归生猛，却不如秦兵倍受激励，秦兵都是拿提成的，斩敌一头升一个爵位，爵位的高低都对应着不同待遇，比如一年享受国家给予的多少小米、田地、甚至奴仆（很多这些立军功的人，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中小地主）。赵人也有提成，但是 “赏罚不信”，说了的常不兑现，所以人们打仗不卖力，除了逃跑以外，很少达到一日百公里的高速。

　　不管怎么样，魏、韩、赵三家在“成皋”大败，被杀得血流成河。三家主力合计被秦人斩首八万之多，赵国的“百金之士”在里边也贡献了大量人头，估计其常备军彻底覆没。（这场五国合纵攻秦战役，是战国时代五次合纵攻秦的第一次，时间是在公元前317年，细节请参考“鳄鱼战争”相关章节）。

　　同年，东方强齐抓住合纵失败的机会趁火打劫，在河南濮阳（古名观泽）再败赵军。次年，西边的秦人又来犯赵国本土，攻下山西西部“离石”地区的中阳，并东进山西腹地，占领平遥地区的中都，近逼晋阳仅100公里。三年后，秦人再攻赵，攻取离石地区的重要城邑“蔺”，虏赵将赵庄。赵庄之战，赵的士兵被斩杀很多，虽然历史上没有准确记录，但据称是三晋之民被杀最多的五次战役之一。

　　军事上的损兵折将、丢城丧地，使二十出头的赵武灵王战战兢兢，如果秦人继续打下去，赵国在山西境内的那部分土地，包括开国时期赵无恤经营的重镇晋阳，就都要丢光了。呆在河北省南端邯郸都城里的赵武灵王正在上愧祖宗，惶惑终日，突然传来消息，秦国时任国君的秦武王同志出了意外，举鼎绝髌而死，秦国内部随之发生夺位之斗。赵国才得到喘息。秦人闹了一通，打算立公子稷为国君，但这位公子目前正在遥远的燕国留学（为质）。于是赵武灵王赶紧讨好秦人，派自己在河北省北部代地的官员，东行去燕国（北京西南郊）交涉，讨来了公子稷，一路护送直至秦国。继位之后，是为秦昭王。这时候已是公元前308年，前四世纪的末叶。

　　秦昭王感念赵武灵王的护送情谊，再加上他即位后国内高层围绕争位的讧乱又持续了两三年。赵武灵王趁秦国无暇外顾这一宝贵时机，利用外无秦忧这一暂短的和平环境，预备在国内大搞变法。他在邯郸以外七十里一个度假会议中心“信宫”，召开全国地郡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济济一堂，与议天下，一连开了五天。这次信宫大会的内容，无闻于史书，但“多难兴邦”，在位已18个春秋的三十来岁的赵武灵王，胸中正酝酿着一次惊世骇俗的变革。

　　第一章 胡服骑射

　　二

　　其实骑马这件事情，早在商朝的时候就有了。商人有骑马出行的习惯，这和他们的衣裳设计有关系。从远古神农氏以来，一直到商朝，都是上下两截穿衣，上边的叫衣，下边的叫裳。上衣一般是右腋下交口，下摆到达腰部。下裳是前后两片布，两侧分开（有点像旗袍的腰以下的样子），所以方便人骑在马上，甚至商朝人可以骑在大象上，但是“旗袍”两侧露着大腿。

　　到了大周朝以后，觉得露着大腿两边儿不雅，而大周是很讲雅致和礼仪的朝代，于是他们把下裳的前后两片布幅合成了一个圆筒（类似现在女孩的下身裙子）。这样固然雅观了，但也没法骑马了，只好百分百坐车。个别在诸侯国道上的驿站传书者，遇上急信，会用骑马来送，不急的信还是坐车送。

　　为了更能体现礼仪风范，大周朝的人把上衣进行加长处理，一直下垂到了膝盖（里面罩住依旧裙子似的下裳），有翩翩飘逸的感觉（这就干脆更不要骑马了）。到了春秋战国交际，衣服又发生了变化，上衣和下裳干脆合在了起来：从上下两截穿衣，变成了上下一体，走了简洁的路子，二合一，这就是风靡于战国时代的“深衣”。

　　“深衣”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想象一块三角形的大布，披在身后，顶点与脖子等高，左右两个下角，与人的脚踝等高。好，现在开始穿，把三角形大布展开在身后，把布右下角绕过双腿，从双腿前包到身子左侧去，再把左下角同样绕过前面，裹到身子右侧后方去。再用腰带束住。人被卷在这样的圆筒里，就像一个蛋卷冰淇淋，甭想走路了，骑马更是奢想。不过线条倒是很美的，这就是深衣了。注意，包冰淇淋的时候，顺序千万不能搞反，一定是后把左侧的布卷到右侧去，这样就是所谓右衽，领子开口在右。包反了的话，就是死人和夷狄的装束啦。

　　这样的蛋卷冰淇淋服装，行动吃力，迈不开步子，但是战国人很聪明，做了改进：把大三角布，改成扇形的，也就是左右两个下角呈上翘的曲线形，同时把横的幅度加长，同样，按上面的包法再包好以后，下摆是曲的，布幅前后掩映，随着迈步可宽可松，行动自由多了——当然，穿着这样的东西，你还是休想跨在马背上去驰骋——除非像新媳妇骑驴那样侧身坐着。

　　穿这样的深衣，缺点是下摆里面是空的，夏天还好，东天冷空气进去肆虐，腿子都冻青了。所以，小腿上包了一个套，这是从远古的绑腿发展过来的，罩住膝盖往下，叫做胫衣，是两个裤管绷在小腿上，也叫做“绔”。这个东西因为穿在深衣或者下裳的里面，不露在外面，所以不需要用高级布料制作，除非一些实在有钱的人，丝绸多的用不了，也会用细绢作“绔”，穿着这奢侈的东西，就是“纨绔子弟”了。

　　“绔”是原始的裤子——因为它其实只是两条下半截的库筒而已。膝盖以上的大腿还是空着的，所以人们坐着时候不能腿朝前（那将泄露大腿甚至私处，是严重的耍流氓行为，叫做“箕踞”）。人们必须跪坐着，把小腿折叠在臀下，就万无露点的担忧了。所以“女”（图片）字，就是一个女孩规规矩矩地跪坐着——当然，男的也这样。一直到唐代，我们都是这么跪坐着，屁股压在脚后跟上，这实在是因为深衣里边只有半条裤子的限制（只有小腿的半条）。这样也就没法坐椅子——高坐在椅子上，也会暴露大腿乃至露点。后来，随着赵武灵王即将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裤子慢慢出现了：包在小腿上的胫衣（那俩裤筒）向上伸展，包住了大腿，上面又有了裤裆连结起来，可以罩住私处了。但仍然是开裆裤，汉朝人穿了好久的开裆裤，才慢慢过度成死裆裤（叫做“穷裤”），于是也可就以坐椅子了，不必再规规矩矩跪坐在席子上了。人们开始坐椅子，桌子也高离地面了，对房间内空间的使用，也逐渐升高。但这已经是唐朝以后的事情了。当然这个裤子外面，还是罩着长过膝盖的上衣，或者深衣，或者深衣演化出的袍子。

　　回到战国的深衣，深衣外边需要有腰带束着，腰带正前方用“带钩”对接（质地是金属的，管仲射齐桓公射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深衣不够累赘，腰带上可以挂着各种小零碎：有擦器具用的抹布（叫做“纷”），擦手和脸的手巾（叫做“兑”），削东西的小刀子，磨小刀的小石头（叫做“砺”），用以在太阳中取火的“燧”（可能是一种类似聚光镜的金属器物），锥形的解开钮结的小锥子，钻火器：晴天取火用金燧，阴天取火用木燧，还有香囊，缝衣服的针线包，装着毛笔的小笔筒，还有玉佩，等等。所以当时的人们出门相当于背着自己的家。衣服中没有口袋，所以好东西都展览在外面。

　　深衣的衣袖也很夸张，宽得袖子里面可以屈肘。如果把衣袖肘部多余的布反折过来，可以绕肘一圈。这样的大袖子，走起路来，真是翩翩生风，好似一个花蝴蝶。不过，袖口是掐窄的。

　　“三胡”之人，他们的服装不同于大周朝，他们还是上下两截分开的：上身是左口交领的短衣，袖子也没有宽到我们那样袖内可以曲肘的地步，下身是裤子。（所以你看，现代中国人的着装，其实接近胡人，是胡人的潮流来的）。胡人穿着现代化的裤子，于是很方便，他爱坐就坐，爱跪就跪，爱骑马就骑马，无拘无束。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裤子是开裆还是不开裆的——这个还需要有志者的深入研究，反正赵武灵王把这种裤子引入中原以后，中原人穿的是开裆裤，外罩着长的深衣（下摆为直裾或曲裾），直到汉朝以后都是这样——你看电视剧就是这样。

　　好，现在我们说说赵武灵王在“信宫”召开的地方干部大会吧。

　　就像当时流行的高台式建筑一样，信宫也建在夯土高台上，大臣们从夯土台上到宫门、到殿内，黑呀呀侍立了一片。这些大臣们要在国君面前指画陈说时，一定要用笏。笏就是个笔记本，该说的话先用毛笔写在上边，走近国君，照着上边念。等赵武灵王发言的时候，赶紧也像现在干部那样，立刻捏起笔来作笔记，都记在笏上。也不知道是真懂假懂，凡都记上了。赵武灵王在上边谈着国际形式，下边就真积极假积极地作笔记。不过，笏板儿地面积不大，只能记些要点，好在当时写字也慢，一个字要画半天，不用担心开会没事干。

　　这些干部们立在国君之前，上身要前倾，使领带下垂（当时的领带系在肚子上，叫“蔽膝”，你去看秦始皇的画像，他的肥肚子上就系了这么一条，这是当官的标志），要弓着腰，脚好像踩着深衣的下摆一样，让腰下挂的玉佩垂于身前。头要微低，两颊下垂，两手交拱，视线向下，而耳朵却注意倾听领导讲话。视线应在国君的腰带以上、交领以下，不许看脸。听国君讲话时，要把头侧过来，用左耳听。

　　赵武灵王也拿着个笔记本，就是笏板儿，上边写着今天讲话要点，照着念，哈哈。注意：周天子的笏板，四个角都是正，赵武灵王的笏板，上面的两角是圆的，下面两角是方的，这是表示诸侯应让于天子。而大臣们的笏板，四角都是圆的，表示他处处必须退让。

　　这帮人走路时候也必须讲究（事先在家里要练），要求足不离地，衣裳下边像水流一样，从登殿、登席或离席都是如此，要求徐趋。徐趋就是足尖举起，脚后跟在地面上拖着走，要快，还得足不离地，如车轮不离地，步伐碎小，表示出战战兢兢的样子，基本跟企鹅差不多。

　　他们如果捧东西的话，凡是国君给他的器物，器物虽轻，而表情好像很重，不能胜任的样子。捧得必须与心胸相平，自己的东西，低于心胸。落座时，两手提起衣服下摆，离地面一尺，上衣不要掀动，步子不要急速。

　　赵武灵王看着这班懦懦古板、半死不活的僵尸般的干部，蠢笨企鹅一样晃来晃去，苦笑着想：这样一种讲礼的朝堂，如果所有人都换成上下两截的胡服来，那不全乱套了吗！

　　三

　　大朝信宫后，赵武灵王到北方边境巡游了一次，带着军队和他的群臣。“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们现代人（说白了就是腾格尔先生）眼中美丽的大北方。其实，齐秦唱的更加符合当时情况：咬着冷冷的白牙的狼，出没在粗旷原野上。林深草杂，赵国北方多狼。从前的赵简子有射狼的“中山狼”故事传世。西汉李广曾在燕赵地区出猎射虎——虽然是个假老虎，大石头，但真老虎也一定有啊。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太行山脉在燕赵境内，上有熊罴虎豹，当非虚写。即使到了唐朝，在此驻边的某个将领曾一日射虎三十一只。看来，燕赵北方确实是“虎狼成群”啊。

　　在这些“咬着冷冷的牙”的动物的一路追逐下——赵武灵王也冷着脸孔，坐着战车，在边地奔驰。群臣都已预感到异乎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正在拭目以待。赵武灵王有话要说，却一再沉吟。而咬着冷牙的动物们成群结队，踏着狼尘，衔尾追赶着赵武灵王的大车队。一行人最后驻足于黄华之山，下临着山西西边的黄河。

　　赵武灵王终于在战车上开口了：“大家一路都看到了，我们赵国，东边有中山，是我们的腹心之疾；东北有燕国、东胡，人多势众；西北有林胡、楼烦，精于骑射；正西有强秦，虎狼之国。如此强邻环伺，我们是首选的俎上之物。可我们却没有强兵以自救，社稷危亡，朝夕之间啊（看！动员下属变革的话，第一步是要吓唬他们，就是使员工产生urgence——危急感）。”众臣听了，危急倒是危急了，但都不作响.

　　赵武灵王吐出石破天惊的一语：“强兵是当务之急，寡人——要——胡服！”

　　胡服？你是说像胡人那样上下两截穿衣吗？那怎么行呐！羞死人啦！穿个细脚

　　零丁的裤子，脑袋上再戴两个又粗又长的白貂尾巴，毛茸茸，长乎乎，披在后

　　背，生番啊！哼，“信宫”大会上你就支支吾吾，早看出你有这个意思了，拖

　　到今天才讲！还把我们拉了这么远，跑这个干冷的山上才说，冻死我们啊。我

　　们早就想好了：一致——都，不！——同！——意！严重不同意！

　　群臣们全部shut up，不肯接话，以沉默对抗离经叛道的主子。

　　虽然山下就是狼群，大臣们也不屈服。只有“楼缓”一个人站出来称善。但是他的“善”声也立刻被瑟瑟寒风和群众的白眼儿打得七零八落。

　　看见群众不支持，回到邯郸后的赵武灵王变得唉声叹气。如果白痴会飞，那赵国的朝堂简直是个飞机场。赵武灵王向前朝贵臣“肥义”抱怨道：“我看手底下这班人，真是该宰了！我真要胡服骑射，他们非用唾沫星子淹死我不可。见解独到的人，总是被白痴嘲笑，被世俗议论。老肥啊，你说，在咱们赵国，怎么办点事这么难！”

　　肥义给赵武灵王打气说：“领导，我听说，要办大事不能犹豫，犹豫就办不成大事。您既然觉着对，对国家有利，何必怕天下讥笑？从前大舜也做过这样的改革啊：为了笼络三苗，朝堂上他竟演奏苗人的野性桑巴舞。大禹治水到达裸国，为了让裸人配合治水，他也脱光了前去谈判。大禹脱光了不是为了好玩儿或者扮酷，而是成就治水的大功，大舜桑巴舞不是下流，未来准备灭苗。‘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愚蠢的人啊，人家都大功告成了，他还搞不懂为什么告成。聪明的人呢，事态未萌发之前，就想好解决对策啦。所以您没必要跟他们讨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我看您就这么办吧。立刻下令吧！”

　　“好！哪怕举世之人都笑话我，我也豁出去把白貂尾巴插在脑后啦，只要最后胡地、中山能归我所有，他们爱怎么笑话我，就笑话我吧！”

　　于是，赵武灵王硬着头皮，不怕被国内和国际诸侯笑话，颁布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胡服令”：要求全部机关干部、全体功臣贵戚、全军指挥员、战斗员（但不包括老百姓）像胡人同志学习，穿胡人衣裳。

　　轰轰烈烈、惊世骇俗的胡服运动展开了。拖泥带水的深衣不能要了，官员和士兵们都改穿短的上衣，下摆仅到胯下。下身则是“中原博雅君子所一贯看不起的、胡人的、现代化的裤子”（这种裤子根据出土照片看，下边细，上边肥，有点类似九十年代的老板裤，大裆、窄脚。这种老板裤曾在九十年代风行一时，不管是不是老板，学生、商贩都穿这个。现在好像偶尔只有民工还在穿）。

　　脑袋上也要改，赵武灵王以身作则，首先戴上胡人的王冠来上朝：王冠上装饰了黄金的小蝉，两耳垂下两条貂鼠尾直达胸前。这是最尊贵的胡冠，胡人喜欢蝉，这金黄色的小家伙常在出土物中作为饰品主题。因为有金蝉和貂尾，所以叫“貂蝉冠”，基本上就是戏台上“韩昌韩延寿”的帽子。

　　赵武灵王往朝堂下一看，大臣们也都换了，武官的冠最是漂亮：冠上有一圈缨子举着，颌下用青丝绳做帽带，冠上左右插着两根野鸡翎子。不能用随便的什么野鸡，必须用“鹖”。鹖这种野鸡我最佩服了：它尾翎鲜艳赤红，专产于山西上党，勇猛好斗，每所攫取，应爪摧碎。如果两只放在一起，一定要斗到死掉一只为止。用它的尾羽插在武冠上，用来象征武士的勇敢精神，再合适不过了。不过这可苦恼了鹖鸟，猛烈的本性给它们招来杀身大祸，胡人和赵国武官的“鹖冠”上全是这东西。汉朝以后的骑士冠上也是这个。这么滥用下去，还不给捕杀光了。到了清代，五品以下含五品的顶戴，仍然是这种鹖尾，叫做蓝翎。可见清朝时候还没有灭绝，真能挺啊。但我估计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那些普通老百姓呢，脑袋上戴点什么好呢？老百姓没有带冠的权力，只能拿块抹布裹上去，包在发髻上，叫做巾帻。不过胡服骑射还是施益于百姓，老百姓戴上了帽子。帽子是胡人的发明专利（他们发明了很多东西，裤子、靴子、帽子，还有骡子，从前赵简子视胡人培育的这种似马又长着驴耳朵的混血儿为珍品，当作宠物养了两头）。

　　胡人发明的帽子不同于中原士人一贯的冠。冠这东西，没有什么实用，就是一个圈儿或者棍儿，弄在脑袋上，类似孙悟空的紧箍咒，只是表示身份，空圈细棍，不能保暖。但是胡人的帽子是暖额的、防风沙，其“爪牙帽子”是用动物皮革做的，像爪牙一样紧紧扣在头上，赵武灵王改成黑色绫绢做，给士兵戴在头上，类似现代的护士帽。但是老百姓也喜欢把这帽子戴给胎毛稀疏的小孩子。但是大人不戴，大人还是喜欢抹布“巾帻”和冠。帽子彻底征服了汉人是在魏晋后，乌纱帽、四块瓦、东坡帽，获得流行，兼具冠和帽的特点，又能包头，又标身份。

　　老百姓得到的另一个好处是靴子，这也是胡人的专利。中原人则穿履，履的面料是麻的、布的，有钱人穿丝面料的。由于深衣都是垂到脚面的，所以履的鞋帮很低，低到了露出大半个脚面的地步，轻盈倒是轻盈，但是跑起来不跟脚。还有，路上土多，战场上更是泥泞，泥土常把这美丽的履给弄脏巴了。如果猛跑几下，泥巴更把鞋帮和鞋底揉烂了——因为鞋底是布作的（纳着密密的针脚），倘跑在石子上，还要硌脚。总之，履适合民间不适合战场。如果在履的鞋底下多加一层木底，倒是可以防范泥巴，那就是屐（日本人现在还在穿木屐）。木屐虽不怕泥路，但这样的硬底不能弯折，穿上后只能像日本美女那样摇着屁股走，

　　四

　　骑兵结队冲锋，气势磅礴，人畏其猛，莫敢对当。这是胡服骑射后赵国大地上的奇景。借助战马迅驰的机动性和猛烈的冲击力量，赵人胡服北上，声势浩大，六年驱胡千里，辟地开疆，赵武灵王大乐，壮志得酬。但是，想要深化改革，大力发展骑兵，还是受着好几个因素制约。

　　首先，中国的马种比较差，制约着骑兵的建设。马的驯化，始于中亚，大约四千年前传到中国（正值尧帝时期）。马从尧帝起，就给中国人拉车，一拉就是两千年。它们爬在地上，作出使力的样子，耐劳但是缓慢。农业社会长期套车服役，使马的品格退化，很多马的DNA向牛变异，终于不会奔跑了。它们个子矮，骨架细，没有爆发力，瘦单单的，更像驴——这就是中国的土产马匹。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春秋时代的马都是四匹捆在一起拉战车，而不适合骑乘（否则就成骑驴打仗了）。直到汉朝，引进西域宝马杂交，马的品质才逐渐提高。

　　好在赵国这里有良马，从前赵无恤夺得河北北部代地，为赵国搞到战马基地。代地原是狄人盘踞，代马闻名于诸侯。“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这是唐人的诗句。赵武灵王征发代马，在代地以北的原阳建设“骑邑”，练习骑兵，兵源是赵人也有战败被收编来的胡人。如果你也想应征报考，当然可以，条件是，年龄在四十以下，身长在七尺五寸以上（1.68米），体魄健壮，矫捷灵便，要敢于“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总之要是个捣蛋鬼才行。但是骑兵打仗也讲纪律，不是马蜂群奔，它编制方法跟步兵差不多，五骑设一长，十骑有一吏，许多不同的小队组成大阵。如果你练的出色，没准长官能让你带个小队。

　　入伍以后，先要把屁股准备好，因为当时的马鞍还处于雏形：只是一块皮面的布垫，搭在马脊梁上。马在启动和刹车的时候，就靠这块垫子提供给人以动力和摩擦力，实在折磨基层的屁股，人弄的前仰后合。后代的马鞍中间低凹，前后隆起，多角度提供前进、制动动力，就好多了。战国时代的马鞍下边有肚带和后秋用于给马鞍定位（肚带捆着马肚子，后秋固定于马尾巴下）。打仗的时候注意每打一会就收紧马肚带，以固定马鞍——因为马这大家伙一肚子都是草，它跑一会儿，肚子就瘪下去一号，所以要及时勒紧肚带，不然你就掉下去了。尽管如此，你也容易掉下去，因为战国时代的马鞍子尚无攀绕马胸的胸带与之连结，鞍子易于向后滑动。骑快了，人就坐到马腚上去了。

　　为了补充战马之不足，赵武灵王从林胡那里夺了许多胡马供你们练习，所谓史书上的“林胡王献马”。林胡王怎么肯献马来了呢？把重要战略资源拱手给了敌人？从来都是他抢别人东西啊。

　　林胡王当然不肯凭空交马，是赵武灵王硬打垮了他，抢来的。这就奇怪了，虽然说师夷之技以制夷，但赵武灵王刚学会骑马，学生就这么快打败老师了？迫使老师献上胡马了？史书上对此没有解释。我们只能根据古代兵书的描述，推论赵武灵王的车骑，与胡人骑兵对垒时的情形。当赵武灵王亲自率领大军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略地”（就是占地盘的意思），一旦遇上策马狂奔的胡人冒出地平线，奔腾杀来。赵武灵王立刻布阵迎敌：以骑兵在前，阻挡敌人，给自己战车创造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一般做成圆阵固守。当敌人胡马蜂拥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用战车车体及车上竖起的盾牌为掩护，联结成原野上的临时城墙，从“城墙”后面，用远程武器（也就是箭）成丛发射，大量杀伤胡人——北美的白人对付印第安骑士，也是这么办的，结大车阵。

　　当胡人无法攻穿赵国车阵，马噎人伤，士气顿挫之际，赵武灵王的骑兵与战车立刻展成攻击队列，实行反击，猛冲敌群，直至敌方溃散，并且由骑兵完成深度追击。步、骑、战车三种兵种的密切配合，使赵武灵王的军队展现出所向无敌的战斗力。胡人射技虽佳，但兵种单一，并且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组织配合，败率多于胜算。

　　赵武灵王由此把山西北部的楼烦大部打散，部分收编己用；把林胡从陕西东北角驱逐到更北，把东胡打得不敢跨入无穷之门（河北北部张北县要塞，出了这个门，就进入茫茫漠北。胡主席今年就是去的张北那儿过的年，慰问人民吃饺子）。赵国刮擦三胡，拓疆千里，在原三胡之地设置云中、雁门、代郡三个郡（代郡下有三十六县），从而赵地囊括山西中部北部、河北北部南部、陕西东北角。赵武灵王在北方边境大筑长城，长城最北一线已经修到了内蒙古境内，大青山以南。

　　在战胜三胡的过程中，骑兵发挥了不可取代的攻坚越险、追亡逐北的作用，但它还不能脱离战车，成为主战部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骑兵战具尚不完备，没有马蹬，削弱了单骑的作战能力。

　　马镫看似简单，却是极具革命性的坐骑部件，它可以使骑手与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当你蹬住马镫，身体前倾，手挟长武器（长矛），把人的躯体重量与马的庞大冲锋惯性合二为一，使马匹和人变成长矛的运载火箭，一起发射出去，全力飞撞敌人，什么甲胄能阻挡的了啊，从而把长武器的冲刺效能比步兵提高几十倍，唐吉珂德就是这么袭击风车巨人的呀。所以，有了战马以后就根本不用戈，戈是钩割、劈啄武器，想要毙伤敌人必须停下马来挥臂劈啄，徒然浪费马匹冲击惯性。带尖的长戟和矛就好的多，但前提是要有马镫。因为缺少马镫，赵武灵王的士兵不易掌握平衡，狂奔之中，双手挥舞大戟，是件笨拙、危险、自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赵武灵王的骑兵，远距离冲锋时，人是坐在马上弯弓射箭（但马上射击难度大，命中率比战车上差），等马匹奔驰邻近敌人时，就更逊了，反倒要放慢速度，手执青铜剑，以短兵相接，靠白刃杀伤敌人。即便用戟矛（事实上他们也是用的），威力也削弱了，比起步兵使用戟矛，也厉害不了太多。

　　所以骑兵在当时杀伤力亦不是极乐观，当正面突击时，它只限于一两次冲击，突破敌人前线，给敌人造成惊慌混乱，然后留给主力战车部队和步兵进行跟进，完成深度正面突击。骑兵更大的用处是担任迂回包围，从敌人侧翼扰乱攻击，打乱阵脚，也就是所谓“乱大敌”。追击也是骑兵的拿手好戏，以速度优势追杀逃跑的人腿，追歼溃兵，以快欺慢。堵截粮道、劫掠辎重也是骑兵的长处，因为他行动超远轻捷，不受地形、气象影响。奔袭也不错，是骑兵最善于使的坏：长距离突然奔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也是胡人频频劫掠得手的战术。譬如说，当敌人宿营于某地，正要吃小米干饭呢，赵武灵王的骑兵从百里外突然袭来。敌人只能仓促应战，步兵抄起家伙，但是主力战车兵根本帮不上忙。因为，把战车的四匹马套在车辕上，没一个小时套不完，只能等着步兵挨打，吃了大亏。

　　如果你呆过农村就知道，老农挥着鞭子、吆喝着给大马穿衣服——肚带、鞍子、口衔、马镳（没这东西，马就不听使唤），连吓唬再引诱，最后再让马倒着钻进车辕里去上班，费老大劲了。而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等马钻进车辕开始上班了，敌人已经取上将人头奔驰而去了。

　　总之，骑兵是无与伦比的辅助作战兵种，可以完成正面首轮突击、侧翼扰敌——起到波动敌阵的捣蛋作用，以及奔袭、追击。但主力兵种还是步兵和战车兵。事实上，赵国骑兵占总作战人数比例不超过10％。其它诸侯国，不过1％。赵国历来的骑兵数量，通常不过五千骑左右。

　　骑兵真正成为主战部队，还是要等我们“项羽”先生登场以后。项羽被认为是“形势家”，形势家指挥战争的特点是集中兵力、强攻硬取，速战速决。骑兵优异的机动性能正好胜任“形势家”的战术要求，所以深受项羽所喜爱。项羽把骑兵作用发挥到了极至，无战不克，打得刘邦闻风丧胆。所以，真正把骑兵推到战场舞台中心，给战斗形式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还不是赵武灵王，而是项羽。战车急骤退出战场，也是在项羽时代，因为笨重的战车不利于“形势家”的战术运用。

　　五

　　战国时期的中华大地上，也有一个“以色列”，那就是赵国东边的中山国，河北平原上。

　　中山国的文明并不落后，它是一支有志气的狄人——白狄，在春秋时代中期从陕北老家举着白旗（所以号称白狄），一路游牧过来的。他们越过太行山，入居河北平原，在石家庄、保定一代，圈了一块地，建国，是为中山。然后就忘了本，“汉化”得很厉害。大量使用铁质农具，农牧兼行。如今出土的逾万件精美文物，证实着中山国往昔的辉煌：青铜质地的“错金银四鹿四龙四凰铜方几案”，十二只禽兽托着几案让你吃饭。“铜身银首宝石镶睛人俑灯”，是个举着灯的佣人，宽袍大袖，说明中山人“汉化”得彻底。“中山王铁足铜鼎”，刻有铭文469字，在战国文物中字数最多。还有一块碑刻，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碑刻之一。；“兆域图”，用五百分之一的比例规划了中山王的陵墓布局，号称世界上最早的地图。还有两壶老酒，也是中国最老的，清澈透明，放在青铜酒壶里，开盖后，还冒着2300年前的浓香，共计十多斤。《搜神记》里说中山国的酒好，喝了就死，埋地里三年，挖出来一看，人还在呼呼大睡，这酒号称“千日醉”。

　　中山人喝完了酒以后，热血狂躁，就向东北去打燕国人，侵燕“数百里，列城数十”；向南则殴打老赵，令赵人耿耿于怀，即赵武灵王所谓：“中山负齐之强兵（中山的背后还有东边大齐在撑腰），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中山夺下了赵的鄗邑（河北高邑），兵锋南距邯郸一百公里，“如果不是祖宗保佑，社稷几于不守”。中山国像一匹猛烈的山猫，咄咄逼人，令赵人忧惧，竟号称战国列强之一。

　　中山国的地理位置也让赵人难受，它“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腰”。所谓“控太行之险”就是太行山呈南北走向，像一个隆起的屋脊，把山西、河北两省左右分开。赵国要从山西本土进入河北，必须跃过太行山，怎么跃呢？太行山麓只有一些东西向的谷道（叫做陉）可以穿越。而中山国正控制了陉口险要处。所谓“绝河北之腰”，中山割断了赵国在河北北端的代地与南端的邯郸，把代地这个重要军事基地，阻断在北，不与南部都城邯郸相接，自然让赵国不爽。赵国必须打通邯郸与代国间的大道。

　　胡服骑射后第三年，公元前305年，赵军分两路大举进攻中山。南路军以步兵、战车兵混合编制构成，分右、左、中三军，各有将领，赵武灵王总领，从邯郸一路北上。北路军以新训练的骑兵和战车为主，牛翦、赵希为统帅，从河北北

　　部代地、山西北部胡地，南下。两路军形成南北夹击中山之势。

　　牛翦、赵希的北路军车骑，很快逼近中山北部的曲阳地区，与列阵出迎的中山人，遭遇在原野上。中山人驾驶着华丽考究的战车，看见敌人都穿着古怪的裤子，脑袋上插着野鸡尾巴，好像是远道跑来演杂耍的。

　　两军对垒，旗鼓相当，该怎么打呢？常规的打法是：利用马驾战车的巨大冲击力，组成密集队形，对敌人防守阵地发动迅猛攻击，使敌军前沿波动，然后用步兵跟进，对陷于混乱状态的敌军进行冲杀，直至其溃败。但是，这种打法越来越不奏效了。战国时期弩的广泛使用，往往压制了战车的冲击。

　　当敌人战车蜂拥而至，我方以两、三排弩手站立阵前迎击，他们轮番上弦，擎弩，瞄准，扣扳机。密集的弩箭疾劲有力，使目标高大行动缓慢的战车成了逃不掉的靶子。战车被箭雨攒射，一旦有一匹马倒下，整个车体就跑偏，甚至倾覆，后边的车更乱套了。本来想冲乱对方阵脚，结果自己却先乱了，战车像一堆垃圾一样，全在弩箭的劝说下，卸载在敌阵前的空地了——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但是，锋利疾劲、密集的弩箭，必然使战车的破袭力大打折扣，黯淡了战车的前途。

　　然而，骑兵凭借它的机动性，在弩箭前的得胜机会，就必战车多了。骑兵可以利用速度优势，快速出击，在敌人组织起足够的弓弩抵御力量前，冲溃敌阵。这就是孙膑所说的：“掩其不备，击其未整旅。”骑兵的另一个致胜之道是，冲击方向灵活。发挥骑兵善于快速迂回的特长，兜到敌阵后方进行突击，就是孙膑所说的：“迎敌击后，使敌奔走”。如果敌人还不奔走。那么，寻找敌阵侧翼弩手配置虚弱的位置“乘虚捣敌”也可以。这些机动打法，都是战车作不来的。长平之战，秦兵就是用两万余骑兵从赵人后边杀上去的。

　　即使必须从正面突击，战马的冲击速度也比战车快，它进入敌人射程以后，穿越这一射程（假定弩箭150米）的时间，是战车的一半甚至更少，从而减少了伤亡损失，有余绪力量继续冲陷敌阵。同时，由于骑兵速度快，在单位时间内涌入敌人射程（比如150米线）内的骑兵数量多（是战车数量的两倍以上），使得弓弩手穷于应付，手忙脚乱，不遑阻截——我们知道，“臂张弩”是靠两臂拉动上弦，还算快，但“蹶张弩”必须用两脚蹬住弓体，弯腰，双手握弦，借助腰膝力量像提举杠铃那样，把弓弦提至胸前，才能把箭搭在弩臂上，这样耗时间，供不应求。而骑兵蜂拥而至，破阵必矣。

　　公元前305年，中山人与赵国人的激战过程与细节，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推知，中山人遭遇了向所未有的奇异攻击。在平旷的原野上，一团赵国骑兵向一团乌黑的云，快速席卷而至。急骤的蹄声，蔽日的尘雾，萧萧的马嘶，大地在敲击中颤抖，飞快地向马蹄后泻去。奔腾纵跃的战马战马，转瞬已到近前，迅驰的机动性和猛烈的冲击力量，把中山弓弩手惊得目瞪口呆，端着弩机仓惶发射。然后，脚蹬手拉，忙的不可开交（慌乱情急之下，上弦用力过猛，可能还把腰闪了）。赵国骑兵中的三胡之人，与豺狼虎豹为邻的生活养成他们的勇敢无畏。他们玩了命地迎着箭雨扑去，以一部分牺牲为代价，使大队骑兵迅速踏入阵来，后面的战车也接踵杀至。弓弩手被马蹄和车轮所践踏。

　　赵人冲入阵内，纵马挥剑，白刃拼杀，一路直插中央，把中山兵冲的七零八乱。中山大阵像一块大草坪，被剪草机随意突破。中山将官们来不及调度各自所统领的各小队，就被赵人骑在马上，凭高视下，瞄准他射击。并且，骑兵是在移动中、快速地改换着角度地向他射击的。这家伙抱头乱躲，好像绯闻被爆光的艳星，招架着记者们咔嚓咔嚓的闪光灯。要么中箭，要么顾命不暇，指挥失灵，中山将官无法调动自己的小队。阵内各小队间推挤掀涌，完全失去相互配合，听凭赵国大队步兵的掩杀。打不过的干脆丢掉兵器，狼狈逃命。久经沙场的战马，对溃逃的中山兵穷追不舍。当追到敌兵身后，训练有素的战马并不踏倒敌兵，而是灵巧地往斜里一晃，把杀戮的快乐留给了它的主人。

　　“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距离”，这是大周朝从前“为战以礼”时的规定（它的战车确实也追不远），现在是根本没人听了。骑兵的追击能力，大大增加了战争杀伤度。

　　但是中山人也不是白被叫做“以色列”的，他们血统生猛（白狄）而又掌握高科技。其中“吾丘鸩”就是个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大力士，这家伙“衣铁甲，操铁杖”（这两样是战场上少见的），挥舞着他沉重的铁杖，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把赵国士兵打得直翻白眼儿。另外他还有独门兵器“泥弹丸、流星石锤”，也够生番的，打得进攻者捂着鼻子掉下马来。“吾丘鸩”斗到畅快的时候，干脆“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星宿老怪的打法，鬼啊——！

　　“吾丘鸩”给赵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甚至专门把它纪录在史书里，他的铁杖和铁制铠甲（上面还装饰着闪烁发亮的金银泡），至今闪烁在我们的字里行间，也足见得中山国冶铁文明的发达。中山国到邯郸，这一带铁矿丰富，出土了大量战国铁铲、铁斧、铁锛、铁攫等农具，说明铁器广泛进入战国人民生活。司马相如的岳父家（卓王孙），就是在邯郸冶铁爆发的。不过，铁兵器却绝少出现。这是因为生铁虽然坚硬，但性脆，做农具合适，做武器却不好，使劲一敲就碎，拿着它上战场，跟拿着砂锅去差不多。生铁不好，那么熟铁呢，熟铁的韧性倒是好了，但太软，拿它上沙场上打仗，不如抡一把扫帚。

　　所以必须把铁变成钢。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生铁的含碳量降下去，采取“炒钢法”（但汉朝人才会这个，战国人还不会）；另一个办法是把熟铁的含碳量加上去，办法是煅打（可以理解成敲打），一边敲打一边回炉加热，把炉子里的炭粉敲进去，提高碳度，称做“渗碳法”——同样也是可惜，这个技术到了战国后期才成熟。

　　所以，青铜武器的鸣响仍然是战国大地上最动听的打击乐。

　　正是因为铁不能成钢，所以我们看到中山国个别使用的铁杖、铁锤、铁铠甲，也都是钝器，不是利器。利器而见诸史料的实在凤毛麟角：楚国的宛城（河南南阳）是冶铁名都，它做成了铁矛，刺人“惨如蜂蜇”；韩国是武器制造专业国，有铁剑、铁戟，大约也不错。但是，这都是零星特例，未见推广，也未见带来多大好处：楚国自怀王以来还是堕落了，韩国则一直堕落着。看来，“唯武器论”是不行的。中山人的铁棒子，也没有挽救它的国运。

青铜时代的终极战争

　　 胡服骑射 （475B.C.—425B.C.）

　　一

　　让我们回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当时的赵国人——距今2300年前——可苦了，当他们出远门，向北方出行，就有可能遇上游牧部族。于是他们必须按政府提醒走Z字形路线，尽可能保持移动的状态，因为移动的目标较少会遭到冷箭。如果他非得在一个危险区域停留，赵国人都知道选择最黑的地方，并且尽可能站在两样物体之间，比如，如果需要给马匹喂料，那么最好站在马车与喂马设备之间，并弯腰曲膝以降低身体高度。如果赵国人在一个空旷的地区遭到了游牧人的射击，他们都会倦缩身子以滚动的姿式离开，然后以最快速度的Z字形小跑，躲到附近藏起来，以求游牧的马队找不到他。

　　这些可恼的让人防不能防的游牧人，大号就是——“林胡、楼烦”，还有“东胡”。

　　当初，赵、韩、魏三家分晋，赵分得了山西的中部，以及河北省的南部邯郸地区。后来赵无恤又抢到了河北省中西部的代地。这样的居位，使得赵国与北部游牧部族相居为邻，即西戎、北狄，但这是一种泛称，他们细分成不同部族，生活在崇山峻岭和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更多是在广袤肥美的大草原上，常年从事放牧、狩猎，娴于骑射。这些部族到了战国时代，出没于赵国以北的被称为“林胡、楼烦、东胡”，史上合称三胡，分布于山西、河北境内各自的北部地区，向北直到内蒙古一线。这一地区土壤适合畜牧。

　　三胡经常纵骑南下，对赵国进行骚扰杀伤，掠夺财货。他们身着短衣、长裤，腰束皮带，脚蹬皮靴，头戴鸟翎，善于骑马射箭，且行动灵活，进退神速。“那些圆臀细腿的骏马驮着它们剽悍的主人风驰电掣地朝着草地上洒豆儿似散开的赵国战车扑去……”这是我们对三胡劫掠赵国北部地区、赵人反击的场面遐想。每当“三胡”骑士像一条断断续续被风吹皱的线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移动时，纵然号称“勇武任侠、放荡冶游”的赵人硬汉也望草兴叹，因为他们的作战服装是：宽领口、肥腰、大下摆、袖子长又宽（这是内衬），外面再加上结扎繁琐的笨重盔甲，基本上一个人整身厚厚地、臃肿得像个圣诞老人，何谈追蹈冲刺、游戏漠北呢。赵人在反击三胡入侵时屡屡吃亏。

　　而胡人从小练习骑射，所以精于剽掠。据司马迁说“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三胡小儿骑着羊，弯弓射老鼠，不知道这是不是司马氏天才的想象。羊大约不是一种善于奔跑足以追逐老鼠的物种。但三胡壮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却是事实，他们装备轻便，骑术精湛，善于马上拉弓射箭。“风和渐减雕弓力，野迥遥闻羽箭声”。他们马上的武器也是青铜质地，事实上，早在商代晚期他们就有了青铜（略晚于华夏）。考古中发现了他们独具异彩的青铜装饰品和工具。但是他们的冶铜产量想来不高，在缺少青铜器的时候，就用皮革贮水，进行“石煮法”做饭。有时候他们还用动物的胃装水，进行“石煮法”，

　　在胃里涮着羊肉吃。真是“千里不同雷，百里不同风”啊，都战国时代了，还有人这么吃饭（真有神农氏的遗风啊）。

　　如果把三胡从北部的劫掠视癣疥之疾，那赵人更大的心腹之患还是来自南方的华夏列强侵袭。

　　赵国开国初年，错误地选择了南下拓土的策略，急于与战国初期首强魏人争食于中原，导致魏人激怒。魏将庞涓作为报复，花了三年时间攻破赵都邯郸，赵国从此一直不振，积弱困守，无能为也。前中期的战国历史上，几乎没了赵国的影子。到年幼的赵武灵王在公元前四世纪下叶（325B.C.）即位，接手赵国时已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国家。当时他是个小孩，叫做赵雍。他给他爸爸办丧失，却发现秦、楚、燕、齐、魏各派出精锐部队万余人来开追悼会。这个异乎寻常的场面给赵雍很大的不安，各大诸侯在炫耀武力的同时也窥测赵国的虚实，包括赵雍小孩的听政能力。稍有什么闪失，几大国就抢着把赵国变成小尾巴国算了。

　　好在赵雍是一位见识远大、很在气魄的君主。这表现在他当政第九年就继续损兵折将（哈哈）。当时“一怒而天下惧”的“大丈夫”张仪、公孙衍尚在，大搞“连横、合纵”对抗游戏的把戏。赵雍以一个半熟少年的身份凑热闹，参加了“大丈夫”公孙衍串连组织的第一次五国合纵攻秦之战。不料五国联合部队，初战失利。燕人、楚人见势不好，撒鸭子逃回本国。但是五国中的魏、韩、赵三国毗邻秦国，没处逃啊，遂相率退至中原河南的“成皋地区”集结，被追击前来的秦人逼迫，被迫驱动主力激战。所谓的主力——当时各国有常备军，拿工资，是为主力；每次战役还会专门临时征发士兵，自费前往，为国家无偿服兵役，是非主力。魏国的主力（即常备军）叫“奋击”，韩国的主力叫“材士”，赵国的主力叫“百金之士”（年薪一百斤金子的常备军），都是非常生猛。应募入伍标准很高，比如魏人奋击和赵人白金之士，条件之一是能负重奔跑，一日急行军一百公里（当年解放军最快是四天三百公里）。但是生猛归生猛，却不如秦兵倍受激励，秦兵都是拿提成的，斩敌一头升一个爵位，爵位的高低都对应着不同待遇，比如一年享受国家给予的多少小米、田地、甚至奴仆（很多这些立军功的人，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中小地主）。赵人也有提成，但是 “赏罚不信”，说了的常不兑现，所以人们打仗不卖力，除了逃跑以外，很少达到一日百公里的高速。

　　不管怎么样，魏、韩、赵三家在“成皋”大败，被杀得血流成河。三家主力合计被秦人斩首八万之多，赵国的“百金之士”在里边也贡献了大量人头，估计其常备军彻底覆没。（这场五国合纵攻秦战役，是战国时代五次合纵攻秦的第一次，时间是在公元前317年，细节请参考“鳄鱼战争”相关章节）。

　　同年，东方强齐抓住合纵失败的机会趁火打劫，在河南濮阳（古名观泽）再败赵军。次年，西边的秦人又来犯赵国本土，攻下山西西部“离石”地区的中阳，并东进山西腹地，占领平遥地区的中都，近逼晋阳仅100公里。三年后，秦人再攻赵，攻取离石地区的重要城邑“蔺”，虏赵将赵庄。赵庄之战，赵的士兵被斩杀很多，虽然历史上没有准确记录，但据称是三晋之民被杀最多的五次战役之一。

　　军事上的损兵折将、丢城丧地，使二十出头的赵武灵王战战兢兢，如果秦人继续打下去，赵国在山西境内的那部分土地，包括开国时期赵无恤经营的重镇晋阳，就都要丢光了。呆在河北省南端邯郸都城里的赵武灵王正在上愧祖宗，惶惑终日，突然传来消息，秦国时任国君的秦武王同志出了意外，举鼎绝髌而死，秦国内部随之发生夺位之斗。赵国才得到喘息。秦人闹了一通，打算立公子稷为国君，但这位公子目前正在遥远的燕国留学（为质）。于是赵武灵王赶紧讨好秦人，派自己在河北省北部代地的官员，东行去燕国（北京西南郊）交涉，讨来了公子稷，一路护送直至秦国。继位之后，是为秦昭王。这时候已是公元前308年，前四世纪的末叶。

　　秦昭王感念赵武灵王的护送情谊，再加上他即位后国内高层围绕争位的讧乱又持续了两三年。赵武灵王趁秦国无暇外顾这一宝贵时机，利用外无秦忧这一暂短的和平环境，预备在国内大搞变法。他在邯郸以外七十里一个度假会议中心“信宫”，召开全国地郡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济济一堂，与议天下，一连开了五天。这次信宫大会的内容，无闻于史书，但“多难兴邦”，在位已18个春秋的三十来岁的赵武灵王，胸中正酝酿着一次惊世骇俗的变革。

　　第一章 胡服骑射

　　二

　　其实骑马这件事情，早在商朝的时候就有了。商人有骑马出行的习惯，这和他们的衣裳设计有关系。从远古神农氏以来，一直到商朝，都是上下两截穿衣，上边的叫衣，下边的叫裳。上衣一般是右腋下交口，下摆到达腰部。下裳是前后两片布，两侧分开（有点像旗袍的腰以下的样子），所以方便人骑在马上，甚至商朝人可以骑在大象上，但是“旗袍”两侧露着大腿。

　　到了大周朝以后，觉得露着大腿两边儿不雅，而大周是很讲雅致和礼仪的朝代，于是他们把下裳的前后两片布幅合成了一个圆筒（类似现在女孩的下身裙子）。这样固然雅观了，但也没法骑马了，只好百分百坐车。个别在诸侯国道上的驿站传书者，遇上急信，会用骑马来送，不急的信还是坐车送。

　　为了更能体现礼仪风范，大周朝的人把上衣进行加长处理，一直下垂到了膝盖（里面罩住依旧裙子似的下裳），有翩翩飘逸的感觉（这就干脆更不要骑马了）。到了春秋战国交际，衣服又发生了变化，上衣和下裳干脆合在了起来：从上下两截穿衣，变成了上下一体，走了简洁的路子，二合一，这就是风靡于战国时代的“深衣”。

　　“深衣”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想象一块三角形的大布，披在身后，顶点与脖子等高，左右两个下角，与人的脚踝等高。好，现在开始穿，把三角形大布展开在身后，把布右下角绕过双腿，从双腿前包到身子左侧去，再把左下角同样绕过前面，裹到身子右侧后方去。再用腰带束住。人被卷在这样的圆筒里，就像一个蛋卷冰淇淋，甭想走路了，骑马更是奢想。不过线条倒是很美的，这就是深衣了。注意，包冰淇淋的时候，顺序千万不能搞反，一定是后把左侧的布卷到右侧去，这样就是所谓右衽，领子开口在右。包反了的话，就是死人和夷狄的装束啦。

　　这样的蛋卷冰淇淋服装，行动吃力，迈不开步子，但是战国人很聪明，做了改进：把大三角布，改成扇形的，也就是左右两个下角呈上翘的曲线形，同时把横的幅度加长，同样，按上面的包法再包好以后，下摆是曲的，布幅前后掩映，随着迈步可宽可松，行动自由多了——当然，穿着这样的东西，你还是休想跨在马背上去驰骋——除非像新媳妇骑驴那样侧身坐着。

　　穿这样的深衣，缺点是下摆里面是空的，夏天还好，东天冷空气进去肆虐，腿子都冻青了。所以，小腿上包了一个套，这是从远古的绑腿发展过来的，罩住膝盖往下，叫做胫衣，是两个裤管绷在小腿上，也叫做“绔”。这个东西因为穿在深衣或者下裳的里面，不露在外面，所以不需要用高级布料制作，除非一些实在有钱的人，丝绸多的用不了，也会用细绢作“绔”，穿着这奢侈的东西，就是“纨绔子弟”了。

　　“绔”是原始的裤子——因为它其实只是两条下半截的库筒而已。膝盖以上的大腿还是空着的，所以人们坐着时候不能腿朝前（那将泄露大腿甚至私处，是严重的耍流氓行为，叫做“箕踞”）。人们必须跪坐着，把小腿折叠在臀下，就万无露点的担忧了。所以“女”（图片）字，就是一个女孩规规矩矩地跪坐着——当然，男的也这样。一直到唐代，我们都是这么跪坐着，屁股压在脚后跟上，这实在是因为深衣里边只有半条裤子的限制（只有小腿的半条）。这样也就没法坐椅子——高坐在椅子上，也会暴露大腿乃至露点。后来，随着赵武灵王即将进行的胡服骑射改革，裤子慢慢出现了：包在小腿上的胫衣（那俩裤筒）向上伸展，包住了大腿，上面又有了裤裆连结起来，可以罩住私处了。但仍然是开裆裤，汉朝人穿了好久的开裆裤，才慢慢过度成死裆裤（叫做“穷裤”），于是也可就以坐椅子了，不必再规规矩矩跪坐在席子上了。人们开始坐椅子，桌子也高离地面了，对房间内空间的使用，也逐渐升高。但这已经是唐朝以后的事情了。当然这个裤子外面，还是罩着长过膝盖的上衣，或者深衣，或者深衣演化出的袍子。

　　回到战国的深衣，深衣外边需要有腰带束着，腰带正前方用“带钩”对接（质地是金属的，管仲射齐桓公射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你觉得深衣不够累赘，腰带上可以挂着各种小零碎：有擦器具用的抹布（叫做“纷”），擦手和脸的手巾（叫做“兑”），削东西的小刀子，磨小刀的小石头（叫做“砺”），用以在太阳中取火的“燧”（可能是一种类似聚光镜的金属器物），锥形的解开钮结的小锥子，钻火器：晴天取火用金燧，阴天取火用木燧，还有香囊，缝衣服的针线包，装着毛笔的小笔筒，还有玉佩，等等。所以当时的人们出门相当于背着自己的家。衣服中没有口袋，所以好东西都展览在外面。

　　深衣的衣袖也很夸张，宽得袖子里面可以屈肘。如果把衣袖肘部多余的布反折过来，可以绕肘一圈。这样的大袖子，走起路来，真是翩翩生风，好似一个花蝴蝶。不过，袖口是掐窄的。

　　“三胡”之人，他们的服装不同于大周朝，他们还是上下两截分开的：上身是左口交领的短衣，袖子也没有宽到我们那样袖内可以曲肘的地步，下身是裤子。（所以你看，现代中国人的着装，其实接近胡人，是胡人的潮流来的）。胡人穿着现代化的裤子，于是很方便，他爱坐就坐，爱跪就跪，爱骑马就骑马，无拘无束。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裤子是开裆还是不开裆的——这个还需要有志者的深入研究，反正赵武灵王把这种裤子引入中原以后，中原人穿的是开裆裤，外罩着长的深衣（下摆为直裾或曲裾），直到汉朝以后都是这样——你看电视剧就是这样。

　　好，现在我们说说赵武灵王在“信宫”召开的地方干部大会吧。

　　就像当时流行的高台式建筑一样，信宫也建在夯土高台上，大臣们从夯土台上到宫门、到殿内，黑呀呀侍立了一片。这些大臣们要在国君面前指画陈说时，一定要用笏。笏就是个笔记本，该说的话先用毛笔写在上边，走近国君，照着上边念。等赵武灵王发言的时候，赶紧也像现在干部那样，立刻捏起笔来作笔记，都记在笏上。也不知道是真懂假懂，凡都记上了。赵武灵王在上边谈着国际形式，下边就真积极假积极地作笔记。不过，笏板儿地面积不大，只能记些要点，好在当时写字也慢，一个字要画半天，不用担心开会没事干。

　　这些干部们立在国君之前，上身要前倾，使领带下垂（当时的领带系在肚子上，叫“蔽膝”，你去看秦始皇的画像，他的肥肚子上就系了这么一条，这是当官的标志），要弓着腰，脚好像踩着深衣的下摆一样，让腰下挂的玉佩垂于身前。头要微低，两颊下垂，两手交拱，视线向下，而耳朵却注意倾听领导讲话。视线应在国君的腰带以上、交领以下，不许看脸。听国君讲话时，要把头侧过来，用左耳听。

　　赵武灵王也拿着个笔记本，就是笏板儿，上边写着今天讲话要点，照着念，哈哈。注意：周天子的笏板，四个角都是正，赵武灵王的笏板，上面的两角是圆的，下面两角是方的，这是表示诸侯应让于天子。而大臣们的笏板，四角都是圆的，表示他处处必须退让。

　　这帮人走路时候也必须讲究（事先在家里要练），要求足不离地，衣裳下边像水流一样，从登殿、登席或离席都是如此，要求徐趋。徐趋就是足尖举起，脚后跟在地面上拖着走，要快，还得足不离地，如车轮不离地，步伐碎小，表示出战战兢兢的样子，基本跟企鹅差不多。

　　他们如果捧东西的话，凡是国君给他的器物，器物虽轻，而表情好像很重，不能胜任的样子。捧得必须与心胸相平，自己的东西，低于心胸。落座时，两手提起衣服下摆，离地面一尺，上衣不要掀动，步子不要急速。

　　赵武灵王看着这班懦懦古板、半死不活的僵尸般的干部，蠢笨企鹅一样晃来晃去，苦笑着想：这样一种讲礼的朝堂，如果所有人都换成上下两截的胡服来，那不全乱套了吗！

　　三

　　大朝信宫后，赵武灵王到北方边境巡游了一次，带着军队和他的群臣。“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这是我们现代人（说白了就是腾格尔先生）眼中美丽的大北方。其实，齐秦唱的更加符合当时情况：咬着冷冷的白牙的狼，出没在粗旷原野上。林深草杂，赵国北方多狼。从前的赵简子有射狼的“中山狼”故事传世。西汉李广曾在燕赵地区出猎射虎——虽然是个假老虎，大石头，但真老虎也一定有啊。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太行山脉在燕赵境内，上有熊罴虎豹，当非虚写。即使到了唐朝，在此驻边的某个将领曾一日射虎三十一只。看来，燕赵北方确实是“虎狼成群”啊。

　　在这些“咬着冷冷的牙”的动物的一路追逐下——赵武灵王也冷着脸孔，坐着战车，在边地奔驰。群臣都已预感到异乎寻常的事情将要发生，正在拭目以待。赵武灵王有话要说，却一再沉吟。而咬着冷牙的动物们成群结队，踏着狼尘，衔尾追赶着赵武灵王的大车队。一行人最后驻足于黄华之山，下临着山西西边的黄河。

　　赵武灵王终于在战车上开口了：“大家一路都看到了，我们赵国，东边有中山，是我们的腹心之疾；东北有燕国、东胡，人多势众；西北有林胡、楼烦，精于骑射；正西有强秦，虎狼之国。如此强邻环伺，我们是首选的俎上之物。可我们却没有强兵以自救，社稷危亡，朝夕之间啊（看！动员下属变革的话，第一步是要吓唬他们，就是使员工产生urgence——危急感）。”众臣听了，危急倒是危急了，但都不作响.

　　赵武灵王吐出石破天惊的一语：“强兵是当务之急，寡人——要——胡服！”

　　胡服？你是说像胡人那样上下两截穿衣吗？那怎么行呐！羞死人啦！穿个细脚

　　零丁的裤子，脑袋上再戴两个又粗又长的白貂尾巴，毛茸茸，长乎乎，披在后

　　背，生番啊！哼，“信宫”大会上你就支支吾吾，早看出你有这个意思了，拖

　　到今天才讲！还把我们拉了这么远，跑这个干冷的山上才说，冻死我们啊。我

　　们早就想好了：一致——都，不！——同！——意！严重不同意！

　　群臣们全部shut up，不肯接话，以沉默对抗离经叛道的主子。

　　虽然山下就是狼群，大臣们也不屈服。只有“楼缓”一个人站出来称善。但是他的“善”声也立刻被瑟瑟寒风和群众的白眼儿打得七零八落。

　　看见群众不支持，回到邯郸后的赵武灵王变得唉声叹气。如果白痴会飞，那赵国的朝堂简直是个飞机场。赵武灵王向前朝贵臣“肥义”抱怨道：“我看手底下这班人，真是该宰了！我真要胡服骑射，他们非用唾沫星子淹死我不可。见解独到的人，总是被白痴嘲笑，被世俗议论。老肥啊，你说，在咱们赵国，怎么办点事这么难！”

　　肥义给赵武灵王打气说：“领导，我听说，要办大事不能犹豫，犹豫就办不成大事。您既然觉着对，对国家有利，何必怕天下讥笑？从前大舜也做过这样的改革啊：为了笼络三苗，朝堂上他竟演奏苗人的野性桑巴舞。大禹治水到达裸国，为了让裸人配合治水，他也脱光了前去谈判。大禹脱光了不是为了好玩儿或者扮酷，而是成就治水的大功，大舜桑巴舞不是下流，未来准备灭苗。‘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愚蠢的人啊，人家都大功告成了，他还搞不懂为什么告成。聪明的人呢，事态未萌发之前，就想好解决对策啦。所以您没必要跟他们讨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我看您就这么办吧。立刻下令吧！”

　　“好！哪怕举世之人都笑话我，我也豁出去把白貂尾巴插在脑后啦，只要最后胡地、中山能归我所有，他们爱怎么笑话我，就笑话我吧！”

　　于是，赵武灵王硬着头皮，不怕被国内和国际诸侯笑话，颁布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胡服令”：要求全部机关干部、全体功臣贵戚、全军指挥员、战斗员（但不包括老百姓）像胡人同志学习，穿胡人衣裳。

　　轰轰烈烈、惊世骇俗的胡服运动展开了。拖泥带水的深衣不能要了，官员和士兵们都改穿短的上衣，下摆仅到胯下。下身则是“中原博雅君子所一贯看不起的、胡人的、现代化的裤子”（这种裤子根据出土照片看，下边细，上边肥，有点类似九十年代的老板裤，大裆、窄脚。这种老板裤曾在九十年代风行一时，不管是不是老板，学生、商贩都穿这个。现在好像偶尔只有民工还在穿）。

　　脑袋上也要改，赵武灵王以身作则，首先戴上胡人的王冠来上朝：王冠上装饰了黄金的小蝉，两耳垂下两条貂鼠尾直达胸前。这是最尊贵的胡冠，胡人喜欢蝉，这金黄色的小家伙常在出土物中作为饰品主题。因为有金蝉和貂尾，所以叫“貂蝉冠”，基本上就是戏台上“韩昌韩延寿”的帽子。

　　赵武灵王往朝堂下一看，大臣们也都换了，武官的冠最是漂亮：冠上有一圈缨子举着，颌下用青丝绳做帽带，冠上左右插着两根野鸡翎子。不能用随便的什么野鸡，必须用“鹖”。鹖这种野鸡我最佩服了：它尾翎鲜艳赤红，专产于山西上党，勇猛好斗，每所攫取，应爪摧碎。如果两只放在一起，一定要斗到死掉一只为止。用它的尾羽插在武冠上，用来象征武士的勇敢精神，再合适不过了。不过这可苦恼了鹖鸟，猛烈的本性给它们招来杀身大祸，胡人和赵国武官的“鹖冠”上全是这东西。汉朝以后的骑士冠上也是这个。这么滥用下去，还不给捕杀光了。到了清代，五品以下含五品的顶戴，仍然是这种鹖尾，叫做蓝翎。可见清朝时候还没有灭绝，真能挺啊。但我估计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那些普通老百姓呢，脑袋上戴点什么好呢？老百姓没有带冠的权力，只能拿块抹布裹上去，包在发髻上，叫做巾帻。不过胡服骑射还是施益于百姓，老百姓戴上了帽子。帽子是胡人的发明专利（他们发明了很多东西，裤子、靴子、帽子，还有骡子，从前赵简子视胡人培育的这种似马又长着驴耳朵的混血儿为珍品，当作宠物养了两头）。

　　胡人发明的帽子不同于中原士人一贯的冠。冠这东西，没有什么实用，就是一个圈儿或者棍儿，弄在脑袋上，类似孙悟空的紧箍咒，只是表示身份，空圈细棍，不能保暖。但是胡人的帽子是暖额的、防风沙，其“爪牙帽子”是用动物皮革做的，像爪牙一样紧紧扣在头上，赵武灵王改成黑色绫绢做，给士兵戴在头上，类似现代的护士帽。但是老百姓也喜欢把这帽子戴给胎毛稀疏的小孩子。但是大人不戴，大人还是喜欢抹布“巾帻”和冠。帽子彻底征服了汉人是在魏晋后，乌纱帽、四块瓦、东坡帽，获得流行，兼具冠和帽的特点，又能包头，又标身份。

　　老百姓得到的另一个好处是靴子，这也是胡人的专利。中原人则穿履，履的面料是麻的、布的，有钱人穿丝面料的。由于深衣都是垂到脚面的，所以履的鞋帮很低，低到了露出大半个脚面的地步，轻盈倒是轻盈，但是跑起来不跟脚。还有，路上土多，战场上更是泥泞，泥土常把这美丽的履给弄脏巴了。如果猛跑几下，泥巴更把鞋帮和鞋底揉烂了——因为鞋底是布作的（纳着密密的针脚），倘跑在石子上，还要硌脚。总之，履适合民间不适合战场。如果在履的鞋底下多加一层木底，倒是可以防范泥巴，那就是屐（日本人现在还在穿木屐）。木屐虽不怕泥路，但这样的硬底不能弯折，穿上后只能像日本美女那样摇着屁股走，

　　四

　　骑兵结队冲锋，气势磅礴，人畏其猛，莫敢对当。这是胡服骑射后赵国大地上的奇景。借助战马迅驰的机动性和猛烈的冲击力量，赵人胡服北上，声势浩大，六年驱胡千里，辟地开疆，赵武灵王大乐，壮志得酬。但是，想要深化改革，大力发展骑兵，还是受着好几个因素制约。

　　首先，中国的马种比较差，制约着骑兵的建设。马的驯化，始于中亚，大约四千年前传到中国（正值尧帝时期）。马从尧帝起，就给中国人拉车，一拉就是两千年。它们爬在地上，作出使力的样子，耐劳但是缓慢。农业社会长期套车服役，使马的品格退化，很多马的DNA向牛变异，终于不会奔跑了。它们个子矮，骨架细，没有爆发力，瘦单单的，更像驴——这就是中国的土产马匹。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春秋时代的马都是四匹捆在一起拉战车，而不适合骑乘（否则就成骑驴打仗了）。直到汉朝，引进西域宝马杂交，马的品质才逐渐提高。

　　好在赵国这里有良马，从前赵无恤夺得河北北部代地，为赵国搞到战马基地。代地原是狄人盘踞，代马闻名于诸侯。“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这是唐人的诗句。赵武灵王征发代马，在代地以北的原阳建设“骑邑”，练习骑兵，兵源是赵人也有战败被收编来的胡人。如果你也想应征报考，当然可以，条件是，年龄在四十以下，身长在七尺五寸以上（1.68米），体魄健壮，矫捷灵便，要敢于“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总之要是个捣蛋鬼才行。但是骑兵打仗也讲纪律，不是马蜂群奔，它编制方法跟步兵差不多，五骑设一长，十骑有一吏，许多不同的小队组成大阵。如果你练的出色，没准长官能让你带个小队。

　　入伍以后，先要把屁股准备好，因为当时的马鞍还处于雏形：只是一块皮面的布垫，搭在马脊梁上。马在启动和刹车的时候，就靠这块垫子提供给人以动力和摩擦力，实在折磨基层的屁股，人弄的前仰后合。后代的马鞍中间低凹，前后隆起，多角度提供前进、制动动力，就好多了。战国时代的马鞍下边有肚带和后秋用于给马鞍定位（肚带捆着马肚子，后秋固定于马尾巴下）。打仗的时候注意每打一会就收紧马肚带，以固定马鞍——因为马这大家伙一肚子都是草，它跑一会儿，肚子就瘪下去一号，所以要及时勒紧肚带，不然你就掉下去了。尽管如此，你也容易掉下去，因为战国时代的马鞍子尚无攀绕马胸的胸带与之连结，鞍子易于向后滑动。骑快了，人就坐到马腚上去了。

　　为了补充战马之不足，赵武灵王从林胡那里夺了许多胡马供你们练习，所谓史书上的“林胡王献马”。林胡王怎么肯献马来了呢？把重要战略资源拱手给了敌人？从来都是他抢别人东西啊。

　　林胡王当然不肯凭空交马，是赵武灵王硬打垮了他，抢来的。这就奇怪了，虽然说师夷之技以制夷，但赵武灵王刚学会骑马，学生就这么快打败老师了？迫使老师献上胡马了？史书上对此没有解释。我们只能根据古代兵书的描述，推论赵武灵王的车骑，与胡人骑兵对垒时的情形。当赵武灵王亲自率领大军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略地”（就是占地盘的意思），一旦遇上策马狂奔的胡人冒出地平线，奔腾杀来。赵武灵王立刻布阵迎敌：以骑兵在前，阻挡敌人，给自己战车创造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一般做成圆阵固守。当敌人胡马蜂拥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用战车车体及车上竖起的盾牌为掩护，联结成原野上的临时城墙，从“城墙”后面，用远程武器（也就是箭）成丛发射，大量杀伤胡人——北美的白人对付印第安骑士，也是这么办的，结大车阵。

　　当胡人无法攻穿赵国车阵，马噎人伤，士气顿挫之际，赵武灵王的骑兵与战车立刻展成攻击队列，实行反击，猛冲敌群，直至敌方溃散，并且由骑兵完成深度追击。步、骑、战车三种兵种的密切配合，使赵武灵王的军队展现出所向无敌的战斗力。胡人射技虽佳，但兵种单一，并且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组织配合，败率多于胜算。

　　赵武灵王由此把山西北部的楼烦大部打散，部分收编己用；把林胡从陕西东北角驱逐到更北，把东胡打得不敢跨入无穷之门（河北北部张北县要塞，出了这个门，就进入茫茫漠北。胡主席今年就是去的张北那儿过的年，慰问人民吃饺子）。赵国刮擦三胡，拓疆千里，在原三胡之地设置云中、雁门、代郡三个郡（代郡下有三十六县），从而赵地囊括山西中部北部、河北北部南部、陕西东北角。赵武灵王在北方边境大筑长城，长城最北一线已经修到了内蒙古境内，大青山以南。

　　在战胜三胡的过程中，骑兵发挥了不可取代的攻坚越险、追亡逐北的作用，但它还不能脱离战车，成为主战部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骑兵战具尚不完备，没有马蹬，削弱了单骑的作战能力。

　　马镫看似简单，却是极具革命性的坐骑部件，它可以使骑手与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当你蹬住马镫，身体前倾，手挟长武器（长矛），把人的躯体重量与马的庞大冲锋惯性合二为一，使马匹和人变成长矛的运载火箭，一起发射出去，全力飞撞敌人，什么甲胄能阻挡的了啊，从而把长武器的冲刺效能比步兵提高几十倍，唐吉珂德就是这么袭击风车巨人的呀。所以，有了战马以后就根本不用戈，戈是钩割、劈啄武器，想要毙伤敌人必须停下马来挥臂劈啄，徒然浪费马匹冲击惯性。带尖的长戟和矛就好的多，但前提是要有马镫。因为缺少马镫，赵武灵王的士兵不易掌握平衡，狂奔之中，双手挥舞大戟，是件笨拙、危险、自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赵武灵王的骑兵，远距离冲锋时，人是坐在马上弯弓射箭（但马上射击难度大，命中率比战车上差），等马匹奔驰邻近敌人时，就更逊了，反倒要放慢速度，手执青铜剑，以短兵相接，靠白刃杀伤敌人。即便用戟矛（事实上他们也是用的），威力也削弱了，比起步兵使用戟矛，也厉害不了太多。

　　所以骑兵在当时杀伤力亦不是极乐观，当正面突击时，它只限于一两次冲击，突破敌人前线，给敌人造成惊慌混乱，然后留给主力战车部队和步兵进行跟进，完成深度正面突击。骑兵更大的用处是担任迂回包围，从敌人侧翼扰乱攻击，打乱阵脚，也就是所谓“乱大敌”。追击也是骑兵的拿手好戏，以速度优势追杀逃跑的人腿，追歼溃兵，以快欺慢。堵截粮道、劫掠辎重也是骑兵的长处，因为他行动超远轻捷，不受地形、气象影响。奔袭也不错，是骑兵最善于使的坏：长距离突然奔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也是胡人频频劫掠得手的战术。譬如说，当敌人宿营于某地，正要吃小米干饭呢，赵武灵王的骑兵从百里外突然袭来。敌人只能仓促应战，步兵抄起家伙，但是主力战车兵根本帮不上忙。因为，把战车的四匹马套在车辕上，没一个小时套不完，只能等着步兵挨打，吃了大亏。

　　如果你呆过农村就知道，老农挥着鞭子、吆喝着给大马穿衣服——肚带、鞍子、口衔、马镳（没这东西，马就不听使唤），连吓唬再引诱，最后再让马倒着钻进车辕里去上班，费老大劲了。而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等马钻进车辕开始上班了，敌人已经取上将人头奔驰而去了。

　　总之，骑兵是无与伦比的辅助作战兵种，可以完成正面首轮突击、侧翼扰敌——起到波动敌阵的捣蛋作用，以及奔袭、追击。但主力兵种还是步兵和战车兵。事实上，赵国骑兵占总作战人数比例不超过10％。其它诸侯国，不过1％。赵国历来的骑兵数量，通常不过五千骑左右。

　　骑兵真正成为主战部队，还是要等我们“项羽”先生登场以后。项羽被认为是“形势家”，形势家指挥战争的特点是集中兵力、强攻硬取，速战速决。骑兵优异的机动性能正好胜任“形势家”的战术要求，所以深受项羽所喜爱。项羽把骑兵作用发挥到了极至，无战不克，打得刘邦闻风丧胆。所以，真正把骑兵推到战场舞台中心，给战斗形式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还不是赵武灵王，而是项羽。战车急骤退出战场，也是在项羽时代，因为笨重的战车不利于“形势家”的战术运用。

　　五

　　战国时期的中华大地上，也有一个“以色列”，那就是赵国东边的中山国，河北平原上。

　　中山国的文明并不落后，它是一支有志气的狄人——白狄，在春秋时代中期从陕北老家举着白旗（所以号称白狄），一路游牧过来的。他们越过太行山，入居河北平原，在石家庄、保定一代，圈了一块地，建国，是为中山。然后就忘了本，“汉化”得很厉害。大量使用铁质农具，农牧兼行。如今出土的逾万件精美文物，证实着中山国往昔的辉煌：青铜质地的“错金银四鹿四龙四凰铜方几案”，十二只禽兽托着几案让你吃饭。“铜身银首宝石镶睛人俑灯”，是个举着灯的佣人，宽袍大袖，说明中山人“汉化”得彻底。“中山王铁足铜鼎”，刻有铭文469字，在战国文物中字数最多。还有一块碑刻，是现存中国最早的碑刻之一。；“兆域图”，用五百分之一的比例规划了中山王的陵墓布局，号称世界上最早的地图。还有两壶老酒，也是中国最老的，清澈透明，放在青铜酒壶里，开盖后，还冒着2300年前的浓香，共计十多斤。《搜神记》里说中山国的酒好，喝了就死，埋地里三年，挖出来一看，人还在呼呼大睡，这酒号称“千日醉”。

　　中山人喝完了酒以后，热血狂躁，就向东北去打燕国人，侵燕“数百里，列城数十”；向南则殴打老赵，令赵人耿耿于怀，即赵武灵王所谓：“中山负齐之强兵（中山的背后还有东边大齐在撑腰），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中山夺下了赵的鄗邑（河北高邑），兵锋南距邯郸一百公里，“如果不是祖宗保佑，社稷几于不守”。中山国像一匹猛烈的山猫，咄咄逼人，令赵人忧惧，竟号称战国列强之一。

　　中山国的地理位置也让赵人难受，它“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腰”。所谓“控太行之险”就是太行山呈南北走向，像一个隆起的屋脊，把山西、河北两省左右分开。赵国要从山西本土进入河北，必须跃过太行山，怎么跃呢？太行山麓只有一些东西向的谷道（叫做陉）可以穿越。而中山国正控制了陉口险要处。所谓“绝河北之腰”，中山割断了赵国在河北北端的代地与南端的邯郸，把代地这个重要军事基地，阻断在北，不与南部都城邯郸相接，自然让赵国不爽。赵国必须打通邯郸与代国间的大道。

　　胡服骑射后第三年，公元前305年，赵军分两路大举进攻中山。南路军以步兵、战车兵混合编制构成，分右、左、中三军，各有将领，赵武灵王总领，从邯郸一路北上。北路军以新训练的骑兵和战车为主，牛翦、赵希为统帅，从河北北

　　部代地、山西北部胡地，南下。两路军形成南北夹击中山之势。

　　牛翦、赵希的北路军车骑，很快逼近中山北部的曲阳地区，与列阵出迎的中山人，遭遇在原野上。中山人驾驶着华丽考究的战车，看见敌人都穿着古怪的裤子，脑袋上插着野鸡尾巴，好像是远道跑来演杂耍的。

　　两军对垒，旗鼓相当，该怎么打呢？常规的打法是：利用马驾战车的巨大冲击力，组成密集队形，对敌人防守阵地发动迅猛攻击，使敌军前沿波动，然后用步兵跟进，对陷于混乱状态的敌军进行冲杀，直至其溃败。但是，这种打法越来越不奏效了。战国时期弩的广泛使用，往往压制了战车的冲击。

　　当敌人战车蜂拥而至，我方以两、三排弩手站立阵前迎击，他们轮番上弦，擎弩，瞄准，扣扳机。密集的弩箭疾劲有力，使目标高大行动缓慢的战车成了逃不掉的靶子。战车被箭雨攒射，一旦有一匹马倒下，整个车体就跑偏，甚至倾覆，后边的车更乱套了。本来想冲乱对方阵脚，结果自己却先乱了，战车像一堆垃圾一样，全在弩箭的劝说下，卸载在敌阵前的空地了——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但是，锋利疾劲、密集的弩箭，必然使战车的破袭力大打折扣，黯淡了战车的前途。

　　然而，骑兵凭借它的机动性，在弩箭前的得胜机会，就必战车多了。骑兵可以利用速度优势，快速出击，在敌人组织起足够的弓弩抵御力量前，冲溃敌阵。这就是孙膑所说的：“掩其不备，击其未整旅。”骑兵的另一个致胜之道是，冲击方向灵活。发挥骑兵善于快速迂回的特长，兜到敌阵后方进行突击，就是孙膑所说的：“迎敌击后，使敌奔走”。如果敌人还不奔走。那么，寻找敌阵侧翼弩手配置虚弱的位置“乘虚捣敌”也可以。这些机动打法，都是战车作不来的。长平之战，秦兵就是用两万余骑兵从赵人后边杀上去的。

　　即使必须从正面突击，战马的冲击速度也比战车快，它进入敌人射程以后，穿越这一射程（假定弩箭150米）的时间，是战车的一半甚至更少，从而减少了伤亡损失，有余绪力量继续冲陷敌阵。同时，由于骑兵速度快，在单位时间内涌入敌人射程（比如150米线）内的骑兵数量多（是战车数量的两倍以上），使得弓弩手穷于应付，手忙脚乱，不遑阻截——我们知道，“臂张弩”是靠两臂拉动上弦，还算快，但“蹶张弩”必须用两脚蹬住弓体，弯腰，双手握弦，借助腰膝力量像提举杠铃那样，把弓弦提至胸前，才能把箭搭在弩臂上，这样耗时间，供不应求。而骑兵蜂拥而至，破阵必矣。

　　公元前305年，中山人与赵国人的激战过程与细节，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推知，中山人遭遇了向所未有的奇异攻击。在平旷的原野上，一团赵国骑兵向一团乌黑的云，快速席卷而至。急骤的蹄声，蔽日的尘雾，萧萧的马嘶，大地在敲击中颤抖，飞快地向马蹄后泻去。奔腾纵跃的战马战马，转瞬已到近前，迅驰的机动性和猛烈的冲击力量，把中山弓弩手惊得目瞪口呆，端着弩机仓惶发射。然后，脚蹬手拉，忙的不可开交（慌乱情急之下，上弦用力过猛，可能还把腰闪了）。赵国骑兵中的三胡之人，与豺狼虎豹为邻的生活养成他们的勇敢无畏。他们玩了命地迎着箭雨扑去，以一部分牺牲为代价，使大队骑兵迅速踏入阵来，后面的战车也接踵杀至。弓弩手被马蹄和车轮所践踏。

　　赵人冲入阵内，纵马挥剑，白刃拼杀，一路直插中央，把中山兵冲的七零八乱。中山大阵像一块大草坪，被剪草机随意突破。中山将官们来不及调度各自所统领的各小队，就被赵人骑在马上，凭高视下，瞄准他射击。并且，骑兵是在移动中、快速地改换着角度地向他射击的。这家伙抱头乱躲，好像绯闻被爆光的艳星，招架着记者们咔嚓咔嚓的闪光灯。要么中箭，要么顾命不暇，指挥失灵，中山将官无法调动自己的小队。阵内各小队间推挤掀涌，完全失去相互配合，听凭赵国大队步兵的掩杀。打不过的干脆丢掉兵器，狼狈逃命。久经沙场的战马，对溃逃的中山兵穷追不舍。当追到敌兵身后，训练有素的战马并不踏倒敌兵，而是灵巧地往斜里一晃，把杀戮的快乐留给了它的主人。

　　“追击逃跑的敌人不要超过一百步距离”，这是大周朝从前“为战以礼”时的规定（它的战车确实也追不远），现在是根本没人听了。骑兵的追击能力，大大增加了战争杀伤度。

　　但是中山人也不是白被叫做“以色列”的，他们血统生猛（白狄）而又掌握高科技。其中“吾丘鸩”就是个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大力士，这家伙“衣铁甲，操铁杖”（这两样是战场上少见的），挥舞着他沉重的铁杖，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把赵国士兵打得直翻白眼儿。另外他还有独门兵器“泥弹丸、流星石锤”，也够生番的，打得进攻者捂着鼻子掉下马来。“吾丘鸩”斗到畅快的时候，干脆“以车投车，以人投人”——星宿老怪的打法，鬼啊——！

　　“吾丘鸩”给赵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甚至专门把它纪录在史书里，他的铁杖和铁制铠甲（上面还装饰着闪烁发亮的金银泡），至今闪烁在我们的字里行间，也足见得中山国冶铁文明的发达。中山国到邯郸，这一带铁矿丰富，出土了大量战国铁铲、铁斧、铁锛、铁攫等农具，说明铁器广泛进入战国人民生活。司马相如的岳父家（卓王孙），就是在邯郸冶铁爆发的。不过，铁兵器却绝少出现。这是因为生铁虽然坚硬，但性脆，做农具合适，做武器却不好，使劲一敲就碎，拿着它上战场，跟拿着砂锅去差不多。生铁不好，那么熟铁呢，熟铁的韧性倒是好了，但太软，拿它上沙场上打仗，不如抡一把扫帚。

　　所以必须把铁变成钢。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把生铁的含碳量降下去，采取“炒钢法”（但汉朝人才会这个，战国人还不会）；另一个办法是把熟铁的含碳量加上去，办法是煅打（可以理解成敲打），一边敲打一边回炉加热，把炉子里的炭粉敲进去，提高碳度，称做“渗碳法”——同样也是可惜，这个技术到了战国后期才成熟。

　　所以，青铜武器的鸣响仍然是战国大地上最动听的打击乐。

　　正是因为铁不能成钢，所以我们看到中山国个别使用的铁杖、铁锤、铁铠甲，也都是钝器，不是利器。利器而见诸史料的实在凤毛麟角：楚国的宛城（河南南阳）是冶铁名都，它做成了铁矛，刺人“惨如蜂蜇”；韩国是武器制造专业国，有铁剑、铁戟，大约也不错。但是，这都是零星特例，未见推广，也未见带来多大好处：楚国自怀王以来还是堕落了，韩国则一直堕落着。看来，“唯武器论”是不行的。中山人的铁棒子，也没有挽救它的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