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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诗词史上,南唐李后主是很有名气的,清朝乾隆帝的名气是谈不上的。然而李后主传世的词不过20几首,而乾隆帝的《御制诗》多达43000多首,二者不成比例。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唐代,历时将近300年(618~907年),《全唐诗》加上《补遗》,收入2000多人的诗,总共才5万多首。单拿写诗的数量来说,乾隆帝肯定是中国冠军,也可能还是世界冠军。

  乾隆帝诗的特点是:平仄对仗都对,内容只有微不足道的若干首可以当史料看,专门研究者或许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其他统统是平仄对仗的堆砌,所以没有多少人承认他是诗人。他还喜欢亲笔写自己的诗并且刻石立碑,不少地方都有,包括北京中山公园的那个碑亭在内,也没有多少人承认他是书法家。

  南唐李后主创作的特长是:善于选择和运用文学语言,诉诸艺术形象,清新流畅,一读就上口。“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描写帝王宴游作乐的景象,使读者感到有如目睹。其中“车如流水马如龙”之句后来简化为“车水马龙”,至今也能见到书刊中时有使用。

  那么,他在这里说的“旧时”是什么时候呢?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样的境遇中想到“旧时”的那些景象的呢?

  从统一的唐朝垮台到赵匡胤重新统一,建立北宋,中间有半个世纪的南北大分裂局面(907~960年),史家称为五代十国;北方更迭着五个短暂的朝代,南方存在着十个不大的国家,赵匡胤一个一个扫平,结束诸侯割据局面,重新统一,定都开封,这就是北宋。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从秦至清两千多年,国家统一的时期大体上占八成,国家强盛、社会发展的局面都出现在国家统一的时期,突出地表现在封建上升期的汉和封建鼎盛期的唐,就是说,国家统一对历史发展是有利的,赵匡胤使国家归于统一这件事是应该给予肯定评价的。

  在赵匡胤扫平的南方十个小国中,有一个就是定都南京的李氏南唐。它存在了38年,经历了前主、中主,到李后主就投降赵匡胤了。赵匡胤把他押到开封关起来,他的“还似旧时游上苑”如何如何的词,就是在这种亡国被囚的情境中创作出来的。对于他的词的艺术性一面,我们应该有分析地予以参考;对于他的亡国之哀,我们一丝一毫的同情心都没有,他那种耽于享乐、不顾民命的情调,我们是厌恶的。

  李后主喜欢书法。他利用国君的力量,搜集了钟繇、羲之以降的大量书法手迹及其他图书,委派一位既美且“工书札”的女才人黄氏以“保仪”之职专管此事。赵匡胤兵临城下,李后主对黄氏说:“城若不守,汝即焚之,勿为他人所得!”那么多文化瑰宝就在这道可耻的“圣旨”下化为灰烬。此人词写得美丽,灵魂是极端卑劣可耻的,稍为有一点书生气(从褒义上说的书生气),这种可耻勾当就不会干出来。他是毁坏祖国书法瑰宝的罪人。

  在保护祖国书法瑰宝这个问题上,清朝乾隆帝与南唐李后主的态度截然相反。他降诏将内府所藏从魏晋到明代的名家书法手迹汇编成多达36卷的《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并由上等刻工摹勒上石,特在北海建阅古楼藏之。楼两层,25楹,刻石按时代顺序排列,嵌于壁上,共计495方,虽然远不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全貌,也可以看出其中一段重要繁荣时期的大致情况。

  最后一楹的墙上只有一块长方形的石牌,上面刻着四个字:“烟云尽态”。此为乾隆帝所书,其含义是讲得很恰当的。

  这数百方书法刻石极为宝贵,不使它们立于露天而建楼保存,这一考虑尤为周到;特别是,这座楼的建筑设计别出心裁:呈半圆形,典雅宁静。屋掩古木,门对清波,书法艺术、建筑艺术、园林艺术交融如水乳,徜徉其间,虽未品茗,亦感美沁心脾。乾隆帝对于保存祖国书法瑰宝是有功的。

  古代历史以及诗词、书法等,都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断地变化。拿自己下的定义、用主观的概念作为框框去套客观事物,那是很难说清楚的。应该严格地从客观事实出发,把问题想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对这个范围内的客观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评判具体的功过是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才有可能对客观事物作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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