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全之日本近代诗歌

　　日本近代（明治、大正年代）的文语自由诗和口语自由诗，主要指口语自由诗而言。


　　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第14年(1882)，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采取镇压政策，同时勾结封建势力，发展独特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启蒙活动，向人民灌输一定程度的“文明开化”思想，把人民的思想纳入统治阶级的政策轨道。御用学者外山正一等3人，为了适应这种启蒙活动的需要，出版《新体诗抄》。这本书包括翻译欧洲诗歌3首，仿照其形式自行创作6首，文辞“甚为拙劣鄙陋，不堪卒读”，不能视为近代诗歌的诞生。但是，它对于很久以来有人试图在诗歌形式上进行改革的设想和实践，却带来很大的希望。以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类似的诗集。这些诗集


　　的产生，也可以说是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思想的刺激。比如与《新体诗抄》同年出版的《新体诗歌》中，小室屈山的《自由之歌》，一般认为是表达民主呼声的最早的诗作之一。在这之后的1889年前后,北村透谷(1868～1894）发表《楚囚之歌》和以森鸥外(1862～1922)为主翻译出版的欧洲诗集《面影》，形式上虽说也不够完整，但文辞大有提高，表现出浪漫主义特色，对近代诗歌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般认为，北村透谷推动诗歌朝着近代化迈进了第一步。


　　透谷以后，国木田独步（1871～1908）于1897年发表的《独步吟》，为近代诗歌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透谷和独步的诗，在自由民权运动遭到镇压的“大逆事件”发生后，在黑暗的时代面前，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哀伤，或对现实的逃避，同时也间接、曲折地流露出近代人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情绪。岛崎藤村（1872～1943）和土井晚翠(1871～1952)继承并发展了透谷的特色，把浪漫主义诗歌推进一步。藤村在1897年出版的诗集《嫩菜集》中,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以更完整的浪漫主义方法，为日本近代诗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的《初恋》、《旅途》、《千曲川旅情之歌》和《常


　　青树》等,均被誉为近代诗名作。自此,新体诗作为艺术作品全面地发展起来。继藤村之后，有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1876～1952)、伊良子清白(1877～1946）、河井醉茗（1874～1965）、横濑夜雨(1878～1934）、儿玉花外(1874～1943)等人登上新的诗坛。泣堇、有明把新体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一步。有明的《春鸟集》(1905)把欧洲的象征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日本近代诗歌,使之成为当时新体诗的主要倾向。三木露风(1889～1964）的诗集《白手猎人》(1913)就是由于具有这一派诗歌的特点而著名于世。


　　在20世纪初的新体诗中,横濑夜雨和野口雨情(1882～1945)的作品具有民谣风格和节奏,以儿玉花外为中心的明治时代“社会主义诗人集体”表现了社会性和人道主义思想。还有与谢野晶子（1878～1942）的诗集《乱发》(1901)，歌颂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激情。她在日俄战争(1904～1905)初期反战呼声的高潮中，发表名诗《你不能死去！》(1904)，被公开辱骂为“乱臣贼子”。她还和丈夫与谢野宽(1873～1935)主办诗刊《明星》。这都是这一时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形成日本近代诗歌的人民性倾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引起人们的思索和探求。但是，在日本向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20世纪初，受欧洲文艺思潮影响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波及诗坛，致使在藤村以后居于诗坛主流地位的新体诗脱离现实的倾向愈益严重。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革命诗歌的先驱，日本近代大诗人之一。他在1910年发生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大逆事件”以后万马齐喑的气氛中，发表论文《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终结及对明日的考察》(1909)，对脱离现实的自然主义诗歌进行批判，并在1911至1912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名诗集《笛子和口哨》中，号召革命诗人


　　“到人民中间去”（《无止境的议论之后》），歌颂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墓志铭》）。《笛子和口哨》是革命诗歌蓬勃兴起的嚆矢，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这一时期，还有北原白秋(1885～1942)、室生犀星(1889～1962)等人，发表文语自由诗。他们的诗，有的表现对现实不满和反战情绪，大多数则是颓废倾向较重的不健康的东西。


　　川路柳虹（1888～1959）于1907年发表口语诗试作《新诗四章》，引起重视。相马御风(1883～1950)与三木露风等人探索诗歌的革命问题，发表《诗界的根本革新》(1907)一文，表示赞同当时兴起的口语自由诗。及至□原朔太郎(1886～1942)与高村光太郎(1883～1956)，在口语自由诗的创作上始臻完成。石川啄木也在《可以吃的诗》（1909）一文中，肯定这是“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自此，在近代诗坛上暂时呈现“文语自由诗”（新体诗）和“口语自由诗”并存的局面。直至1912年以后，象征诗派运动始同口语诗运动结合起来，口语自由诗更趋成熟，从形式上改变了近代诗歌的面貌。

文化大全之日本近代诗歌

　　日本近代（明治、大正年代）的文语自由诗和口语自由诗，主要指口语自由诗而言。


　　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第14年(1882)，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采取镇压政策，同时勾结封建势力，发展独特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启蒙活动，向人民灌输一定程度的“文明开化”思想，把人民的思想纳入统治阶级的政策轨道。御用学者外山正一等3人，为了适应这种启蒙活动的需要，出版《新体诗抄》。这本书包括翻译欧洲诗歌3首，仿照其形式自行创作6首，文辞“甚为拙劣鄙陋，不堪卒读”，不能视为近代诗歌的诞生。但是，它对于很久以来有人试图在诗歌形式上进行改革的设想和实践，却带来很大的希望。以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类似的诗集。这些诗集


　　的产生，也可以说是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思想的刺激。比如与《新体诗抄》同年出版的《新体诗歌》中，小室屈山的《自由之歌》，一般认为是表达民主呼声的最早的诗作之一。在这之后的1889年前后,北村透谷(1868～1894）发表《楚囚之歌》和以森鸥外(1862～1922)为主翻译出版的欧洲诗集《面影》，形式上虽说也不够完整，但文辞大有提高，表现出浪漫主义特色，对近代诗歌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般认为，北村透谷推动诗歌朝着近代化迈进了第一步。


　　透谷以后，国木田独步（1871～1908）于1897年发表的《独步吟》，为近代诗歌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透谷和独步的诗，在自由民权运动遭到镇压的“大逆事件”发生后，在黑暗的时代面前，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哀伤，或对现实的逃避，同时也间接、曲折地流露出近代人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情绪。岛崎藤村（1872～1943）和土井晚翠(1871～1952)继承并发展了透谷的特色，把浪漫主义诗歌推进一步。藤村在1897年出版的诗集《嫩菜集》中,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以更完整的浪漫主义方法，为日本近代诗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的《初恋》、《旅途》、《千曲川旅情之歌》和《常


　　青树》等,均被誉为近代诗名作。自此,新体诗作为艺术作品全面地发展起来。继藤村之后，有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1876～1952)、伊良子清白(1877～1946）、河井醉茗（1874～1965）、横濑夜雨(1878～1934）、儿玉花外(1874～1943)等人登上新的诗坛。泣堇、有明把新体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一步。有明的《春鸟集》(1905)把欧洲的象征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日本近代诗歌,使之成为当时新体诗的主要倾向。三木露风(1889～1964）的诗集《白手猎人》(1913)就是由于具有这一派诗歌的特点而著名于世。


　　在20世纪初的新体诗中,横濑夜雨和野口雨情(1882～1945)的作品具有民谣风格和节奏,以儿玉花外为中心的明治时代“社会主义诗人集体”表现了社会性和人道主义思想。还有与谢野晶子（1878～1942）的诗集《乱发》(1901)，歌颂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激情。她在日俄战争(1904～1905)初期反战呼声的高潮中，发表名诗《你不能死去！》(1904)，被公开辱骂为“乱臣贼子”。她还和丈夫与谢野宽(1873～1935)主办诗刊《明星》。这都是这一时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形成日本近代诗歌的人民性倾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引起人们的思索和探求。但是，在日本向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20世纪初，受欧洲文艺思潮影响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波及诗坛，致使在藤村以后居于诗坛主流地位的新体诗脱离现实的倾向愈益严重。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革命诗歌的先驱，日本近代大诗人之一。他在1910年发生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大逆事件”以后万马齐喑的气氛中，发表论文《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终结及对明日的考察》(1909)，对脱离现实的自然主义诗歌进行批判，并在1911至1912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名诗集《笛子和口哨》中，号召革命诗人


　　“到人民中间去”（《无止境的议论之后》），歌颂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墓志铭》）。《笛子和口哨》是革命诗歌蓬勃兴起的嚆矢，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这一时期，还有北原白秋(1885～1942)、室生犀星(1889～1962)等人，发表文语自由诗。他们的诗，有的表现对现实不满和反战情绪，大多数则是颓废倾向较重的不健康的东西。


　　川路柳虹（1888～1959）于1907年发表口语诗试作《新诗四章》，引起重视。相马御风(1883～1950)与三木露风等人探索诗歌的革命问题，发表《诗界的根本革新》(1907)一文，表示赞同当时兴起的口语自由诗。及至□原朔太郎(1886～1942)与高村光太郎(1883～1956)，在口语自由诗的创作上始臻完成。石川啄木也在《可以吃的诗》（1909）一文中，肯定这是“时代精神的必然要求”。自此，在近代诗坛上暂时呈现“文语自由诗”（新体诗）和“口语自由诗”并存的局面。直至1912年以后，象征诗派运动始同口语诗运动结合起来，口语自由诗更趋成熟，从形式上改变了近代诗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