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东方传统的黑手党

  　　相对于西半球而言，东半球的黑手党历史并不是空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西半球还要丰富，因为在维马尔尼建立“马菲亚王国”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很多与意大利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只不过人们不叫他们黑手党罢了。不称他们为黑手党，并不能表明他们就不是黑手党，正如黑手党人也从不称自己为黑手党一样。

  　　在日本，这里的黑社会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武士常被土地主或官僚雇佣，让他们看守赌场或刺杀敌手，后来，这些参赌者渐渐形成了一种向雇主致歉的行为——剁指和纹身，这些习惯至今仍保留在很多当地的黑手党组织中。

  　　日本的黑手党笼罩着封建主义的迷雾，他们常常被描绘成重义气的骑士或绅士，但在现实中却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一群杀人如麻的魔鬼。

  　　黑手党在日本被称作“雅库扎”，据估计，日本的黑手党帮派约有3000个之多，如亲和会、双爱会、松叶会、国粹会、全港振、稻川会和住吉会等，但所有的帮派都无法与“山口组”相提并论。因为这个帮派约占到日本黑手党总人数的70%，是一个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黑手党组织相比的、巨大的黑手党组织，几乎涉足于日本所有的产业。

  　　这是日本黑手党的独有特色。日本黑手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们的国民好面子有关。在日本，政府官僚或企业家一旦被黑手党利用，他们往往难以面对国民，而只能在黑手党的牵引下越走越远。即使在法庭上，日本人也会因面子问题而拒绝作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西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黑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将大量的政府要员或企业家拉入他们的阵营中，或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大阪和东京等地就有一个专门以勒索为手段的“总会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购买一家企业的少量股份，然后要求巨额的分红，一旦自己的要求达不到，他们就会在董事会上大吵大闹，进而威胁企业的高层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的做法。1991年，日本就出现过一次滑稽的场面：1700家公司相约于同一天开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黑手党在会议上勒索。

  　　大阪是“山口组”的老巢，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完全可以说是美国黑手党在日本的翻版。即使是这一个帮派内部，也可以分为数字十分惊人的子帮派，他们大约有2000个子帮派、总人数超过15万。

  　　山口组与美国黑手党、旧中国三合会及福清帮等均有来往，共同组织东亚地区的贩毒等活动，但在表面上，他们都有合法的生意作掩护。据估计，他们通过洗钱，其“合法的”的财产已达100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具有能够与西方世界融合的本领，因此，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日本黑手党人的身影。据东京警视厅副总监鹤屋明宪分析，仅在1992年一年，山口组造访西方的人次就达到了500万。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黑手党就已经将抢占美国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而美国人差不多在10年后才察觉到他们的踪迹。在欧洲，他们还用了一种“人海战术”进行洗钱，其组织者是4名日本人和3名菲律宾人，他们整天在欧洲的高级服装市场上溜达，将那些名牌服装高价买进后，再倒到日本市面上低价卖出，以收回他们的黑色资金，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洗钱工蜂”。

  　　旧中国也是一个黑色帮派众多的东方国度。在维马尔尼来到美国之前，旧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与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如三点会、小刀会、洪莲会和三合会等，其中以三合会最为著名，其发展的历史也最为久远。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严贵邱，其成员通常穿着草鞋，手里拿着一根红色的棍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拜会仪式和联络暗语——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有任何区别。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杜月笙为头目的旧中国黑帮组织控制着上海的港口，而这里正是当时旧中国毒品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毒品中转站。在当时的中国，至少有2000万人吸食鸦片。另外，这个帮派还与当时的统治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当时政府中的要员担负着大量的角色，如负责为他们刺探情报、绑架政治上的敌手或暗杀竞选对手等。蒋介石为了控制派系林立的军阀，完全利用了这些黑手党人，这使得那些军阀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挥。

  　　“福清帮”是由旧中国福建裔的同乡组成的家族式帮派。他们来自一个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在这里，大片的山地使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历史上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战乱——这一特点使这里与西西里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帮派的特点是，出手十分凶残，团队组织严密。在国外的很多地区，例如纽约，甚至连本地的黑手党也会惧怕他们。后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世界。不过，由于这个组织还不够庞大，其存在经常要依赖于当时的三合会，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他人。

  　　三合会是当时可以与意大利黑手党相提并论的中国黑帮，其内部也分为数字庞大的子帮派，如“新义安帮”、“14K帮”、“竹联帮”等。新义安帮约有40000人，分布在美国和澳洲等亚太地区；竹联帮约有15000人，主要以中国台湾和阿拉伯世界为活动基地；14K帮约有25000人，当时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布整个世界。

  　　三合会起初的最高理想是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当时的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丝绸、棉花或大米运到印度，然后从那里运回鸦片，但后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几乎渗透到了中国海外所有的华人世界。他们在海洛因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后，已在上世纪末将他们的桥头堡建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黑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同胞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之一，例如，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每张餐桌每年必须向他们上交200至700美元不等的保护费。

  　　在罗马，有一个自称为“红日”的三合会组织，他们在1992年绑架了一位名叫廖京杨的中国姑娘，目的是为了敲诈4亿里拉。警方在侦破中发现，他们在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等地区均有自己的组织，同时，还与巴黎、马塞和巴塞罗那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竟然与各地的黑手党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巴黎也是三合会的基地之一，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鲨鱼”，他们出手大方，总是把眼光瞄向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带。1991年，法国警方曾破获一桩洗钱案，通过调查发现，仅1991年的1年里，他们与麦德林集团相勾结，通过法国南部巴斯克省的汇兑银行，共洗出毒资3.3亿美元，每到黄昏，人们就能看到东方面孔的人提着沉甸甸的手提箱从银行的大门进进出出。

  　　如今的三合会已经取代了西西里人，成为海洛因贸易的龙头老大。他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缅甸那里的产品，提供2/3的市场需求。不过，在西方的销售市场上，他们仍然需要求助于西西里黑手党，因为他们毕竟缺乏打入非华人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供需关系使三合会与西西里黑手党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三合会曾将2/5的进货权让给西西里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西西里人将1/5的美国市场让给了他们。在纽约，“小意大利城”与“唐人街”紧紧地挨在一起，这种独特的景象在世界很多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不过，在北欧的荷兰等地，三合会也遇到了他们的强劲对手，即来自于土耳其的毒贩们。荷兰有40万的土耳其后裔，而中国早年的移民却只有10万人，从人数上看，他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拥有一个先进而高效的运输网络。

  　　三合会的另一个大买卖是非法移民生意，与毒品生意相比，这种生意的风险要小得多，但赚头却小不到哪里去。在旧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初入三合会的人只能判处6个月的监禁，因此，三合会一直把香港作为他们与世界接头的窗口，在100年里，他们至少已经将500万名中国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占据“金三角”的地缘位置而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的黑帮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驱赶到台湾的时候，被打散的李弥军长率领他的部队从中国西南部逃到了缅甸与老挝一带。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并不能被当地居民接受，然而，由于他们从中国大陆带来了大量的美式军火，因此，当地居民也只能任由他们在这里的山区安营扎寨，建立了以掸邦为中心的势力集团——这里正位于金三角的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辽阔的鸦片种植土地。

  　　正因为如此，缅甸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政府军队对这个外来的军事组织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土上。这种独特的历史，使金三角黑帮与三合会结成了最亲密的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只有三合会能够自由进出这个戒备森严的帝国。与此同时，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出于威胁大陆的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近30年里，一直都在暗中不断地为这个客居他乡的中国群体提供和补充军火。这些支援使得缅甸政府不但不能将这些外乡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反而被他们占据着大量的山区。随着上世纪中叶海洛因的风靡，这里立刻变成一片风水宝地，他们占山为王，迫使农民种植鸦片，并将收获的产品交给他们，再由他们提炼后卖给境外毒贩们。著名的大毒枭坤沙，他从小练习武功，在击败罗星汉之后，夺过了军队的权力，把它改造成一个在规模上与麦德林集团不相上下的组织，但他最终也与埃斯科瓦尔一样，与政府谈妥条件后，向政府投降了。

  　　以苏联解体为契机，俄罗斯人迅速成长为世界黑手党的新生力量。他们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西里人用100年时间走完的路。从地理划分上看，俄罗斯属于西方，但这里的黑手党却与东方传统的黑帮十分相似。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是，俄罗斯黑手党遵循着一套独特的伦理规则，他们的领袖常常大半生都蹲在监狱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但意志坚定、智慧出众，因此，他们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所领导的黑手党也与东方人一样，有着十分惊人的凝聚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黑手党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众多的帮派。莫斯科郊外的黑手党教父是一位行政首脑；“远东帮”教父巴达捷夫，在哈巴罗斯托克建立了基金会；国家杜马艾塞尔吉斯，在企图脱离黑手党时被黑手党人暗杀；“伊里奇帮”教父弗兰茨，是民主党的议员。在这些本地帮派之外，更多的黑手党则选择到国外建立基地：彼德利克等13名黑手党人将基地建在了德国；“车臣帮”教父鲁斯兰开辟了莫斯科与伦敦间的军火走私通道。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来自加勒比海的俄罗斯“小日本人”伊凡科夫，此人崛起于阿鲁巴岛，与美国及南美的黑手党均有着十分深厚的联系，他回到莫斯科后迅速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的领袖，组织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黑手党家族。伊凡科夫后被美国法庭判处60年监禁，但有趣的是，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的教父。

  　　苏联解体的时候，大约有30万名军人滞留在德国，他们迅速成为黑手党网罗的对象，其中很多人最终加入了黑手党。据估计，大约有400个小分队直接参预了黑手党的活动。有的军队内部也成立了一些隐蔽的帮会，帮助黑手党或与他们合作，从事贩毒和走私军火交易。

  　　俄罗斯黑手党一进入世界，就以其大规模的绑架、暗杀和爆炸，给人们留下恐惧的印象。为了几公斤的毒品，坦克也会成为他们的运输工具，其他像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则更是被经常使用。除此以外，他们的教父也极为讲究葬礼的体面，例如，“顿河帮”教父、绰号“老板”的科尔图诺夫，就被葬在了著名的瓦尔科夫公墓。下葬时，有500名黑手党人跟着他的灵柩，浩浩荡荡地穿越了繁华的街市，再现了当年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死后的情景。

  　　除了上述提及的之外，人们也不能忽视北欧、澳洲，甚至非洲的力量。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不是完全洁白的。当西西里人、山口组、三合会和俄罗斯人向这些地方渗透的时候，本地的黑帮组织绝不会袖手旁观，只不过人们目前还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关注他们罢了。


  　　地球进入“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人们的眼里，黑手党一直是暴力与冲突的代名词，但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界限，这种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西西里和美国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旧中国的三合会，到俄罗斯或其他地区的黑手党新生力量，世界黑手党正在或已经营造出一种和平相处、避免冲突的新格局，以一种全新的协作方式共同瓜分全球市场，并进入了一个“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西西里是黑手党最好的温床，美国是黑手党最好的钱柜，哥伦比亚是黑手党最好的工厂，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和东欧、西非和澳大利亚大岛，都可以成为黑手党理想的栖息地。

  　　随着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口大流动，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障碍越来越小，对黑手党来说，他们也能更加容易地从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个国家。同时，这也为黑手党带来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条件。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以一桩羊毛或饮料生意为名，谈定一宗毒品或军火买卖，而这些物资的流动，也不再需要武装人员的押运，只需在几层楼高的集装箱里预备一个缝隙就够了。

  　　欧洲一体化使黑手党能够在移民队伍中轻易地流入欧罗巴大陆。事实上，今天的欧盟已经完全失控，由于四个贫困的大陆人口潮水般地涌入，因而，建立一个开放的、消除所有壁垒的大欧洲的梦想几乎破灭。从1993开始，欧盟不得不派出飞机24小时巡逻，用卫星拍摄照片，在飞机上安装夜视镜，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地中海沿岸到处漂浮的难民尸体。然而，欧盟在打击黑手党的具体措施上却差异极大，这就给新兴的黑手党提供了新的机会。一名毒枭在英国或希腊可以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国要被判40年，而在荷兰只需蹲20年的牢。比利时和荷兰的警察没有权力监听公民的电话；法国的警官可以卧底用金钱诱捕贩毒者，但如果德国警察这样做了，他就触犯了法律。

  　　全球黑手党已呈联合的趋势；各国黑手党及黑手党帮派内部不再对抗，而是分工与合作。

  　　西西里、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土耳其的军火毒品组织已经全球化，形成了“东西半球的焊接”，结为一个空前的大联盟。意大利内政部的一份文件认为：黑手党已经“在一个全球性的棋盘上活动”。当俄罗斯黑手党跨越到太平洋地区、不断地把他们的新生力量输送到美国时，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遇到了缅甸和日本的同行，随之形成了环绕世界的连环套，一个无边界的新黑手党时代已经来到。德国联邦刑事侦查局在对“卡利集团”的欧洲企业跟踪进行了一年的调查后发现，除了柏林外，他们还在布鲁塞尔、荷兰、卢森堡、匈牙利、韩国，以及美国的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意大利大法官法尔科内在被谋杀的两个月前，曾对此做过惊人的预言，他说：“（全球黑手党之间的）协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先兆，……他们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瓜分世界的协议。”事实上，在今天的很多地区，混合的黑手党团队模型的确已经形成，如在东欧的“柏林——俄罗斯——美国”模式；在中南欧的“德国——意大利——美国”模式；在东南亚的“三合会——山口组——西西里”模式；在美洲的“西西里——美国——哥伦比亚”模式等。

  　　全球黑手党已经划定了他们的经营范围。

  　　1993年后，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主权国家阿鲁巴岛，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黑手党休闲度假和洽谈贸易的胜地和国际性合作的总部，全球的黑道生意很多都是在鲜花簇拥的酒店或赌场内谈成的：西西里人、三合会、山口组和哥伦比亚人，共同促成了用欧洲的海洛因与美国的可卡因交换的计划——可卡因已经受到美国人的冷落，而在欧洲则刚刚受到追捧。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报告中则指出：“在今天，美国的可卡因仍然主要是由哥伦比亚人提供的；约75%的海洛因是由三合会走私进来的；日本的黑手党则从事走私军火、洗钱和勒索的事业。在上世纪的最后10年里，他们有秩序地瓜分了美国这个‘投机冒险家的乐园’”。

  　　街头武力不再是黑手党主要的生存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激进分子曾宣称：黑手党已经灭绝。他们的理由是：在近10年来，黑手党直接与政府对抗的事件大大减少，而他们的内讧事件更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的确给了人们一个良好的感觉，似乎黑手党在80年代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甚至连欧盟的很多领导人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幼稚的言论，他们不但没有灭绝，反而以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发展着。

  　　西西里的一位法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他们还在发生火并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尸首，但现在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谋求合作，并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求得生存。”

  　　黑手党已经放弃了传统的街头敲诈，而以商业大佬的形象直接进行搏杀。他们可能会邀请你进入他们的股东会，然后迫使你放弃你的权益。山口组的游戏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他们收购某家公司的债务后，再上门强行讨债或占领董事会。1993年，西西里黑手党通过希拉普企业集团，直接控制着西西里10亿美元的公共工程，而在富饶的托斯加尼地区和米兰这样的工业城市里，他们的酒店、工厂和矿山更是遍地开花——这种营运方式在世界各地普遍流行着。

  　　向政府渗透成为一种普遍的策略。

  　　台湾当局的“法务部长”廖正豪在1996年11月的立法会议上曾说：“包括‘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500位‘中央委员’中，至少有25%的人具有三合会这样的黑道背景，而其中很多人甚至就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廖还认为，这种情况在县市一级更加严重。

  　　哥伦比亚卡利集团曾花费1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对全国每一位高层官员进行追踪研究，对接受贿赂的人建立了录影资料馆，如果有人不按他们的指令行事，他们就会把此人的老底翻出来。

  　　在俄罗斯，黑手党与腐败官僚的合作更是天衣无缝。他们用价值5美元的卢布就可以从官僚们的手中买到1吨石油，然后以140美元的价格卖到西欧，如果能够取得进口货物的许可证，则可以获得400%甚至1000%的高额利润。此外，黑手党人花2000美元，就可以自由地进出国家杜马，并免费享用那里的午餐和国际长途电话。事实上，在今天的俄罗斯，黑手党与官僚的联合，已经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安全，使它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黑道强权国家。

  　　意大利政坛依然如故。据这里的法官估计，在今天的西西里，黑手党仍然掌握着50万张选票，即每5张选票中就有1张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如果再加上对基督教民主党及南方同伙手中的选票，就可以占到南方选票的1/3。他们的选票不是白得的，当选的官僚最终必将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利益回报给他们。

  　　黑手党人已经以一种体面的绅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经过多年的发展，黑手党早已不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黑手党了，他们已经走完了原始的资本积累阶段。在他们眼里，街头贩毒已经是低层次的事业。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大都从事着合法的生意，只有少数处于权力最底层的黑手党人才会直接去干那种冒险的事。意大利官方认为，西西里黑手党在洗净他们的收入后，至少有50%的资金投入到了合法生意中，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有2500亿美元的黑色收入转进了合法企业。

  　　在20世纪60年代时，山口组首先出现在夏威夷，那时他们的身份是厨师、侍者或钟点工。他们与美国黑手党接上了头之后，开始走私美国的军火和南美的可卡因，但1991年后的情景却大为不同：他们看中了塞班岛外海的太平洋小岛提尼安，打算在那里投资3亿美元兴建饭店和赌场；在澳大利亚，一个以山口组为靠山的制造公司，正在悉尼修建港口隧道；在美国平静的商业空气中，没有人真正知道山口组对美国的渗透有多么深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美国洗净了多少美元，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美国控制着多少合法的企业。新兴的俄罗斯黑手党对美利坚进行的全方位渗透，则更是超过他们的前辈：他们现在每年要在美国做400亿美元的生意，同时将300亿美元的违禁物资运往欧美。华盛顿的一位高官员曾说：“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把美利坚合众国拱手让给了‘小日本人’”。在几年前，这句话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轻视这样的言论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游戏规则比大多数阳光下的政府要来得快捷和高效。在每一帮派的黑手党内部，都存在着一套比花岗岩还要坚硬的控制和指挥系统；他们似乎是从同一个伟大的军事学校里培训出来的；他们歃血为盟、严守秘密，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撼卫他们的帮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是，在美国和东亚等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到黑手党组织中，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官员统计，至2000年，美国黑手党成员的妇女比率，已由30年前的不足1%，上升到现在的5%，同时，她们不再继续扮演传统的幕后角色，而是与男人一样走到了犯罪的前台。

  　　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不再把黑手党称为“黑手之党（Black hands）”，而是“灰手之党（Gray hands）”，甚至是“白手之党（White hands）”——在欧盟和北约东扩之际，西西里黑手党也在东扩；他们的势力早已延伸到了波兰和捷克等国家。俄罗斯黑手党在西征，他们在美国和欧盟已经站稳了脚跟。三合会和山口组也正联手控制环太平洋地区；他们的股份正随着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值。他们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运行，而我们阳光下守法的社会却不断爆发冲突和战争——这的确有点儿令人伤感，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人们仍然要在自己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遵循东方传统的黑手党

  　　相对于西半球而言，东半球的黑手党历史并不是空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西半球还要丰富，因为在维马尔尼建立“马菲亚王国”之前，这里早就存在着很多与意大利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只不过人们不叫他们黑手党罢了。不称他们为黑手党，并不能表明他们就不是黑手党，正如黑手党人也从不称自己为黑手党一样。

  　　在日本，这里的黑社会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武士常被土地主或官僚雇佣，让他们看守赌场或刺杀敌手，后来，这些参赌者渐渐形成了一种向雇主致歉的行为——剁指和纹身，这些习惯至今仍保留在很多当地的黑手党组织中。

  　　日本的黑手党笼罩着封建主义的迷雾，他们常常被描绘成重义气的骑士或绅士，但在现实中却恰恰相反，他们完全是一群杀人如麻的魔鬼。

  　　黑手党在日本被称作“雅库扎”，据估计，日本的黑手党帮派约有3000个之多，如亲和会、双爱会、松叶会、国粹会、全港振、稻川会和住吉会等，但所有的帮派都无法与“山口组”相提并论。因为这个帮派约占到日本黑手党总人数的70%，是一个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黑手党组织相比的、巨大的黑手党组织，几乎涉足于日本所有的产业。

  　　这是日本黑手党的独有特色。日本黑手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们的国民好面子有关。在日本，政府官僚或企业家一旦被黑手党利用，他们往往难以面对国民，而只能在黑手党的牵引下越走越远。即使在法庭上，日本人也会因面子问题而拒绝作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西西里人有着惊人的相似——黑手党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将大量的政府要员或企业家拉入他们的阵营中，或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大阪和东京等地就有一个专门以勒索为手段的“总会屋”，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购买一家企业的少量股份，然后要求巨额的分红，一旦自己的要求达不到，他们就会在董事会上大吵大闹，进而威胁企业的高层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的做法。1991年，日本就出现过一次滑稽的场面：1700家公司相约于同一天开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黑手党在会议上勒索。

  　　大阪是“山口组”的老巢，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个组织完全可以说是美国黑手党在日本的翻版。即使是这一个帮派内部，也可以分为数字十分惊人的子帮派，他们大约有2000个子帮派、总人数超过15万。

  　　山口组与美国黑手党、旧中国三合会及福清帮等均有来往，共同组织东亚地区的贩毒等活动，但在表面上，他们都有合法的生意作掩护。据估计，他们通过洗钱，其“合法的”的财产已达100亿美元以上。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具有能够与西方世界融合的本领，因此，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日本黑手党人的身影。据东京警视厅副总监鹤屋明宪分析，仅在1992年一年，山口组造访西方的人次就达到了500万。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黑手党就已经将抢占美国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而美国人差不多在10年后才察觉到他们的踪迹。在欧洲，他们还用了一种“人海战术”进行洗钱，其组织者是4名日本人和3名菲律宾人，他们整天在欧洲的高级服装市场上溜达，将那些名牌服装高价买进后，再倒到日本市面上低价卖出，以收回他们的黑色资金，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洗钱工蜂”。

  　　旧中国也是一个黑色帮派众多的东方国度。在维马尔尼来到美国之前，旧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与黑手党相同的组织，如三点会、小刀会、洪莲会和三合会等，其中以三合会最为著名，其发展的历史也最为久远。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严贵邱，其成员通常穿着草鞋，手里拿着一根红色的棍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套拜会仪式和联络暗语——从这些方面看，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有任何区别。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杜月笙为头目的旧中国黑帮组织控制着上海的港口，而这里正是当时旧中国毒品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毒品中转站。在当时的中国，至少有2000万人吸食鸦片。另外，这个帮派还与当时的统治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为当时政府中的要员担负着大量的角色，如负责为他们刺探情报、绑架政治上的敌手或暗杀竞选对手等。蒋介石为了控制派系林立的军阀，完全利用了这些黑手党人，这使得那些军阀即使在千里之外，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挥。

  　　“福清帮”是由旧中国福建裔的同乡组成的家族式帮派。他们来自一个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省份，在这里，大片的山地使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历史上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战乱——这一特点使这里与西西里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帮派的特点是，出手十分凶残，团队组织严密。在国外的很多地区，例如纽约，甚至连本地的黑手党也会惧怕他们。后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世界。不过，由于这个组织还不够庞大，其存在经常要依赖于当时的三合会，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受制于他人。

  　　三合会是当时可以与意大利黑手党相提并论的中国黑帮，其内部也分为数字庞大的子帮派，如“新义安帮”、“14K帮”、“竹联帮”等。新义安帮约有40000人，分布在美国和澳洲等亚太地区；竹联帮约有15000人，主要以中国台湾和阿拉伯世界为活动基地；14K帮约有25000人，当时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布整个世界。

  　　三合会起初的最高理想是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当时的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丝绸、棉花或大米运到印度，然后从那里运回鸦片，但后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几乎渗透到了中国海外所有的华人世界。他们在海洛因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后，已在上世纪末将他们的桥头堡建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黑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同胞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之一，例如，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每张餐桌每年必须向他们上交200至700美元不等的保护费。

  　　在罗马，有一个自称为“红日”的三合会组织，他们在1992年绑架了一位名叫廖京杨的中国姑娘，目的是为了敲诈4亿里拉。警方在侦破中发现，他们在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等地区均有自己的组织，同时，还与巴黎、马塞和巴塞罗那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竟然与各地的黑手党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巴黎也是三合会的基地之一，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鲨鱼”，他们出手大方，总是把眼光瞄向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带。1991年，法国警方曾破获一桩洗钱案，通过调查发现，仅1991年的1年里，他们与麦德林集团相勾结，通过法国南部巴斯克省的汇兑银行，共洗出毒资3.3亿美元，每到黄昏，人们就能看到东方面孔的人提着沉甸甸的手提箱从银行的大门进进出出。

  　　如今的三合会已经取代了西西里人，成为海洛因贸易的龙头老大。他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缅甸那里的产品，提供2/3的市场需求。不过，在西方的销售市场上，他们仍然需要求助于西西里黑手党，因为他们毕竟缺乏打入非华人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供需关系使三合会与西西里黑手党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三合会曾将2/5的进货权让给西西里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西西里人将1/5的美国市场让给了他们。在纽约，“小意大利城”与“唐人街”紧紧地挨在一起，这种独特的景象在世界很多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不过，在北欧的荷兰等地，三合会也遇到了他们的强劲对手，即来自于土耳其的毒贩们。荷兰有40万的土耳其后裔，而中国早年的移民却只有10万人，从人数上看，他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拥有一个先进而高效的运输网络。

  　　三合会的另一个大买卖是非法移民生意，与毒品生意相比，这种生意的风险要小得多，但赚头却小不到哪里去。在旧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初入三合会的人只能判处6个月的监禁，因此，三合会一直把香港作为他们与世界接头的窗口，在100年里，他们至少已经将500万名中国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占据“金三角”的地缘位置而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的黑帮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驱赶到台湾的时候，被打散的李弥军长率领他的部队从中国西南部逃到了缅甸与老挝一带。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并不能被当地居民接受，然而，由于他们从中国大陆带来了大量的美式军火，因此，当地居民也只能任由他们在这里的山区安营扎寨，建立了以掸邦为中心的势力集团——这里正位于金三角的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辽阔的鸦片种植土地。

  　　正因为如此，缅甸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政府军队对这个外来的军事组织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土上。这种独特的历史，使金三角黑帮与三合会结成了最亲密的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只有三合会能够自由进出这个戒备森严的帝国。与此同时，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出于威胁大陆的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近30年里，一直都在暗中不断地为这个客居他乡的中国群体提供和补充军火。这些支援使得缅甸政府不但不能将这些外乡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反而被他们占据着大量的山区。随着上世纪中叶海洛因的风靡，这里立刻变成一片风水宝地，他们占山为王，迫使农民种植鸦片，并将收获的产品交给他们，再由他们提炼后卖给境外毒贩们。著名的大毒枭坤沙，他从小练习武功，在击败罗星汉之后，夺过了军队的权力，把它改造成一个在规模上与麦德林集团不相上下的组织，但他最终也与埃斯科瓦尔一样，与政府谈妥条件后，向政府投降了。

  　　以苏联解体为契机，俄罗斯人迅速成长为世界黑手党的新生力量。他们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西里人用100年时间走完的路。从地理划分上看，俄罗斯属于西方，但这里的黑手党却与东方传统的黑帮十分相似。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是，俄罗斯黑手党遵循着一套独特的伦理规则，他们的领袖常常大半生都蹲在监狱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但意志坚定、智慧出众，因此，他们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所领导的黑手党也与东方人一样，有着十分惊人的凝聚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黑手党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众多的帮派。莫斯科郊外的黑手党教父是一位行政首脑；“远东帮”教父巴达捷夫，在哈巴罗斯托克建立了基金会；国家杜马艾塞尔吉斯，在企图脱离黑手党时被黑手党人暗杀；“伊里奇帮”教父弗兰茨，是民主党的议员。在这些本地帮派之外，更多的黑手党则选择到国外建立基地：彼德利克等13名黑手党人将基地建在了德国；“车臣帮”教父鲁斯兰开辟了莫斯科与伦敦间的军火走私通道。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来自加勒比海的俄罗斯“小日本人”伊凡科夫，此人崛起于阿鲁巴岛，与美国及南美的黑手党均有着十分深厚的联系，他回到莫斯科后迅速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的领袖，组织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黑手党家族。伊凡科夫后被美国法庭判处60年监禁，但有趣的是，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的教父。

  　　苏联解体的时候，大约有30万名军人滞留在德国，他们迅速成为黑手党网罗的对象，其中很多人最终加入了黑手党。据估计，大约有400个小分队直接参预了黑手党的活动。有的军队内部也成立了一些隐蔽的帮会，帮助黑手党或与他们合作，从事贩毒和走私军火交易。

  　　俄罗斯黑手党一进入世界，就以其大规模的绑架、暗杀和爆炸，给人们留下恐惧的印象。为了几公斤的毒品，坦克也会成为他们的运输工具，其他像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则更是被经常使用。除此以外，他们的教父也极为讲究葬礼的体面，例如，“顿河帮”教父、绰号“老板”的科尔图诺夫，就被葬在了著名的瓦尔科夫公墓。下葬时，有500名黑手党人跟着他的灵柩，浩浩荡荡地穿越了繁华的街市，再现了当年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死后的情景。

  　　除了上述提及的之外，人们也不能忽视北欧、澳洲，甚至非洲的力量。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不是完全洁白的。当西西里人、山口组、三合会和俄罗斯人向这些地方渗透的时候，本地的黑帮组织绝不会袖手旁观，只不过人们目前还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关注他们罢了。


  　　地球进入“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人们的眼里，黑手党一直是暴力与冲突的代名词，但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界限，这种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西西里和美国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旧中国的三合会，到俄罗斯或其他地区的黑手党新生力量，世界黑手党正在或已经营造出一种和平相处、避免冲突的新格局，以一种全新的协作方式共同瓜分全球市场，并进入了一个“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西西里是黑手党最好的温床，美国是黑手党最好的钱柜，哥伦比亚是黑手党最好的工厂，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和东欧、西非和澳大利亚大岛，都可以成为黑手党理想的栖息地。

  　　随着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口大流动，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障碍越来越小，对黑手党来说，他们也能更加容易地从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个国家。同时，这也为黑手党带来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条件。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以一桩羊毛或饮料生意为名，谈定一宗毒品或军火买卖，而这些物资的流动，也不再需要武装人员的押运，只需在几层楼高的集装箱里预备一个缝隙就够了。

  　　欧洲一体化使黑手党能够在移民队伍中轻易地流入欧罗巴大陆。事实上，今天的欧盟已经完全失控，由于四个贫困的大陆人口潮水般地涌入，因而，建立一个开放的、消除所有壁垒的大欧洲的梦想几乎破灭。从1993开始，欧盟不得不派出飞机24小时巡逻，用卫星拍摄照片，在飞机上安装夜视镜，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地中海沿岸到处漂浮的难民尸体。然而，欧盟在打击黑手党的具体措施上却差异极大，这就给新兴的黑手党提供了新的机会。一名毒枭在英国或希腊可以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国要被判40年，而在荷兰只需蹲20年的牢。比利时和荷兰的警察没有权力监听公民的电话；法国的警官可以卧底用金钱诱捕贩毒者，但如果德国警察这样做了，他就触犯了法律。

  　　全球黑手党已呈联合的趋势；各国黑手党及黑手党帮派内部不再对抗，而是分工与合作。

  　　西西里、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土耳其的军火毒品组织已经全球化，形成了“东西半球的焊接”，结为一个空前的大联盟。意大利内政部的一份文件认为：黑手党已经“在一个全球性的棋盘上活动”。当俄罗斯黑手党跨越到太平洋地区、不断地把他们的新生力量输送到美国时，他们在地球的另一端遇到了缅甸和日本的同行，随之形成了环绕世界的连环套，一个无边界的新黑手党时代已经来到。德国联邦刑事侦查局在对“卡利集团”的欧洲企业跟踪进行了一年的调查后发现，除了柏林外，他们还在布鲁塞尔、荷兰、卢森堡、匈牙利、韩国，以及美国的各大城市都设有分公司。意大利大法官法尔科内在被谋杀的两个月前，曾对此做过惊人的预言，他说：“（全球黑手党之间的）协议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先兆，……他们已经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瓜分世界的协议。”事实上，在今天的很多地区，混合的黑手党团队模型的确已经形成，如在东欧的“柏林——俄罗斯——美国”模式；在中南欧的“德国——意大利——美国”模式；在东南亚的“三合会——山口组——西西里”模式；在美洲的“西西里——美国——哥伦比亚”模式等。

  　　全球黑手党已经划定了他们的经营范围。

  　　1993年后，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主权国家阿鲁巴岛，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黑手党休闲度假和洽谈贸易的胜地和国际性合作的总部，全球的黑道生意很多都是在鲜花簇拥的酒店或赌场内谈成的：西西里人、三合会、山口组和哥伦比亚人，共同促成了用欧洲的海洛因与美国的可卡因交换的计划——可卡因已经受到美国人的冷落，而在欧洲则刚刚受到追捧。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报告中则指出：“在今天，美国的可卡因仍然主要是由哥伦比亚人提供的；约75%的海洛因是由三合会走私进来的；日本的黑手党则从事走私军火、洗钱和勒索的事业。在上世纪的最后10年里，他们有秩序地瓜分了美国这个‘投机冒险家的乐园’”。

  　　街头武力不再是黑手党主要的生存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激进分子曾宣称：黑手党已经灭绝。他们的理由是：在近10年来，黑手党直接与政府对抗的事件大大减少，而他们的内讧事件更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的确给了人们一个良好的感觉，似乎黑手党在80年代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甚至连欧盟的很多领导人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幼稚的言论，他们不但没有灭绝，反而以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发展着。

  　　西西里的一位法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他们还在发生火并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尸首，但现在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谋求合作，并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求得生存。”

  　　黑手党已经放弃了传统的街头敲诈，而以商业大佬的形象直接进行搏杀。他们可能会邀请你进入他们的股东会，然后迫使你放弃你的权益。山口组的游戏在当今世界大行其道，他们收购某家公司的债务后，再上门强行讨债或占领董事会。1993年，西西里黑手党通过希拉普企业集团，直接控制着西西里10亿美元的公共工程，而在富饶的托斯加尼地区和米兰这样的工业城市里，他们的酒店、工厂和矿山更是遍地开花——这种营运方式在世界各地普遍流行着。

  　　向政府渗透成为一种普遍的策略。

  　　台湾当局的“法务部长”廖正豪在1996年11月的立法会议上曾说：“包括‘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500位‘中央委员’中，至少有25%的人具有三合会这样的黑道背景，而其中很多人甚至就是这些组织的成员。”廖还认为，这种情况在县市一级更加严重。

  　　哥伦比亚卡利集团曾花费10亿美元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对全国每一位高层官员进行追踪研究，对接受贿赂的人建立了录影资料馆，如果有人不按他们的指令行事，他们就会把此人的老底翻出来。

  　　在俄罗斯，黑手党与腐败官僚的合作更是天衣无缝。他们用价值5美元的卢布就可以从官僚们的手中买到1吨石油，然后以140美元的价格卖到西欧，如果能够取得进口货物的许可证，则可以获得400%甚至1000%的高额利润。此外，黑手党人花2000美元，就可以自由地进出国家杜马，并免费享用那里的午餐和国际长途电话。事实上，在今天的俄罗斯，黑手党与官僚的联合，已经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安全，使它成为一个举世公认的黑道强权国家。

  　　意大利政坛依然如故。据这里的法官估计，在今天的西西里，黑手党仍然掌握着50万张选票，即每5张选票中就有1张控制在黑手党手里。如果再加上对基督教民主党及南方同伙手中的选票，就可以占到南方选票的1/3。他们的选票不是白得的，当选的官僚最终必将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利益回报给他们。

  　　黑手党人已经以一种体面的绅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经过多年的发展，黑手党早已不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黑手党了，他们已经走完了原始的资本积累阶段。在他们眼里，街头贩毒已经是低层次的事业。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大都从事着合法的生意，只有少数处于权力最底层的黑手党人才会直接去干那种冒险的事。意大利官方认为，西西里黑手党在洗净他们的收入后，至少有50%的资金投入到了合法生意中，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有2500亿美元的黑色收入转进了合法企业。

  　　在20世纪60年代时，山口组首先出现在夏威夷，那时他们的身份是厨师、侍者或钟点工。他们与美国黑手党接上了头之后，开始走私美国的军火和南美的可卡因，但1991年后的情景却大为不同：他们看中了塞班岛外海的太平洋小岛提尼安，打算在那里投资3亿美元兴建饭店和赌场；在澳大利亚，一个以山口组为靠山的制造公司，正在悉尼修建港口隧道；在美国平静的商业空气中，没有人真正知道山口组对美国的渗透有多么深入，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美国洗净了多少美元，没有人知道他们在美国控制着多少合法的企业。新兴的俄罗斯黑手党对美利坚进行的全方位渗透，则更是超过他们的前辈：他们现在每年要在美国做400亿美元的生意，同时将300亿美元的违禁物资运往欧美。华盛顿的一位高官员曾说：“我们认为，他们已经把美利坚合众国拱手让给了‘小日本人’”。在几年前，这句话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但现在已经没有人轻视这样的言论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游戏规则比大多数阳光下的政府要来得快捷和高效。在每一帮派的黑手党内部，都存在着一套比花岗岩还要坚硬的控制和指挥系统；他们似乎是从同一个伟大的军事学校里培训出来的；他们歃血为盟、严守秘密，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撼卫他们的帮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是，在美国和东亚等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到黑手党组织中，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官员统计，至2000年，美国黑手党成员的妇女比率，已由30年前的不足1%，上升到现在的5%，同时，她们不再继续扮演传统的幕后角色，而是与男人一样走到了犯罪的前台。

  　　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不再把黑手党称为“黑手之党（Black hands）”，而是“灰手之党（Gray hands）”，甚至是“白手之党（White hands）”——在欧盟和北约东扩之际，西西里黑手党也在东扩；他们的势力早已延伸到了波兰和捷克等国家。俄罗斯黑手党在西征，他们在美国和欧盟已经站稳了脚跟。三合会和山口组也正联手控制环太平洋地区；他们的股份正随着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值。他们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运行，而我们阳光下守法的社会却不断爆发冲突和战争——这的确有点儿令人伤感，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人们仍然要在自己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