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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东征—历史的黑色幽默—攻克君士坦丁堡

  1204年4月9日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

  第四次东征—历史的黑色幽默—攻克君士坦丁堡

  1.又要东征了![A.D.1197——1200]

  在耶路撒冷失陷大约10或20年之后,法兰西的贵族听从第三先知的呼声,被召来进行圣战;这第三先知也许不像隐士彼得那样不顾一切,但却远远没有圣伯纳德的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才能。

  巴黎附近的一位没有文化的牧师,讷伊的富尔克,放弃他在教区的职务,担当起群众性的巡回使者这个更可以自傲的职位。

  关于他的圣洁和奇迹的名声四处传颂:他严厉而激烈地攻击当时普遍存在的各种罪恶行为;他在巴黎街头的布道演说使得强盗、高利贷者、娼妓,甚至大学里的学者和学生都纷纷自愿入教了。

  英诺森三世刚一登上圣彼得的宝座,他便在意大利、日耳曼和法兰西宣告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必要。

  巧于辞令的教皇生动地描绘了耶路撒冷的劫难、异教徒的胜利,以及基督教世界的耻辱:他慷慨地提出了赎罪的办法,所有在巴勒斯坦亲自服役1年或找个替身服役2年的人,都可完全赦免一切罪过:在他所有的使节和大吹这神圣法螺的演说者中,讷伊的富尔克吹得最响,成效也最大。

  那些主要王国的处境使它们对这圣战的号召十分反感。

  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是个孩子,他的日耳曼王国正有不伦瑞克和士瓦本两敌对家族,令人难忘的圭尔夫和吉贝林两派在进行争夺。

  法兰酉的菲利普。

  奥古斯都已曾发过那危险的誓言但现在却难以说服他再次发誓;但由于他对美誉怀有不次于对权力所怀的野心,他十分乐意地为保护圣地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基金。

  英格兰的理查对他第一次的冒险活动带来的荣耀和苦难都感到已足够了,他竟然对这位在众国王面前也毫无愧色的讷伊的富尔克的规劝加以嘲笑。

  “你劝我,”普兰塔根特说,“抛弃我的3个爱女,骄傲、贪婪和放纵:我要把它们遗赠给最有资格得到它们的人;把我的骄傲传给圣殿骑士,我的贪婪传给基斯陶克斯的僧人,我的放纵传给高级教士们。

  ”但是,实际听从这位布道者的话的却只是那些大王侯,那些第二级的亲王;其中香槟的伯爵狄奥巴尔德或提鲍特,在这神圣的竞赛中跑在最前面。

  这位勇敢的22岁的青年受到自己家父兄们的榜样的鼓励,他父亲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的哥哥带着耶路撒冷王的称号死在巴勒斯坦:2200名骑士必须为他这位贵族服役并效忠于他:这些香槟的贵族在战争中各方面都出人头地;而且,提鲍特通过他与那瓦尔的女继承人的婚姻关系,更能从比利牛斯山的任何一侧拉起一支由强悍的加斯科人组成的队伍。

  布卢瓦和夏尔特尔的伯爵路易是他的亲密战友;他像他一样具有皇族血统,因为这两位亲王同时是法兰酉和英格兰的国王的侄子。

  在一大群效仿他们的狂热情绪的高级教士和贵族中,我要特别提出蒙莫朗西的马太的出身和才德;著名的孟福尔的西门,那阿尔比格奥斯的克星;以及一位勇敢的贵族,香槟的元帅,维勒阿杜安的杰弗雷,他屈尊用当时当地的粗俗语言写下或口授了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参加的会议和活动的原始资料。

  与此同时,娶下提鲍特的姊妹为妻的佛兰德的博杜安伯爵,在布鲁日,与他的兄弟亨利以及那个富饶、勤劳的省份的主要的骑士和公民们一同举起了十字架。

  他们用马上比武活动表示了对首领们在教堂发出的誓言的支持:作战方案经多次集会进行了充分辩论:决定解救出在埃及统治下的巴勒斯坦,这个国家,自萨拉丁死后,几乎已被饥饿和内战所毁灭了。

  但是如此众多的皇家部队的命运表明了陆路远征的艰辛和危险;而如果弗莱芒人沿海而居,法兰西贵族也既无船只又对航海活动一无所知。

  他们采取了一个明智的决定,选出包括维勒阿杜安在内的6名代办或代表,让他们全权指挥整个联盟的行动。

  只有意大利的一些海上小邦拥有运输这些随带武器和马匹的圣战勇士们的工具;这6位代表前往威尼斯,请求这个强大的共和国,从敬重神明或实际利益考虑,给与帮助。

  在阿提拉入侵意大利时,我曾讲到威尼斯人从大陆上已陷落的城市逃跑,以及他们在亚得里亚湾尽头一连串小岛上找到隐蔽处的情况。

  在这片水域中,他们生活在自由、贫困、勤劳和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逐渐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

  威尼斯的最早的基础建立在阿尔托岛上;一年一度进行选举的十二护民官制,被一个永久性的公爵或领主职位所代替。

  处在两个帝国的边沿地带,威尼斯人热衷于相信原始的、永恒的独立。

  他们依靠刀剑从拉丁人手中获得的古老的自由,也许可以用笔墨加以肯定了。

  查理大帝本人完全放弃了对这些亚得里亚湾岛屿的主权:他的儿子丕平在对那走马水太深,行船又太浅的lagunas或运河进行攻击的时候总被击退;在日耳曼的恺撒统治的每一个时代,该共和国的国土都与意大利王国明显区分开。

  但是,威尼斯的居民却被他们自己,被外地人,以及被他们的统治者看作是希腊帝国的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在9世纪和10世纪中,有许多确凿无疑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这种从属地位,而他们的公爵们渴望求得拜占廷宫廷的那些空洞的头衔、奴性的荣耀,在自由人民的文职官员看来完全是一种侮辱。

  但是这种从未变得牢固或绝对化的依附关系,由于威尼斯的野心和君士坦丁堡的软弱,无形中变得更加松散了。

  服从变成了尊敬,特权发展成为专有权,本国政府的自主权随着外部领土的独立而得到加强。

  伊斯的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海上城市都接受了亚得里亚的统治;而当他们为了阿列克塞的事业武装起来反对诺曼人时,皇帝所依赖的并非他的臣民的职责,而是他们的忠实的盟军的感恩和慷慨。

  这片海域是他们祖传的产业:从托斯卡纳到直布罗陀的地中海西部确已落入他们的比萨和热那亚的对手的手中;但威尼斯人早已从希腊和埃及的商业中获得一部分丰厚的收益。

  他们的财富随着欧洲的需求的增长而增长:他们的丝绸和玻璃制造业,或许还有银行的建立,都是十分古老的;他们在高贵的公、私生活中都享用着他们的勤劳的果实。

  共和国为了保卫它的旗帜、为了向外敌报复、为了保证航道畅通,可以派出由100艘人员齐备的军舰组成的船队;希腊人、萨拉逊人和诺曼人都曾和它的海上力量遭遇。

  威尼斯人曾帮助叙利亚的法兰克人攻克一段海岸;但他们的热情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无私的;在他们征服推罗之后。

  他们决定分享这座实为世界第一商业中心的城市的统治权。

  威尼斯政策显然表现为一个商业国家的贪婪和一个海上强国的傲慢;不过,它的野心是有一定克制的:它也很少会忘记,如果航队是它强大的基础和保障,商船却是它强大的根本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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