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活语言(口语)
生活语言可分为两种模式。其一,民俗语言;其二,生活口语。
第一条 民俗语言
这种语言指那些带地方民族色彩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去叙述产生、流行这种语言的地区的生活,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第一,语言与内容极谐调,增加真实的质感,对人事生活的叙述得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于是产生鲜明的地域或地区文化特色。第二,对于本地域、本地区的读者,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增加其阅读兴趣。对于外地域读者则有一种陌生感、距离感,这也可以使之产生阅读兴趣--因为,通过小说来了解、认识自己不熟悉以至陌生的生活内容,本是读者阅读小说的目的之一。
在这方面有出色表现的,如老舍用北京风格写的京味小说《骆驼祥子》,就脍炙人口。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大都运用"京味"语言,象《我这一辈子》、《黑白李》等等。在他身后,涌出相当多的知名、不知名的作者也操演京味儿语言,象邓友梅、陈建功……等等。由于他们众人的努力,"京味儿小说"已成为当代小说的一个流派,为相当多的读者所喜爱。
其它地区的作者们也以各自地方的民俗语言进行小说叙述。就目前而言,象"粤味儿小说"、"川味小说"、"湘鄂赣小说"、以及陕北、东北等地域语言色调极明显的小说,都有相当的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创作,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读这种小说,使人犹如置身中国文化百花园中,地域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令人陶醉。这种小说对展示中国悠远绚烂、多姿多彩的总体文化,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有人轻视这类小说,认为土气,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写出世界级的伟大作品。这实在是幼稚浅薄之论:世界是相对的。你写好自己处身其间的那个地域的生活,本身就具有了世界意义!因为你所谓的"世界"是指异域它国,而在异域它国人的眼中,你的纵使是一隅之地的家乡山水、人情世态,也正是他们的"世界"!正因为如此,老舍写好了北京,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候远人。相反,一些目前操"世界语",写"现代生活"的作者极力想获得世界的青睐,却反因生活无根。语言造作,只能成为西方文学典籍的膺品。
当然,运用地域性民俗语言也要特别注意:凡事不可过,过犹不及。如果过分炫耀、极度渲染民俗语语言中不宜为外地域读者所理解的成分,则也难免造成语言障碍,反有害于小说内容的完美、通畅的表达了。我们运用民俗语言,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勿庸置言,各地民俗语言固有它别具一格的神采,也同时存在着瑕瑜共在的弊端。比如京味儿语言虽有它亲切、活泼、讥诮、灵动、词汇别致的特点,却也有着。啰嗦繁杂、油滑虚浮的毛病。我们在进行小说叙述时,应该运用"具有京味特色的小说语言",而绝不可照搬街头巷尾"纯粹的北京俗语。"对其它地域的民俗语言,也应如是处理。
第二条 生活口语
这是指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自然语言不加文学修饰地运用到小说叙述中的那类语言。
随着目前小说愈益贴近生活的趋势,这种语言也较广泛地被运用。作者们开始不大愿意在文辞上花过多功夫,而是将生活语言直接铺述生活事件,而使生活的原型、生活的朴素的真实摆在读者面前。近几年中,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开始被广大读者喜爱,用这种语言写出的小说诸如《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单位》等等"生活流"式小说攻得众人称赏,就反映了这种语言的生命力。
使用生活口语进行小说叙述的作者及成功作品很多、象刘索拉、徐星、王朔、马原、洪峰、王蒙、张洁、陈村的一些作品,都有鲜明体现。
在生活口语的使用中,同时出现两种倾向,也可以说是使用生活口语必然会伴之而生的两种倾向,即"粗俗化"与"戏谑化"倾向。
"粗俗化"倾向是指由于不加文学修饰、不重语法规范而必然产生的语言的粗糙、野性的自然色调。它与一般意义的"粗野、粗俗"还不能完全相同。
比如它可以把从不入大雅之堂的文辞、形象坦荡地摆进小说进行文中,而特意造成某种气氛或情调。且看下面几段文字:我他妈是个人,可谁也不知道,要是有一天我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不就他妈白活了?所以我不干活儿,我一上脚手架就他妈浑身筛糠,他们把我送这来了,其实这也不错。(徐星《无为在岐路》)
拖拉机一步一个响屁,往收购站去了。……拖拉机的响屁,震得地皮发颤。……他坐起来……坦露着没有一点儿肥膘的肚子,和往外鼓着的肚脐眼儿。(张洁《他有什么病》)
"戏谑化"倾向指模仿或夸大人们口语中常见的游戏、调侃成分,使叙述语言自然中有种幽默,"离谱儿"中含着某种真实。
比如徐星《无为在岐路》中的一段语言:我他妈根本就不是文明人,我要文明干嘛?……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野蛮人,也许就是那种男女都赤条条,只在怕羞的地方围一块兽皮的那种人。要是那样,我也不是野蛮人。我究竟是什么人,我他妈也不知道。
有一次我在街上吐了一口痰,一帮管市容哥们儿跟我要五毛钱。我知道随地吐痰不对,可有个文绉绉的老太太说我不文明,我一听马上就乐了,我根本就不是文明人,我要文明干嘛?我要是文明人,我能和我二十出头的妹妹挤在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吗?这他妈算什么文明?我还想为这事去找谁罚上点钱呢!
嘿,我一说完,那帮哥们儿都乐了。……没准他们也和老大不小的妹妹挤在一间小屋里,没准还他妈挤在一张床上呢?没准他们听我一说,想想自己也不是他妈什么文明人。
再看王蒙在《来劲儿》中所操演的语言: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名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十一月四十二号也就是十四月十一、二号突发旋转性晕眩,然后照了片子做了B超脑电流图脑血流图确诊。然后挂不上号找不着熟人也就没看病也就不晕了也就打球了游泳了喝酒了做报告了看电视连续剧了也就根本没有什么颈病干脆说就是没有颈椎了。亲友们同事们对立面们都说都什么也没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么结实你这么衰弱那能会有哪能没有病去!说得他她哈哈大笑呜呜大哭,哼哼嗯嗯默不作声。
这两段语言都含调侃、游戏成分,可以说是戏谑化口语的代表性例子。
运用口语,无论是有"粗俗化"倾向,还是有"戏谑化"倾向,若有适当的把握,均可有益于小说的叙述表达。但也要切忌:不要一味放任、过度夸张。不要将"粗俗化"等同于一般语义的"粗野"、"粗劣"、"粗俗";不要将"戏谑化"流于玩弄文字游戏或"逗贫嘴".而这种缺憾,由于一些评论者的偏颇宣扬,(包括对王蒙《来劲儿》这类叙述的过份吹捧)已经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曾有一段时间,小说叙述不骂几句就不够洒脱,不逗几句"贫嘴"就不够风流,致使小说的艺术品格下降。象马原后期的小说便陷入自己设置的叙述语言的羁绊中,致使语言成了小说表达的累赘。这实应引以为戒。
第二节 "原生态"语言(质语)
这种语言主要是借鉴、参照西方"意识流"文学及"超现实主义"小说等的语言特点而在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些篇章中出现的。其特点是将作为人脑思维物化形式的"语言"直接转录在小说叙述中,以求"绝对"的客观与真实。因此,这种语言不讲语法、不需要逻辑,跳跃性极大,甚至不要求语言(或语言代号)一定去表现或传达某种确切的意念。严格地说,"原生态"语言不能也不该作为小说的叙述语言出现。
但是,借用、模拟"原生态"语言的某些特点,比如跳跃性、辐射性、联想性、想象性以及表面无所羁系的模糊性、梦幻性、还是有助于现代小说的艺术表达的。尤其对表现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人的精神生活的小说,更为有利。
且看马原在《冈底斯的诱惑》结尾处的那段行文:……其实我是想说应该还有别的。比如很久就流传下来的炊烟和这些村庄的名字。而今这些村庄也只有了黄昏才变得美丽/于是我们来了。带着口红、画箱、和避孕用具。(我们可是来过日子的,真傻,真糊涂透了。我们不是早说好的,要在这里生一大群儿子吗?)我突然意外地兴奋。/不再只有爱情才带给我灵感。你看没有熟悉的鸽哨鸣空,栖在白居寺后面的那群野鸽子仍然飞来了。
这段语言,几乎没有逻辑可言,而成了一时心态的如实写照。但若阅读全篇,则便可以从这段文字中产生多向的非线性的感受,而觉得这文字叙述之妙了。
再看王蒙《春之声》中一段语言:门咣地一关,就和外界隔开了。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靠人打铁,我们祖先的胳膊有多么发达的肌肉!呵,当然,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轻柔的歌曲吗,叫作什么来着--《泉水叮咚响》。如果火车也叮叮咚咚地响起来呢?广州人可真会生活,不象这西北高原上,人的脸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瓷板,它们伴随着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京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
这段语言,叙述列车启动后主人公的感受与情怀,确有些"天马行空"的味道。但通过这些似乎杂乱、随意的语言,不可以从总体上窥见或体味主人公(或通过主人公而传达出来的作者)的情怀与心境么?
在当代小说中,"原生态"类语言的适当借鉴,可以产生特定的艺术叙述效果。但也要有所节制。"原生态"语言毕竟还不能直接等于小说的叙述语言。因此,不考虑小说叙述的艺术需要,而肆无忌惮的照搬,一点儿也不顾人们习惯的语言规范,毫无意义地故意不要任何标点符号,专门以描摹人的潜意识或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中的思维为唯一兴趣,就必然写出令人无法读懂因而也就毫无价值的东西了。
小说的叙述语言本难以人为分类、严格区别的。上述六类介绍,只是就其倾向、特色而言,而实际上,它们往往是互相包容、彼此渗透的。这一点,望读者体会,并在自己的小说叙述中作有机的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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