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国就产生了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该书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共18卷，162篇；它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医学成就和治疗经验，运用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所反映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原则，成为“医家之宗”，二千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

我国到了战国时期，已具备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三个条件。

1、战国以前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人类自有生活，也就开始有医疗实践，漫长时期的医疗经验积累，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我国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随着医疗实践的增多而不断发展。在殷代，根据甲骨文的考证表明，除了部分疾病给予专门病名或以疾病命名(如疟，疥、龋、蛊、下痢等)以外，大部分还比较简单笼统地按疾病的部位命名，如疾首、疾目、疾耳、疾鼻、疾身等。到了西周、春秋时代，对疾病的认识又有了深化。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这一时期已有疸、痹、风、疟、痈，疥、痔、瘿、瘕、狂、疫等病名23种，并有腹痛，嗌痛，呕、聋等症状12种。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书中除正题52种以外，文中还提到不少病名，共计约103个。而在《易》、《书》、 《诗》等十三经中有关医疗病症的名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80余种。说明在当时已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而对疾病的认识也不断得到加深。

治疗疾病的方法不断丰富。在战国以前，随着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在治疗方法上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主要表现在药物，针砭，艾灸、汤液、醪醴(汤液醪醴：指用五谷酿造的各种子类型的药酒。汤液有二个意思，这里指清酒。其他场合指汤济。醪醴作劳里，醪指浊酒，醴指甜酒，都是酒与渣在一起的酒）、导引（古代的一种健身法）等方面。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就进行着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他们在寻找和识别食物的过程中，从某些植物可作食用，或食后可以缓解某些疾病的痛苦中，逐步积累了药物治病的知识。如《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对药物治病的实践研究。人们在狩猎过程中也逐渐积累了使用动物药治疗疾病的经验。公元前的不少文献，如《诗经》， 《山海经》、 《离骚》等书中已记载了很多动植物和药物学资料， 《山海经》中有杜衡食之已瘿，楝食之已痔，萆荔食之已心痛等记载，据初步统计，书中供药用的有动物六十四种，植物四十九种，而如芎，蘼芜，芍药，门冬等因未载明作用，还未列入统计数字． 《五十二病方》书中所用药物，包括矿物、植物、动物共约247种。石器时代，在使用石器作劳动工具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工具可以治病，如砭石、石针等，这就是针刺法和外科手术的萌芽。《帝王世纪》载“伏牺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路史》也有‘伏牺尝草制砭’的记载。 《山海经、东山经》还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1963年内蒙多伦旗头道洼出土一枚砭石，一端可切痈肿，另一端用作针刺。考古学上还发现在山顶洞人时代就已有了带孔的骨针。均使砭、针治病有了可靠的证据。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和铁器的出现，针具也得到了改进。人类在用火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火可以煮熟食物，并可烤火御寒，感到舒适，减轻或缓解某些局部疼痛，这就是艾灸法，温熨法的起源。春秋时代，针灸盛行，而针灸疗法应用于临床，又为经络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实践基础。汤液、醪醴的治疗方法，也很早就出现了。相传伊尹始创汤液，一般认为汤液来源于食物烹调，古代文献记载伊尹善烹调， 《史记·汤本纪》载：“伊尹名阿衡，……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甲乙经》载： “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说明人们把熟食的经验逐渐运用到药物配制和加工上来，从而发明了汤液，即药物煎剂之始。至于醪醴，是一种谷物经过酿制而成的酒、渣混和的饮料，如今之醪糟，古当药用。从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陶制的酒器，说明最晚在夏代已有酿酒，随之而有药酒的发明。此外，远古时代，人们为了庆祝狩猎的胜利，常常学着动物跳跃、飞翔等恣态，蹁蹁起舞，从而使某些病痛得以解除，后来发展为导引术，用以预防和治疗疾病。 《吕氏春秋·古乐篇》说： “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不仅说明水湿的环境易生“筋骨瑟缩”的疾病，而且已经发明了用舞蹈来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了。到春秋战国时代，发展成为很盛行的导引练功法。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有一幅工笔彩绘的导引图，描绘有40多个各种姿式的图像，而且有的图像还标以名目，或说明其形象，或说明其作用，如“鹞背”，“熊经”， “引烦”，“引聋”等。说明导引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在不断发展。

医学的分科和专业医生的出现。据《周礼·天官》的记载，我国到了周代，就有食医(营养医)、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的医学分科了。 《左传》记载了春秋时代出现了著名的医和、医缓等以治病为职业的专业医生，公元前582年秦医医缓曾给晋候诊病，公元前541年秦医医和曾给晋候诊病。有关文献还记载战国时代的医学家有医竘、文贽和扁鹊等。 《尸子》记载医竘是秦国的良医，据说曾“为宣王割痤，为惠王割痔，皆愈。”又给张子治“背肿”，也治好了。可见是一个外科医生。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宋国医生文贽，他用激怒的办法给齐闵王治病，结果病治好了。他却被齐闵王烹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是扁鹊。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姓秦名越人，又号卢医， “渤海郡郑人”他是一个周游列国的专业医生，齐、赵，周、秦都去过。他在赵为“带下医”，在周为“耳目痹医”，在秦为“小儿医”。他的医疗事迹，有望见齐桓候而预知其病的故事，有治疗虢太子尸厥病的故事。此外， 《战国策》记载他用砭石给秦武王割除面部疾病的故事， 《列子·汤问篇》记载他给公扈和齐婴二人互换心脏的故事。 《汉书，艺文志》还有《扁鹊内经》和《外经》的著录。西汉初年的淳于意就提到从他老师接受过“黄帝扁鹊之脉书”的话，王叔和《脉经》中也有《扁鹊论脉》的引文，唐代《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中亦有所征引。现在流传的《难经》也题名为扁鹊所著。可见他不但是个医生，而且也是一个医学著作家。

2、古代自然科学多方面的渗透。高度发展的古代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气象、农业、数学等多方面知识对中医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是天文学发达较早的一个国家。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无论是农耕，游牧或浮海为生的民族，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必须首先了解方位，历数和气象的变易，认识星宿和太阳的位置，从四季的变化而安排其生活，这正是天文学成为最早发达的科学的原因。空间和时间是天文学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我国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文献《尸子》中已经对它下了明确的界说，“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日宙。”当然，其认识的时代，还远远早于文献记载的时期。而西方则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只有“三元空间”的概念。二十八宿的认识，发源于我国，这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证明，亦为国外学者所公认。

天文学的发达，同时也推动了历法学的进展。阳历的发明，过去总以为是由西洋传入的。其实，我国在三千年前已早有认识。 《书经·尧典》说： “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所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乃阴阳历并用。 《竺可桢文集》提到我国在春秋中叶，已知道十九年七闰的方法、 日本新城新藏氏并推断我国在公元前七世纪已能利用土圭来观察日影，以定冬至和夏至的方法。故在《孟子、离娄》中有“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苛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之说。古人称冬至、夏至为“日至”，说明战国时期我国测阳历年已极有把握，可见当时的历法是非常进步的。天文，历法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当时的数学水平。

气象学也很发达，我国在三千年前已知道以黄昏星宿的出没而定一年四季的方法，这从殷墟甲骨文、 《尚书》等的记载中可以证明。 《礼记、夏小正》中指出了初昏时候斗柄(北斗星)的方向与时令的关系； 《鶡冠子》中更明确记载：“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等以斗柄方向来测定四季的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趋向确定，分至的启闭，定期风云的记录，以及桃李开花，候乌来往的观察都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

天文、历数、气象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进展，为很多学科提供了丰富知识和极大启示，对医学来说，当然也是影响很大的。例如《左传》中记载秦国的医和已提出“六气”致病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里的“四时、五节、六气”的病因概念，“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及“天人相应”的思想等，都已经开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先河。总之，占代天文学中的天地，明分阴阳，五星的运行，就为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气候的异常变化，对中医学中外感六淫理论的萌芽有很大关系。构成自然界万物的原始物质，过去有精、气等的描述，对中医学中的精气学说有很大启示。阴阳五行，精气等扑素的思想与人体脏腑气血等知识相结合，又为脏象与经络学说的形成发生了联系。由于古人“观象授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农药问源”，又促进了中药的发展。

3、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思想已经影响到各个自然科学领城，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条件。古代医学家为了摆脱巫教神学的束缚，为了与巫教神学进行有力的斗争，为了使长期积累起来的医疗实践经验能够系统化，就在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运用我国古代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我国古代的辩证法的方法论，把散在的零碎的医疗经验知识集中起来，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加以总结，加以系统，使之上升到理论阶段，写成了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给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内经》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后，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实践，又产生了辩证论治的原则。公元三世纪左右，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以往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把疾病归纳为伤寒，杂病两大类型，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的比较系统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理论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应用化。张仲景的原著，在汉朝末年有所散失，后经晋代王叔和整理，编篡成现在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者有397法，113方，后者有 25篇、265方。

又经过两晋到五代的八百年实践，对医学领城的各个部分，提供了具体的理论和经验，促成了宋金元时代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出现“金元四大家”。宋元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在医学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学术争鸣也日趋活跃，更推动了医学理论方面的深入发展，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的代表。刘完素(约生于1110年，卒年不详)长期行医于民间，他根据北方人的体质和当时流行病的特点：主张“六气皆从火化”， “五志过极皆能生火”，提倡火热学说，对于使用寒凉药有独到的研究，所以后人称他是“寒凉派”；张从政(约生于1156一1228年)主张“邪去则正安”，提倡去邪学说，对于使用汗，吐、下三法很有研究，所以后人称他是“攻下派”；李东垣(约生于1180一1251年)看到当时社会战乱，人们因精神刺激…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温不适等因素引起的疾病甚多，因而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内伤学说，善于运用温补脾胃之法，故后人称他是“补脾派”；朱丹溪(约生于1281—1358年)认为人体内有一种“相火”，易为声色刺激而妄动，动则耗泄阴精，故体内“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治病应以滋阴降火为主，因此，后世称他是“养阴派”。金元四大家各有专长，各具特点，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中医学内容，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如补脾派后来发展为温补派，赵养葵、张景岳等人提出命门学说，为中医学关于脏腑的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

到了明、清两代，总结了同急性传染病作斗争的经验，形成和发展了温病学说。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疫疠频繁流行，据不完全统计，明代276年中流行大疫64次，清代266年中流行大疫74次，因而引起医家的普遍重视。吴有性目睹大疫流行的惨景，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不应科举，不入仕途，毅然走上了从事医学的道路。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观察、研究，总结人们同疾病特别是同传染病作斗争的经验，终于取得突出的成就，突破了依伤寒法治温病的旧说，对传染病病因学创立了新的概念——“戾气学说”，并提出了诊治传染病较完整的学术见解，著成《温疫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的形成，进一步阐明了温病辨证论治的规律。叶天士《温症论治》，首创卫气营血辨证；薛生白《湿热病篇》，指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吴鞠通《温病条辨》，将温病分为九种，创三焦辨证；王盂英《温热经纬》，“以轩歧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温病学说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热性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发展到十九世纪，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两大学派，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温病学派创立的理论原则和治疗方法，至今一直在沿用，对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放后，在中国共**的正确路线和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跃下，一方面重视对祖国医药学这个宝库的发掘，整理和继承。整理出版了大量中医学书笈，继承和整理老中医经验，开展中医学术交流和争鸣，在全国各省市创建中医院校、中医医院及中医药研究机构，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对历代发展起来的各种中医学理论加以综合分析，整理提高，先后编审过几版中医学院教材，使之逐步走向统一，为中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祖国医学进行研究。一九五八年以来，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工作广泛开展，取得不少成绩。近年来，由于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利用最新科学原理和先进技术在中医学上的渗透，对发展祖国医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分子生物学、同位素、电子技术(包括电子计算机)，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在中医学上的渗透，以及现代医学的生理，生化和许多检验技术的运用等，对发展祖国医学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已经开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探讨其本质。这在祖国医学的发展道路上，开拓了新的一页，必将促进中医学向现代化发展。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必须继续努力。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征


中医学是以综合方法为主，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人体动态的各种内在联系，从而阐明生命运动的基本规律，为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的一门古老的医学科学。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各民族古老的医学称为“传统医学”，但是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传统医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多已让位于新兴的现代医学，而濒临灭亡的边缘。唯有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学，至今仍大放异彩，保持其美妙的青春。其原因之一是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卫生保健经验，而且创立了具有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源远流长，影响深广。实践证明，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对世界医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中医学为核心的东方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今后也必将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运用了类似现代盛行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它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研究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而是如实地在广泛的联系和运动中去进行研究，这样采取以连续地观察动态变化为主的方法，就有可能不大干扰生命活动的自然进行，更能从总体上把握生命活动的某些规律。可以看出在分析与综合两种研究方法中，中医学往往偏重于综合；在研究内容上，中医往往是详于机能而略于结构；在研究的层次上，中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仅限于宏观现象；在研究的手段上，中医多是直观观察，对微观现象，则只有靠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推测，以弥补观测手段的不足。这些都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独到之处。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在古代唯物论和古代辩证法哲学思想指导下，以永恒运动观、动态平衡观，统一整体观。人与自然相应观为学术思想，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为主要理论，以精气为理论核心，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等方面都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完整的、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国医药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国就产生了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该书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共18卷，162篇；它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医学成就和治疗经验，运用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所反映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原则，成为“医家之宗”，二千多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

我国到了战国时期，已具备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三个条件。

1、战国以前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人类自有生活，也就开始有医疗实践，漫长时期的医疗经验积累，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我国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随着医疗实践的增多而不断发展。在殷代，根据甲骨文的考证表明，除了部分疾病给予专门病名或以疾病命名(如疟，疥、龋、蛊、下痢等)以外，大部分还比较简单笼统地按疾病的部位命名，如疾首、疾目、疾耳、疾鼻、疾身等。到了西周、春秋时代，对疾病的认识又有了深化。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这一时期已有疸、痹、风、疟、痈，疥、痔、瘿、瘕、狂、疫等病名23种，并有腹痛，嗌痛，呕、聋等症状12种。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书中除正题52种以外，文中还提到不少病名，共计约103个。而在《易》、《书》、 《诗》等十三经中有关医疗病症的名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80余种。说明在当时已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而对疾病的认识也不断得到加深。

治疗疾病的方法不断丰富。在战国以前，随着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在治疗方法上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主要表现在药物，针砭，艾灸、汤液、醪醴(汤液醪醴：指用五谷酿造的各种子类型的药酒。汤液有二个意思，这里指清酒。其他场合指汤济。醪醴作劳里，醪指浊酒，醴指甜酒，都是酒与渣在一起的酒）、导引（古代的一种健身法）等方面。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就进行着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他们在寻找和识别食物的过程中，从某些植物可作食用，或食后可以缓解某些疾病的痛苦中，逐步积累了药物治病的知识。如《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对药物治病的实践研究。人们在狩猎过程中也逐渐积累了使用动物药治疗疾病的经验。公元前的不少文献，如《诗经》， 《山海经》、 《离骚》等书中已记载了很多动植物和药物学资料， 《山海经》中有杜衡食之已瘿，楝食之已痔，萆荔食之已心痛等记载，据初步统计，书中供药用的有动物六十四种，植物四十九种，而如芎，蘼芜，芍药，门冬等因未载明作用，还未列入统计数字． 《五十二病方》书中所用药物，包括矿物、植物、动物共约247种。石器时代，在使用石器作劳动工具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工具可以治病，如砭石、石针等，这就是针刺法和外科手术的萌芽。《帝王世纪》载“伏牺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路史》也有‘伏牺尝草制砭’的记载。 《山海经、东山经》还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1963年内蒙多伦旗头道洼出土一枚砭石，一端可切痈肿，另一端用作针刺。考古学上还发现在山顶洞人时代就已有了带孔的骨针。均使砭、针治病有了可靠的证据。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和铁器的出现，针具也得到了改进。人类在用火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火可以煮熟食物，并可烤火御寒，感到舒适，减轻或缓解某些局部疼痛，这就是艾灸法，温熨法的起源。春秋时代，针灸盛行，而针灸疗法应用于临床，又为经络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实践基础。汤液、醪醴的治疗方法，也很早就出现了。相传伊尹始创汤液，一般认为汤液来源于食物烹调，古代文献记载伊尹善烹调， 《史记·汤本纪》载：“伊尹名阿衡，……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甲乙经》载： “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说明人们把熟食的经验逐渐运用到药物配制和加工上来，从而发明了汤液，即药物煎剂之始。至于醪醴，是一种谷物经过酿制而成的酒、渣混和的饮料，如今之醪糟，古当药用。从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陶制的酒器，说明最晚在夏代已有酿酒，随之而有药酒的发明。此外，远古时代，人们为了庆祝狩猎的胜利，常常学着动物跳跃、飞翔等恣态，蹁蹁起舞，从而使某些病痛得以解除，后来发展为导引术，用以预防和治疗疾病。 《吕氏春秋·古乐篇》说： “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不仅说明水湿的环境易生“筋骨瑟缩”的疾病，而且已经发明了用舞蹈来预防和治疗这种疾病了。到春秋战国时代，发展成为很盛行的导引练功法。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批医学资料中，有一幅工笔彩绘的导引图，描绘有40多个各种姿式的图像，而且有的图像还标以名目，或说明其形象，或说明其作用，如“鹞背”，“熊经”， “引烦”，“引聋”等。说明导引术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在不断发展。

医学的分科和专业医生的出现。据《周礼·天官》的记载，我国到了周代，就有食医(营养医)、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的医学分科了。 《左传》记载了春秋时代出现了著名的医和、医缓等以治病为职业的专业医生，公元前582年秦医医缓曾给晋候诊病，公元前541年秦医医和曾给晋候诊病。有关文献还记载战国时代的医学家有医竘、文贽和扁鹊等。 《尸子》记载医竘是秦国的良医，据说曾“为宣王割痤，为惠王割痔，皆愈。”又给张子治“背肿”，也治好了。可见是一个外科医生。 《吕氏春秋·至忠篇》记载宋国医生文贽，他用激怒的办法给齐闵王治病，结果病治好了。他却被齐闵王烹死。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是扁鹊。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姓秦名越人，又号卢医， “渤海郡郑人”他是一个周游列国的专业医生，齐、赵，周、秦都去过。他在赵为“带下医”，在周为“耳目痹医”，在秦为“小儿医”。他的医疗事迹，有望见齐桓候而预知其病的故事，有治疗虢太子尸厥病的故事。此外， 《战国策》记载他用砭石给秦武王割除面部疾病的故事， 《列子·汤问篇》记载他给公扈和齐婴二人互换心脏的故事。 《汉书，艺文志》还有《扁鹊内经》和《外经》的著录。西汉初年的淳于意就提到从他老师接受过“黄帝扁鹊之脉书”的话，王叔和《脉经》中也有《扁鹊论脉》的引文，唐代《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中亦有所征引。现在流传的《难经》也题名为扁鹊所著。可见他不但是个医生，而且也是一个医学著作家。

2、古代自然科学多方面的渗透。高度发展的古代自然科学。如天文、历法、气象、农业、数学等多方面知识对中医学的渗透和影响，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是天文学发达较早的一个国家。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无论是农耕，游牧或浮海为生的民族，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必须首先了解方位，历数和气象的变易，认识星宿和太阳的位置，从四季的变化而安排其生活，这正是天文学成为最早发达的科学的原因。空间和时间是天文学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我国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文献《尸子》中已经对它下了明确的界说，“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日宙。”当然，其认识的时代，还远远早于文献记载的时期。而西方则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只有“三元空间”的概念。二十八宿的认识，发源于我国，这从殷墟甲骨文中可以证明，亦为国外学者所公认。

天文学的发达，同时也推动了历法学的进展。阳历的发明，过去总以为是由西洋传入的。其实，我国在三千年前已早有认识。 《书经·尧典》说： “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所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就是阳历年。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乃阴阳历并用。 《竺可桢文集》提到我国在春秋中叶，已知道十九年七闰的方法、 日本新城新藏氏并推断我国在公元前七世纪已能利用土圭来观察日影，以定冬至和夏至的方法。故在《孟子、离娄》中有“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苛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之说。古人称冬至、夏至为“日至”，说明战国时期我国测阳历年已极有把握，可见当时的历法是非常进步的。天文，历法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当时的数学水平。

气象学也很发达，我国在三千年前已知道以黄昏星宿的出没而定一年四季的方法，这从殷墟甲骨文、 《尚书》等的记载中可以证明。 《礼记、夏小正》中指出了初昏时候斗柄(北斗星)的方向与时令的关系； 《鶡冠子》中更明确记载：“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等以斗柄方向来测定四季的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二十四节气趋向确定，分至的启闭，定期风云的记录，以及桃李开花，候乌来往的观察都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了，

天文、历数、气象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进展，为很多学科提供了丰富知识和极大启示，对医学来说，当然也是影响很大的。例如《左传》中记载秦国的医和已提出“六气”致病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日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里的“四时、五节、六气”的病因概念，“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及“天人相应”的思想等，都已经开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先河。总之，占代天文学中的天地，明分阴阳，五星的运行，就为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气候的异常变化，对中医学中外感六淫理论的萌芽有很大关系。构成自然界万物的原始物质，过去有精、气等的描述，对中医学中的精气学说有很大启示。阴阳五行，精气等扑素的思想与人体脏腑气血等知识相结合，又为脏象与经络学说的形成发生了联系。由于古人“观象授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农药问源”，又促进了中药的发展。

3、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思想已经影响到各个自然科学领城，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条件。古代医学家为了摆脱巫教神学的束缚，为了与巫教神学进行有力的斗争，为了使长期积累起来的医疗实践经验能够系统化，就在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运用我国古代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我国古代的辩证法的方法论，把散在的零碎的医疗经验知识集中起来，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加以总结，加以系统，使之上升到理论阶段，写成了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给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内经》形成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后，经过两汉四百多年的实践，又产生了辩证论治的原则。公元三世纪左右，东汉名医张仲景，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以往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把疾病归纳为伤寒，杂病两大类型，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的比较系统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学的理论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应用化。张仲景的原著，在汉朝末年有所散失，后经晋代王叔和整理，编篡成现在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者有397法，113方，后者有 25篇、265方。

又经过两晋到五代的八百年实践，对医学领城的各个部分，提供了具体的理论和经验，促成了宋金元时代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深化，出现“金元四大家”。宋元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在医学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学术争鸣也日趋活跃，更推动了医学理论方面的深入发展，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的代表。刘完素(约生于1110年，卒年不详)长期行医于民间，他根据北方人的体质和当时流行病的特点：主张“六气皆从火化”， “五志过极皆能生火”，提倡火热学说，对于使用寒凉药有独到的研究，所以后人称他是“寒凉派”；张从政(约生于1156一1228年)主张“邪去则正安”，提倡去邪学说，对于使用汗，吐、下三法很有研究，所以后人称他是“攻下派”；李东垣(约生于1180一1251年)看到当时社会战乱，人们因精神刺激…饮食不节…起居不时…寒温不适等因素引起的疾病甚多，因而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内伤学说，善于运用温补脾胃之法，故后人称他是“补脾派”；朱丹溪(约生于1281—1358年)认为人体内有一种“相火”，易为声色刺激而妄动，动则耗泄阴精，故体内“阴常不足而阳常有余”，治病应以滋阴降火为主，因此，后世称他是“养阴派”。金元四大家各有专长，各具特点，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中医学内容，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如补脾派后来发展为温补派，赵养葵、张景岳等人提出命门学说，为中医学关于脏腑的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

到了明、清两代，总结了同急性传染病作斗争的经验，形成和发展了温病学说。明、清两代五百多年中，疫疠频繁流行，据不完全统计，明代276年中流行大疫64次，清代266年中流行大疫74次，因而引起医家的普遍重视。吴有性目睹大疫流行的惨景，冲破习惯势力的桎梏，不应科举，不入仕途，毅然走上了从事医学的道路。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观察、研究，总结人们同疾病特别是同传染病作斗争的经验，终于取得突出的成就，突破了依伤寒法治温病的旧说，对传染病病因学创立了新的概念——“戾气学说”，并提出了诊治传染病较完整的学术见解，著成《温疫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的形成，进一步阐明了温病辨证论治的规律。叶天士《温症论治》，首创卫气营血辨证；薛生白《湿热病篇》，指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吴鞠通《温病条辨》，将温病分为九种，创三焦辨证；王盂英《温热经纬》，“以轩歧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温病学说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热性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发展到十九世纪，与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两大学派，对后世医学的发展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温病学派创立的理论原则和治疗方法，至今一直在沿用，对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解放后，在中国共**的正确路线和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跃下，一方面重视对祖国医药学这个宝库的发掘，整理和继承。整理出版了大量中医学书笈，继承和整理老中医经验，开展中医学术交流和争鸣，在全国各省市创建中医院校、中医医院及中医药研究机构，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对历代发展起来的各种中医学理论加以综合分析，整理提高，先后编审过几版中医学院教材，使之逐步走向统一，为中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坚持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祖国医学进行研究。一九五八年以来，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工作广泛开展，取得不少成绩。近年来，由于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利用最新科学原理和先进技术在中医学上的渗透，对发展祖国医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分子生物学、同位素、电子技术(包括电子计算机)，电磁学、光学，原子物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在中医学上的渗透，以及现代医学的生理，生化和许多检验技术的运用等，对发展祖国医学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已经开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学的理、法，方、药，探讨其本质。这在祖国医学的发展道路上，开拓了新的一页，必将促进中医学向现代化发展。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必须继续努力。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征


中医学是以综合方法为主，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人体动态的各种内在联系，从而阐明生命运动的基本规律，为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的一门古老的医学科学。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把各民族古老的医学称为“传统医学”，但是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传统医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多已让位于新兴的现代医学，而濒临灭亡的边缘。唯有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学，至今仍大放异彩，保持其美妙的青春。其原因之一是它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卫生保健经验，而且创立了具有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源远流长，影响深广。实践证明，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对世界医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中医学为核心的东方医学，在世界医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今后也必将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运用了类似现代盛行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它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研究人体的生理和病理，而是如实地在广泛的联系和运动中去进行研究，这样采取以连续地观察动态变化为主的方法，就有可能不大干扰生命活动的自然进行，更能从总体上把握生命活动的某些规律。可以看出在分析与综合两种研究方法中，中医学往往偏重于综合；在研究内容上，中医往往是详于机能而略于结构；在研究的层次上，中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仅限于宏观现象；在研究的手段上，中医多是直观观察，对微观现象，则只有靠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推测，以弥补观测手段的不足。这些都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独到之处。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在古代唯物论和古代辩证法哲学思想指导下，以永恒运动观、动态平衡观，统一整体观。人与自然相应观为学术思想，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以脏腑经络为主要理论，以精气为理论核心，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等方面都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完整的、独特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