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曾给林江迈留下太多位置。虽然历史课本上，她总是被提及，卖香烟的妇人、二二八的导火线，但也只有这几行字。她从何处来？她往那裡去？她最后落脚在什麽地方？没有人知道。她彷彿战乱大历史扉页中的一张薄纸，飓风一吹，就消失了。

而二二八事件已经六十年了。这一段历史，有诸多可探讨的角度，以往的论述，不乏从政权转移、族群衝突、文化差异、殖民地遗留、语言适应、国军素质、国共内战延伸、红色革命影响等等观点，来诠释二二八悲剧。然而，在大历史的观照下，作为个人生命史，又如何了解呢？

以往也有过不少研究与口述历史，从受害者生命、受害者家属遭遇、地方衝突事件等，进行研究。但这中间，似乎有一个空白的点，少了一个人物。那就是作为二二八导火线的那个只有留下一个名字的卖烟妇人──林江迈。

这个平凡的妇人，引起二二八的大悲剧，她后来如何了？她从此消失在二二八之后的历史洪流之中，消失了吗？在动荡的年代，她怎麽过完此生？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先摆脱政治，先放下身份，回归到「人」的本位，回归到一个台湾女人，一个母亲，一个祖母的角色，看看一个台湾女人的一生。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林江迈的一生，重新看看二二八，以及之后的台湾社会？

二二八事件六十年了，我们是该回归到「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依归」的起点，重新凝视林江迈，一个人的生命史，把那个长久的空白补起来。因为她的生命史，是台湾底层人民的真实历史。那可能才是真正的「台湾之心」。

龟山来的媳妇

林江迈，本名江迈，生于一九○七年，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嫁给了龟山的旺族林枝的第二个儿子林客清，成为林枝的第二个媳妇。林家在龟山一带的山坡，拥有大片土地，自己种茶。但林枝并不以此为满足，除了自己种，还向週边的农民收购茶叶，在台北重庆北路一带拥有一间茶行，作茶叶的进出口生意。日据时代，林枝还曾多次出国，赴东南亚各国做茶叶外销。

这不是特例。二十世纪初，因为中国战乱，有大量闽南、华南的人移民到东南亚开垦经商，他们习惯饮用中国茶，以消解印尼、爪哇热带气候带来的乾渴，所以台湾茶在日据时代即大量外销东南亚。林江迈的家族如此，龟山、龙潭一带的茶叶都是如此。

但这样的旺族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靠整个家族的勤奋劳动。江迈嫁入林家，就像所有农村的家庭一样，男人务农，分担重劳动，妇女参与分工，分配所有农活之外的家务劳动。家族的人口众多，就依照各房来分配工作，包括煮饭，洗衣，照顾孩子，送点心茶水到茶园，供农忙的工人饮用。这是典型的台湾习俗。妯娌煮饭要供应一家数十口人的家族，不是简单轻鬆的工作。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还记得小时候家裡吃饭，席开几桌，由干农活的男人壮丁先吃，等到男人食用完毕，才轮得到女人、小孩食用。

而在农忙期间，因为大清早六、七点就得上工干活，所以约早晨十时左右，以及下午三、四点左右，都得供应点心。这些点心包括了咸稀饭、小菜、米粉汤等，由家人用竹篮子挑著，到茶园旁边的田埂上，再呼唤工人出来，围坐田边，一起食用。除此之外，中间还得添加茶水。这些工作，都得靠妯娌之间来分工完成。

这是一个典型的台湾农家。林江迈有过几年的劳苦农家生活，虽然劳苦，但是平安。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儿子。长子不到一岁就早夭，后来又生下三个儿子。当她怀著第五个孩子的时候，丈夫林客清突然得到急症，骤然去逝，留下三个孩子，和一个遗腹子──林明珠。

她的公公林枝怜惜她年轻守寡，看她带著四个孩子并不容易，特别关照。但此举却引起妯娌间的一些閒言閒语，说林江迈特别会讨公公的欢喜。这本是大家族难免的矛盾。但林江迈生性刚烈，受不了家族裡的閒言閒语。公公于是派她到台北重庆北路的茶行去，一边照料家族生意，一边担任煮饭打扫。

这时已是日据时代的后期。或许受到战争的影响，东南亚海运在空袭下无法畅通，茶叶生意日渐清淡。光复后，更因台湾经济萧条，失业人口增加，社会动荡，外销茶叶已无法运作，茶叶行终至于关了门。

天性倔强的林江迈不愿意回到乡下，过著被人说东道西的生活，于是在茶叶行关门后，也像所有台湾战后的失业大军一样，在街头卖起香烟。

卖烟的人们

日据时代，烟酒本是公卖，由政府垄断。此时因战后政策未明确，贫苦者相继出来在路边摆上摊子。他们去购买走私进口的美国香烟，或者整包卖，或者将之拆散成散烟，一支一支的卖，以此赚取微薄的小利，图一个生存。

光复后创刊的「新新」杂志，曾刊载过许多著名文化人的文章，但出版八期后，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停刊。停刊的最后一期上，刊载著一篇名为「卖烟记」的文章，它是这样写著的：「

卖烟记



日本时代没有路旁的卖烟，烟、火柴的专卖是日本在台典型的制度，违反者法律严罚，所以没有人敢冒法治国的这种专卖，自然路旁的卖烟算是想不到的一回事。 但光复了，于此路旁的责烟随著出现了，如今光复满年，他们亦满路，他们的记录亦正满年了。他方，伟容堂皇的台湾省专卖局亦经过一年的经营历史了。

同是一年的岁月，可是比较起来，实在两方的利害和立场差得太多，而且样式亦各方各色，这样以致双方演成了一种僵局。

先说专卖局的查缉他们便叫卖烟一面卖，另一面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警戒，查缉员一来了，这一群小路摊拼命地走散了，然后等这阵查缉风吹过能够安全，才照前老是样大声地卖烟喊起来。……

他们有好几个小孩子、老人家，以至新出现的那几多个可怜如秋菊的卖烟小姐。

警戒须要严重的时候，即派出同伴站在十字路口监视可怕的查缉员，这是他们的前哨兵；不但有前哨，他们的组织已经愈来愈庞大起来了，有的是部下，有的是头目。卖烟头人的来历从前不外是个和他的现在的部下一般微小的卖烟，然后光复的日子给他大发了烟财，一直到现在他的几万元台币已充分能够拥著一群底下人啦！而且年来的卖烟恰巧地教了内行的种种技术给他们，外省来的中国烟米国（注：美国）烟，不但早已会辨别其真假，他们自己来说，快早就开始了更巧妙的一些方法啦！……

这种僵局的根源如此複杂而且深大，真是像那麽一阵查缉风绝不能根绝的，即紧要当局的整个施策来解决才行，不然洪水般失业的人群一定多走这条路，结果，对当局不应该有的摩擦和误解也恐怕坏坏地搅扰出来啦！

失业，台湾现正酿久了这一大群生活苦声，卖烟原来是由这裡产生出来的，所以路巷所见的他们简直使人家难免不深切地想到那麽暗惨的民生现实啦！失学的小孩们，靠著卖烟，扶养著他们的一家贫苦的世界；卖烟以外，无论天未明的朝早；暗黑的夜半裡，一年足足三百六十五天走过了冬寒的雨天，炎热的夏天，叫卖油车粿、烧肉粽、土豆仁……啊！尽是可怜可爱的人们哟。

第一届省美术展裡，记得有一个作品，洋画「卖烟」，描写了两个少年排著小小的烟摊，一个大概是为疲倦吧，白天底下，一向在贪著睡觉，他一个站著好像等客的样子，可是他的脸上有了好像含点怒气或好像嗟怨什麽的表情，如实地表现出灰色的忧鬱。啊！卖烟，你们的忧鬱确实是个民生主题啦！

林江迈，便是站在光复后的这一大群失业队伍中间的一个。因为地利之便，她选择在圆环、延平北路一带的街头摆摊子。这一带是酒家、食堂集中之地。光复后有许多高官、接收大员在这裡出没，接受招待。而酒家外有保镳、地头的混混，这也是古之常态。至于香烟摊子，更是供应酒家出没者的必须品。

白白淨淨的寡妇

林江迈必须出外卖香烟，于是把较年长的两个儿子留在老家上学，和公公林枝过生活，自己带著两个较小的孩子在台北。一九四七年，最小的儿子林文山十二岁，最小的女儿林明珠才十岁。由于当时重男轻女的观念作祟，她并未上学，而是跟著妈妈在台北的街头讨生活，如此，才让她目睹了二二八事件的现场。（后来曾有人进行二二八事件的口述访谈，访问了林江迈的大儿子林匏螺。他为了保护妹妹林明珠，刻意说当时是自己在现场，以免人们知道她后来嫁给了外省人。此一误解的访谈，成为争论林明珠有没有在现场的焦点。）

林江迈是一个旺族出身的妇人，她并不像一般失业者，穿得拉拉蹋蹋，反而特别整洁。她总是把头髮往脑后梳一个小髻，让看自己起来乾淨素颜，在脑后插一朵玉兰花，或者小小的白茉莉，让它的香味淡淡飘散。她并不是穿著传统的台湾衫，而是简单裁剪的旗袍，虽然不华丽，也不是精细的做工，但总是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她常常向女儿林明珠说，我们不是要故意打扮，而是希望自己闻起来香香的，看起来整齐乾淨，别人会比较舒服。她也从不穿著拖鞋出门，她认为，人要出门，总是要给别人看，人即使再穷，穿得整齐，就不会被瞧不起。

晚年林江迈的长孙女林素卿常常去探望她。林素卿说，林江迈爱美爱整洁，家裡吃得非常简单，她住在圆环一带，太原路附近，一间租来的小小房间裡。当时台湾还没有瓦斯炉，每一户人家都得烧煤球，用小煤炉煮饭、烧水、也包括冬天的洗澡水。林江迈总是炖一锅鲁肉，她自己节俭，常常只用白饭拌著肉汁，就这样凑和著过一餐。

但她会把钱存下来，去订做简单的长衫。那年代裡，没有百货公司，很少现成的衣服，女士服装都是靠订做的。她会去永乐钉买布料，再拿去请人做旗袍、洋装、外套等。她总是说，我们家裡穷，别人不知道，但如果穿出门寒酸，会被人家瞧不起。她也会教女儿林明珠在脸上擦一点乳液，为了保养脸上的皮肤，不要变得乾燥，冬天会皲裂。

是这样一个素素淨淨的妇人，站在战后的街头，带著两个孩子，在圆环一带卖香烟。

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一带既然是酒家云集，自不免有许多保镳、地头蛇，也有一些卖香烟的摊贩。一个寡妇带著小女儿在这裡卖香烟，格外引人注目，酒家的保镳们同情她，倒是常常照顾。林明珠还记得当时她总是端一个铁盒子，上面放著香烟，有整包的，也有拆开来的散烟。当时人还比较贫困，买不起整包烟，就零买一、两支来抽。

二月二十七日的黄昏

今年七十几岁的林明珠还记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那个无法遗忘的黄昏。母亲那一年四十岁，在天马茶房外的骑楼下摆摊子卖香烟，十岁的她端著烟盘子，站在骑楼边，一个军人模样的人走来，拿起了她盘子上的散烟，画亮火柴，就抽了起来。因为他没有先付钱，旁边的人觉得奇怪，都在看著。这时，这个军人伸手到口袋裡，林明珠认为，他是要掏钱，但旁边可能未看清楚的保镳，就觉得他可能是要掏枪，像烟警来取缔时一样，就喊了起来，大叫「伊在做什麽？」

他们说的是台语，这军人听不懂，紧张起来，以为他们要对他不利，付了钱，转身就跑了。

不料，过不久开来一辆车，车上跳下来六七个烟警，就来取缔了。许多烟贩看情况不对先跑了。林江迈带著孩子，穿著旗袍也不方便跑，就被抓住了。烟警要没收她的香烟和钱，她认为全家就靠这吃饭，没收了怎麽活，便拉住香烟的木箱子不放，哀求烟警放了她。但烟警不依，双方拉拉扯扯之间，烟警拿出手枪，用枪柄朝她的头打下去，当场血流如注，鲜血满脸。现场的群众非常愤怒，认为这是欺负女人跟小孩，立即大声喊「打啦！打啦」

这一喊打，所有群众加入了。一个巨大的衝突，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是《中外日报》记者的周青，在接受我的访谈中，如此回忆：

「二月二十七日天将下雨的傍晚，路灯刚刚亮时，我在天马茶房喝茶，突然外面人声叫喊，好吵，我本能地跑出去，一出去看到现场有烟警要抓卖私烟的，当时卖私烟的人很多，专卖局六、七个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从卡车上跳下来抓人，烟贩大多匆忙逃散，但有一位叫林江迈的妇人手脚较笨，只有她被烟警抓到。抓她的人叫傅学通，大概是福建人，这个人将林江迈的烟跟钱没收。林江迈觉得我全家人靠这个吃饭啊！抢光了，全家要靠什麽吃饭，所以跪在地上求他。傅没有把钱跟烟还给她，反而拿枪柄朝她的头顶打，一打流血，血喷了出来，人就昏倒。

这时，围观的群众就喊：「打！」，一声打就这样喊出来了，一呼百应，四面八方都喊打。

这烟警十分害怕，拔腿就跑，他朝淡水河永乐钉（迪化街）那边跑。跑的过程当中，开了两枪。

他以为打了两枪，台湾人就会怕，其实台湾人照样追打。事后讲来，台湾人很讲理，其他的烟警都不去追，只追你这个把人打昏了的。民众紧紧地追他。我也参与追讨傅学通。

他开了两枪，有一枪恰恰打中陈文溪的身上，陈文溪就死在那裡，他当时是来串门找朋友，在骑楼下被打死。傅学通跑到淡水河第三水门旁的分局裡面，群众包围这分局，之后不到半小时，发现这名员警让这分局转移到警察总局，所以群众就去包围在中山堂隔壁的总局。不过一小时时间，群众衝到警局裡面，局长陈松坚出来说这犯人已经到宪兵队了。宪兵第四团当时在中山堂隔壁、新生报的对面，原日本宪兵队旧址，宪兵团长张慕陶出面拒绝将人交出来，所以群众包围宪兵队，在院外整夜高喊：「严惩凶手」、「将凶手交出来」，不时敲打宪兵队铁门。

隔天，因为群众的包围没有结果，所以又集合起来，推了一辆三轮车，裡面放著借来的一个狮鼓。这狮鼓是向永乐钉三重埔上的「拳头馆」（即武术馆）那裡借的。集合地点就是天马茶房对面那条路口。集合是自发性的，以大鼓作为先导，有一幅先导的横幅写著：严惩凶手。没有别的乐器，事后有人回忆说敲锣敲钹，会这样说的人其实并不在现场。

九点出发，向北门走去，经过北门向左拐，要到行政长官公署请愿。事后我们回忆，有人说队伍要去佔领电台，有人说队伍要去专卖店抢烟出来烧，讲这种话的人，可见他也不在现场。事实上，因为队伍包围警察局没有解决问题，包围宪兵队也没有解决问题，所以队伍的目标很清楚，就是长官公署。大约有二千到三千人，不是讹传的几万人。

十一点半左右，队伍在长官公署对面的一间杂货店休息，不到十分钟，正式向长官公署这边行进，距离长官公署三、四十公尺，公署楼上的机关枪就打下来了，这时死了四、五个人，中枪的人是先跳起来才趴下去的。机关枪第二次扫射，又有三、四人中枪。受伤没有死的人倒在地上哀嚎呻吟。

打枪之后，群众四散，但不是就此作罢，大约分成三路。头一路是转过头来集中到本钉，包围专卖局，有人跑进去烟草公司裡面，包括烟、酒、钱等等都搬出来，集中在门口的路边烧。

另外一股群众比这一边还大，从街道跑过来，远远看来像是人的潮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潮，衝过来，边跑边喊：打倒贪官污吏。从太平钉、建成钉都有人群吵吵闹闹地跑来，最主要是找穿中山装的外省人，台湾人眼中所看的贪官污吏就是穿中山装的外省人，唐山人。

还有一股人群人数较少，到新公园包围广播电台，这些人是比较有头脑、知识较高的人。电台门口被台籍的职员挡住，说这电台不能随便进去，群众中有几个人跟职员辩论，过程中发生推打的情形。在关键时候，电台台长林忠出现了，他在台籍电台职员的耳朵边说了几句，我们又闹了一下，台长进去以后，这职员的态度完全变了，变得客气了，笑咪咪地请我们进去。广播室窄小，我们不能都进去，推派代表，我认识拿起麦克风广播的人，是一位旧书店的老板，他在广播裡谈起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的详细经过，讲话非常流利，内容十分激动。

电台一广播，全台湾二二八的大暴动就这样开始了。」 （相关全文请见《还原二二八》一书）

受伤后的治疗

二月二十七日，林江迈被送到医院简单的治疗后，回到家裡。生性胆小谨慎的她，带著两个孩子，瑟缩在小小的房间裡。十岁的林明珠知道，母亲的香烟被没收了，家裡会没钱过生活。但她更担心母亲，血慢慢止住了，但被打的地方，依旧疼痛不已。直到二十八日晚上，整个衝突已经爆发起来了，公卖局才派人到她的住处，「日新钉二丁目九番地」，将她送到延平路二段一号的林外科医院，打青霉素治疗。

依照林江迈对调查人员所说的笔录，她在林外科医院住到三月五日才出院。当晚，确实是由烟警用手枪柄打伤的，但是什麽人打的，她已经不认得了。当时长官公署发给她医药费五十七元，但询问她付了多少医药费，她说，是八百元。到最后长官公署是不是有代她支付，就不知道了。但她在笔录中，明白说出因为被打伤，头部会晕眩，所以无法出来卖香烟。她念兹在兹的，还是希望她被没收的五十条香烟，可以发还，这样她就可能继续过生活。

林江迈在龟山老家的人知道她出了事，就派大儿子林匏螺和小叔来台北，希望接她回去。但当时台北已经一片混乱，宣告戒严，人车通行都要证件。他们从龟山出来，在台北桥就被拦下来了。后来他们一再表明自己是林江迈的家人，才终于放行。他们在林外科医院找到林江迈。他们在医院照顾她，出院后，回到小小的房间裡，整个外面翻天覆地的二二八社会衝突，街头的戒严与枪杀，以及二十一师上岸后的大镇压，他们都只能从街坊邻居听到。

林江迈是什麽时候离开台北的，已经无法考证。调查人员所做的笔录是三月十八日在日新钉她的住所访问的，显示她此时还在台北。这之后，她的家人怕台北在混乱中，决定接她回到龟山老家避风头，先躲起来再说。

那时候年纪还太小，林明珠也不记得回老家多久。但整个二二八镇压后，社会平息下来，林江迈不愿意在老家过生活，又回到台北。

回到老地方

她，孤儿寡妇的三个人，如何过生活呢？她依旧回到老地方，窝居在小小的日新钉小楼上，自己烧小煤炉，自己煮饭，自己过生活。她依旧卖香烟。但这一次不是在天马茶房外面，而是移到了日新国小外，围牆旁边的树荫下。靠著围牆，她在这裡摆开香烟的架子。对面是远东戏院，平时有人进出看电影，总是有一点生意做。

她沉默的、安静的过著她的小小日子。她从也不提起二二八事件当时的情况，也不说现场如何，甚至她的家人，她都不说。历史，彷彿沉埋在她的心底。或者，她根本不希望大家知道她这个人。

有时候卖香烟的收入不够，她会儘量去找其它工作。林素卿还记得祖母晚年时，还曾去做政府分配的打扫排水沟的工作。这是为了给无业的人补贴家用的工作。早晨天还未亮，就先起来，把排水沟裡的污泥垃圾清理乾淨。林江迈会换上破旧的老衣服去工作，等打扫好了，林江迈回家洗乾淨，换上素淨的长衫，再掮起香烟摊子，到日新国小的围牆边，安静的坐下来。

中午时分，她都会匆匆忙忙回家吃饭。这是为了省钱。她会请人帮忙看一下，回来再开张。

日子就这样，一日一日过去。儿子都在老家上学长大，由公公林枝照顾，事业和婚姻大事，都是由公公来操办。林江迈没有操太多心。只有小女儿林明珠和她在台北过生活，她有一点担心。林明珠不是很会读书，当时也大多认为女儿长大了，就是嫁人，花钱读书是多馀的，小学二年级之后，便也没有再上学。

为了挣钱，林明珠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去了一家外省夫妇的家庭裡做帮佣。丈夫是一个公务员，妻子是一个学校老师，知识份子家庭，待人和和气气。只是语言不通，刚刚开始的时候，让林明珠有点困扰。例如说，要买菜，太太交待的菜名，她常常搞错。还有刚开始，她不会煮饭，太太交待要煮稀饭，她搞不清楚，煮成了一锅半生不熟的饭，笑坏了这一对夫妻。但这个太太是老师，总是像教小孩一样的教她。后来这对夫妇要转到基隆去上班，还希望她跟著去。可是林明珠认为不要离妈妈太远，就拒绝了。

她后来又找了其它帮佣的工作，但都做不长。直到有朋友介绍了烟酒公卖局的清洗瓶子的工作，她才算安定下来。一直做到结婚，丈夫要她专心照顾家庭，才离职。

把女儿嫁给外省人

林明珠渐渐长大了，林江迈也一日一日的变老了。她瘦小的身子，在日新国小的围牆边上，彷彿是一幅安静的素描。日新国小的对面，是一个特警队的宿舍。这些特警担任的是政府高官的随扈。身强力壮，动作俐落，有一些拳脚功夫之外，枪法一定要特别准。这中间有一个叫曾德顺的，是一个山西来的小伙子。长得高高壮壮，因为身材比较高大，代替哥哥出来服兵役，不料就跟著军队来到了台湾，最后进入特警队服务。当时，他正担任陈诚的随扈。

他有时候会下楼去对面的围牆边上，向林江迈买香烟，日久就认识了。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年轻人，看林江迈长得瘦弱，扛一个大大的香烟架子，彷彿很重。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阴雨绵绵，天气湿冷，厚重外衣下，一个老妇人的身影，总是引起他的同情，便下楼去帮她扛香烟架子。

曾德顺不知道她是谁，也无意去探听。但日子久了，总是互相认识了。有一年过节，是台湾习俗的庙会，林江迈想起平日这些警官队的人特别照顾她的生意，便请他们一起来家裡吃饭。她煮了一桌菜，林明珠在旁边照料端菜招呼。这些特警队的一些人都结婚了，只有曾德顺还单身，他们便起哄要他追林明珠。

但林江迈笑著没说话。曾德顺也害羞，不敢说什麽。这是他们第一次认识。曾德顺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有出任务的时候，就继续帮林江迈扛香烟架子，送她回家。这时的曾德顺其实是有其它认识的女朋友的，而且她非常积极要和他结婚。但曾德顺总是害怕拒绝了。他自认为结婚是人生一件大事，一定要非常慎重，不能随随便便就结了。

后来，渐渐和林明珠熟了，他觉得她个性开朗，温柔顾家，才开始起意要结婚。而林江迈观察这个外省警官，发现他正直善良，值得让林明珠託付终生，于是向家裡提出来。

当时的氛围，家族有许多人持反对的态度。有人说：「怎麽去嫁给外省人，嫁给一隻外省猪哦！」像林明珠的大哥林匏螺，就非常反对。但林江迈的公公林枝，这个作为龟山地主的族长，在打听过曾德顺的背景后，竟然说：陈诚这个人还不错，人品正直，他用人的原则一定很严格，他身边的人，也会是正派的人，所以可以嫁给他。

这大大出乎了家族的意外。因为当时还有许多人对陈诚推动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发放给佃农，导致他们家族的损失，非常不满。但开明的林枝反而安慰他们说，这麽多土地，我们自己都照顾不来，给贫困的农民种，总是比较好。

在祖父的支持下，林明珠嫁给了曾德顺。但林明珠的大哥林匏螺非常不谅解，曾德顺送的喜饼，他都不愿意送出去，甚至很久以后，还堆在家裡的牆角。他说，嫁给外省人，丢脸死了，谁敢出去送？

外省女婿

然而林江迈却在这个外省女婿的身上，得到最多的照顾。一九四九年才跟政府撤退到台湾的他，根本不知道什麽是二二八。他是去户籍事务所登记结婚手续的时候，才有人看著女方的户籍资料，问他：「这个林江迈，不是二二八的那个卖烟妇人吗？你哦，踩到地雷了。」

「啊？什麽是二二八卖烟的妇人？」曾德顺问。这时，户籍事务所的人向他解释，他才明白过来。「但这有什麽关系？过去都过去了，她是一个这麽平常的人，而且很善良，有什麽关系。」曾德顺心中想。

后来，他了解了二二八，也知道林江迈的过去，反而对她更同情。他非常孝顺，林江迈身子虚弱，冬天容易手脚发冷，他就用猪肉加牛肉，去炖补，后来，还用狗肉加牛肉炖补。林江迈当然不吃狗肉，他就骗她说，这是猪肉。因为混在一起，她分不清楚，只知道吃后，身子发热，就不再怕冷了。后来，冬天的时候，她总是会说：「阿顺仔，天气冷了，帮我炖一锅肉来进补哦。」

曾德顺也得到林明珠老祖父林枝的喜爱，他喜欢和他用半生不熟的国台语夹杂著，互相聊天。曾德顺不会说闽南语，有时候也会闹出笑话来。例如有一次，林江迈问他，你们警官队的早餐吃稀饭，都配什麽。台湾习俗吃稀饭是配咸菜，但曾德顺不知道怎麽的，就回答说：「哦，我们吃稀饭配石头。」

「石头？」林江迈很惊讶。

「是啊，石头。」曾德顺说。

「怎麽会这样？石头不能吃啊！」林江迈

「就是圆圆的，白白的。这样的……。」曾德顺比给她看。林江迈才终于搞懂，是馒头，不是石头。她笑坏了，把这个笑话跟邻居讲。所有邻居都笑翻了。他们后来总是跟她说：「迈啊，你那个吃石头的女婿有来吗？」

选择孤寂的人生

儿女长大了，都成家立业了，林江迈可以享一享清福。儿子想接她去一起住，但她却拒绝。林明珠和曾德顺非常孝顺，也在台北，要接她一起住，她也不愿意。她宁可一个人，在当年发生二二八的圆环一带，继续卖她的香烟，默默的走著自己的人生路。

她的孙女林素卿国中毕业，上台北来唸高职的时候，常常去看她，偶而和她一起住住，帮她看顾香烟摊子，中午的时候，可以回家吃午饭，休息一下。林素卿还记得「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正在轰动的时候，远东戏院外排著长长的人龙，她会帮祖母卖电影的「本事」。当时「本事」都是一张薄薄的纸，黑白印刷。但「梁山伯与祝英台」却是一本印刷精美的小册子，卖几元一本。祖母在看著摊子，她拿到排队的人龙中叫卖。

老祖母知道孙女生活不易，偶而会塞一点零用钱给她。但她自己却过得非常节俭。而即使是如此，她还是很注重自己的形貌。林素卿深深记得，祖母总是用一面小小的圆镜，在小阁楼式的房间裡，就著窗外微弱的天光，细细的梳著头，把头髮整整齐齐的往后梳，绑一个小髻，再插上小小的洁白的玉兰花，或者茉莉花。她的身上，总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林素卿记得，即使晚年，她罹患肝癌，身体愈发瘦弱，她仍保持一个乾淨、淡素的容颜。直到最后，一九七○年八月十三日，她病逝在马偕医院，得年六十三岁。距离那个震撼台湾历史，馀波盪漾的二二八事件，是二十三年。

林江迈生前绝口不提二二八事件，也不愿意和家人说当时的情况。震撼的历史，动荡的现场，战后贫困的台湾，只是她心底的秘密。而在当时的禁忌环境下，大家都儘量避口不谈。

她沉默走完自己的人生，却留下一个历史的空白。

她彷彿一个谜团，一个被遗忘的扉页。她彷彿更甘愿被历史遗忘，被人们遗忘。没有人知道她为什麽回到那个出事的地方，继续她的生活。也没有人可以了解，她怎麽可以原谅二二八打她的烟警，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外省人」，把她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外省人，而且是警官。

林明珠的故事

至于那个在现场陪著林江迈的小女儿林明珠，后来如何了？

林明珠和曾德顺曾有过幸福美好的生活。陈诚在建完石门水库的时候，曾剩下一些建筑材料，就拿到台北，在现在复兴北路底一带，建了一个眷村，当做警卫队员的宿舍。当时建材只够建一个水泥外壳，什麽窗户、内部装修完全缺乏。曾德顺自己学习木工，做橱柜，做家俱，学习做窗户，装设玻璃，一点一滴，慢慢建出自己的家。

林江迈过世后的次年，曾德顺却感染了当时的流行性脑膜炎。他发高热，在医院裡昏迷不醒。可怕的流行性脑膜炎夺去许多人的生命。林明珠记得当时的医院，人一进去，就躺著出来了。医生检查曾德顺，只是向她说：「可能是被鸽子粪滴到头部，感染了。没办法了，要准备后事。」

林明珠多麽不甘心，她坐在病床边，日也哭，夜也哭。她不断向老天祈祷，你不能让他这样走，不能让他这样走。他是一个外省人，他无亲无故，我只有跟著他。他走了，我怎麽活下去。我还有孩子要养啊，孩子还这麽小，你不能让他走。

严家淦也来看过，他看得出来没什麽希望了，就交待要照顾家属。警官队的人向她说：如果曾德顺过去了，林明珠可以去那裡工作，总是可以安排的，不要担心。但林明珠怎麽会甘心？

她天天跪在丈夫的病床前祈祷，心狂意乱，也不知道是向什麽神祷告了。她只是哭，有人来了，她才勉强站起来，不敢哭。但人一走，她继续向老天哭诉。曾德顺眼看是没有救了，他双眼翻白，像一个死人。林明珠看了害怕，却不愿意放弃。医生看不下去，用一块黑布盖上曾德顺的脸。就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双眼翻白的丈夫，搏斗了五天之后，曾德顺竟然奇迹似的，慢慢醒过来。

醒来几天后，曾德顺发现电视机的声音，週遭的声音，像大炸弹一样，炸得耳朵快要爆炸了，完全无法听见声音。他搞不清楚为什麽，却只觉得声音慢慢变小，最后终至于完全听不见了。那时候开始，他知道自己变成一个聋人了。

林明珠和曾德顺不弃不离。曾德顺为了照顾家庭，回去警官队担任文书工作。本来是神枪手的他，射击一样准确，只是无法再担任警卫工作了。就这样，他工作直到把孩子都带大，直到退休。

现在，林明珠谈起母亲林江迈，童年时代的二二八记忆，以及后来嫁给外省人，并不觉得有什麽特别的。她只是觉得，丈夫是一个可靠的人，忠实的人，一起生活的这些岁月，他们互相照顾一辈子，这样就够了。

这或许是林江迈把林明珠嫁给曾德顺时，心中在想的吧。

尾声

没有人知道林江迈在想什麽，或者什麽也不想，只是想把生活，好好过下去。

她是二二八最直接的第一个受难者，但她却在二二八之后，回到最初的现场附近，继续她的生活。她把女儿嫁给外省人，并不得到家族的全部认可，幸好有开明的公公支持她。她是怎麽想的呢？

在她女性的心中，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认知，一个在政治、族群、省籍之上的另一种「人」的根本价值？这种女性的坚毅、沉默、韧性，是不是能够超越二二八被赋予的那些符号，而有另一种意义呢？

二二八事件六十年之后，我们重新凝视她的面容，还会看见什麽？在政治之上，我们能不能看见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阿嬷，一个底层的平凡的母性之心？

或许，高尔基在小说《母亲》裡的一句话可以诠释：「沉默的母亲知道，爱比恨更长远，她会因此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