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仪式冷知识：何应钦“卑躬屈膝”怎么回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庄严举行。对于仪式的安排，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酒桌方式。由于美军方面的干预，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用加宽的方式避免可能存在的“威胁”。

由于担心日方“受到刺激”，甚至做出自杀的举动，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方佩戴刀剑的请求。日方除冈村宁次外，帽子一律不准放在桌上；中方代表的帽子全部摆在桌上。另外还规定投降者必须敬礼，即：一到会场即向总司令官何应钦敬礼；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领取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冈村宁次签字毕，由小林向何应钦交还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三次礼。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而这也是出于美军的建议。但在小林至中方桌前呈交降书敬礼时，何应钦起立作答，并接过降书。这时就发生了历史性的一刻：由于中方所用桌子较宽，何应钦为了接到小林手中的降书，向前弯腰程度甚于小林，此景正被摄像机记录下来。这可能只是何应钦的无心之举、无奈之为。

如果单凭此照片的“弯腰过低”来指责何应钦“有损国威”确实有失公允，但何应钦及国民政府战后媚日之举却是昭然若揭。

当天，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签字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在此之前，日本与中华民国还缔结过两次停战协定，一是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二是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这次日本战败，冈村却在仪式上感受到了如同以前胜利时的心境，不知让人作何评述。

10月21日，冈村在与何应钦研究撤侨问题时，何应钦先以日语问候，又表示“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加以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良苦用心者，因此遂企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会谈在一副旧友重逢的和睦气氛中开始，公务结束后，中方拿出了甜酒，与冈村宁次干杯畅叙了两小时。实在是好一个“国内情况”，好一个“良苦用心”。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形容何应钦：“何应钦是我的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景。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会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社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像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冈村宁次回忆道“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的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所做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

日本投降仪式冷知识：何应钦“卑躬屈膝”怎么回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庄严举行。对于仪式的安排，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酒桌方式。由于美军方面的干预，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用加宽的方式避免可能存在的“威胁”。

由于担心日方“受到刺激”，甚至做出自杀的举动，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方佩戴刀剑的请求。日方除冈村宁次外，帽子一律不准放在桌上；中方代表的帽子全部摆在桌上。另外还规定投降者必须敬礼，即：一到会场即向总司令官何应钦敬礼；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领取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冈村宁次签字毕，由小林向何应钦交还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三次礼。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而这也是出于美军的建议。但在小林至中方桌前呈交降书敬礼时，何应钦起立作答，并接过降书。这时就发生了历史性的一刻：由于中方所用桌子较宽，何应钦为了接到小林手中的降书，向前弯腰程度甚于小林，此景正被摄像机记录下来。这可能只是何应钦的无心之举、无奈之为。

如果单凭此照片的“弯腰过低”来指责何应钦“有损国威”确实有失公允，但何应钦及国民政府战后媚日之举却是昭然若揭。

当天，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签字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在此之前，日本与中华民国还缔结过两次停战协定，一是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二是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这次日本战败，冈村却在仪式上感受到了如同以前胜利时的心境，不知让人作何评述。

10月21日，冈村在与何应钦研究撤侨问题时，何应钦先以日语问候，又表示“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加以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良苦用心者，因此遂企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会谈在一副旧友重逢的和睦气氛中开始，公务结束后，中方拿出了甜酒，与冈村宁次干杯畅叙了两小时。实在是好一个“国内情况”，好一个“良苦用心”。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形容何应钦：“何应钦是我的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了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景。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会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社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像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冈村宁次回忆道“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的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所做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