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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写过不下10份遗嘱 开始并未打算让蒋经国接班

1949年政局变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陪着他,这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认识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后来在台湾才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矫雯竹,原题:《蒋介石写过不下10份遗嘱 一开始并未打算让蒋经国接班》

专访浙大“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谈蒋介石的晚年生活

1975年4月5日夜,蒋介石因并发性心脏病逝世于台北,终年88岁。次日,台湾各传播机构播发了这一消息,并公开了蒋介石的遗嘱,台湾社会为之震动;2天后,《人民日报》也以“蒋介石死了”为题,刊发了这则讯息。

这位曾经的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晚年面对的是日益不利的内外环境与身体上的病痛折磨。然而,陪伴他度过最后岁月的家人、宠物,相关照片为何迟至21世纪才得以公开?留下了多达10份遗嘱,究竟是为交代何事?晚年健康状况不佳,蒋介石如何应对关于他已病故的谣言?心心念念希望长子“接班”,又如何步步为营、磨砺和提拔蒋经国?

带着这些问题,早报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

晚年四次“露面”证明活着

东方早报:蒋介石晚年身体状况如何?他的病情曾是绝对秘密,卧病期间外界不断有关于他病情的谣传,甚至传言他已经去世,他是如何处理的?

陈红民:现在很多人把蒋介石的晚年写得很不堪。关于他的身体状况,曾长期任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跟我聊过,他说,80多岁的人,不管是多了不起的人,生病了都是那样,所以不宜过分渲染。

蒋介石活到88岁,经历那么多的沧桑和风波,也是高寿了。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是,当年算命的人说他活不过63岁的,正好在1949年蒋介石就是63岁,所以他认为自己剩下的寿命都是上帝给的。

蒋介石晚年身体有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还动了手术;另外他满口假牙,不能吃硬的东西。他的心脏、肺相继出现问题,到最后手发抖、不能写字,坚持了几十年的日记也停下了。

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有个特点,领导人是终身制的,他们的个人安危都是国家最大的秘密。蒋介石的健康状况会有神秘色彩,因为他的死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蒋介石如果总是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引发公众猜测。因此他的家人就用几次公开露面,或者家庭照片来证明他还活着。

1973年以后,宋美龄策划了蒋介石的四次“露面”。1973年7月孙子蒋孝勇结婚,媒体发布了新婚夫妇和蒋介石的合影;同年11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全会的10位主席团成员,到“荣总”晋见蒋介石;第三次曝光是蒋孝武夫妇去士林官邸探望时,对外发布家族活动的合影,肃清当时关于蒋介石已经去世谣言;第四次在1975年初,蒋介石接见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马康卫,是一次政治性亮相。

不过,因为从蒋经国接班(1972)到蒋介石过世(1975)之间有几年的时间缓冲,所以他真的过世时,台湾社会虽然震撼也很大,但政局、政务相对稳定。上述这些举措,只是为了政局的平稳。

东方早报:2010年4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来浙江大学参加“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首次披露了蒋介石与宠物狗的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过去被禁止传播,请您介绍一下背后的故事?

陈红民:蒋介石一直有专用摄影师,叫胡崇贤,蒋叫他“胡照相”。邵铭煌有一篇文章叫《蒋介石现形记》,里面披露了蒋介石大量晚年的照片,包括蒋介石和宋美龄下棋的照片、和孙辈在一起游玩的照片等等。蒋介石的照片、录音、录像都存在国民党党史馆,这些照片一直有,但过去为了维护“领袖形象”,不适合公开。

蒋介石养狗不是晚年才开始的,日记中也有大量关于狗的记述。他有只白色的狗叫“小白”,还有一只咖啡色的狗叫“Brown”。蒋日记中曾记过,有一次狗在他的地毯上小便,那是宋美龄新买的地毯,蒋很生气,就把这只狗关禁闭,不许它吃饭。

蒋大量的照片都有狗跟着,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宠物的人,这与公众眼中的领导人形象是不一样的。威权社会中的领导人往往都是以政治的形象出现的,比较严肃,最多抱抱小孩儿,而这些生活细节很颠覆他的形象。我一直建议国民党党史馆出版一本蒋介石和宠物狗的照片集,一定受欢迎。


写过不下10份遗嘱

东方早报:蒋介石写过不下10份遗嘱,主要是交代哪些内容?

陈红民:他的10份遗嘱不都是晚年写的,他从1920年代就开始写遗嘱了。

民间私下对蒋过世七八天前的那份公开遗嘱有质疑,一方面因为它充满着自我标榜与政治口号,空洞无物,一方面因为官方宣称蒋是在睡眠状态下过世的,事先无征兆,怎么写遗嘱呢?但蒋介石有留遗嘱的“特殊癖好”,他认为生前就要把事情交代好,大部分遗嘱都是早期写的。

1920年代他就写遗嘱,当时在打仗,遗嘱是关于财产怎么分——不过他当时也没什么财产。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学生冲击外交部,王正廷、蔡元培被打得头破血流,他又写了一份遗嘱。

1934年的遗嘱大概是最正常的,是他跟宋美龄第一次回到奉化,碰到要处理蒋经国、蒋纬国和宋美龄的关系问题,他写了一份遗嘱,除了交待他死后宋美龄要与经国纬国以母子相待外,还说财产如何分,甚至说到死后要与宋美龄合葬在南京中山陵。

西安事变时他写了3份遗嘱,蒋经国、蒋纬国1份,宋美龄1份,交代家里的关系。他对宋美龄说如果你对我好,就把经国、纬国当成自己的儿子,又对经国、纬国讲,如果认我做父亲,就要把宋美龄当作母亲。之后,又像孙中山一样写了一封《告国民书》。

到了台湾,1962年蒋介石因为前列腺要动手术,写了一份遗嘱交代“交班计划”。当时陈诚是副领导人,如果蒋去世的话由陈继任领导人;剩下台湾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台湾省主席和“行政院院长”,他要求只能在周至柔、袁守谦和蒋经国中三选二。周、袁是台湾省主席、交通部部长,地位较高,蒋经国当时资历最浅,职位最低,而蒋将其与陈诚并列,嘱咐“互谅互助,彻底合作”,是竭力提升蒋经国的地位。

1971年蒋介石写了1份遗嘱,说如果他不在了,蒋经国可以做严家淦的助手,担任“行政院长”,且党政必须采取集体领导制。当时制度上规定严家淦权力最大,集体领导制实际上是不信任严,也是在提醒他不能把权力全部继承,实际上是让蒋经国通过集体领导制获得权力。

1972年蒋经国当了“行政院长”,“接班人”的地位基本稳固了,所以这以后的遗嘱就完全不涉及人事,只剩“反攻大陆”这种很“空灵”的事情。

蒋介石去世后,这份经宋美龄、副领导人和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是这样的:“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营,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蒋经国如何接班

东方早报: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介石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陈红民:首先继承问题当然很重要,但1972年蒋经国做了“行政院长”之后已尘埃落定。事实上,1972-1975年蒋介石的生活相对悠闲,因为能解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办法,比如“反攻大陆”,已然无望,他心里很清楚。剩下的经济建设,他自己也不是太懂,当时在台湾推进“十大建设”,这些工作主要还是蒋经国他们在做。

其实蒋介石晚年就不太考虑很具体的问题了。他身体不是很好,蒋经国每天早晚两次去见他,行政上的事情包括人事等都是蒋经国在面见时汇报,回头再在会上传达,其他人是见不到蒋介石的。

我认为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和美国的关系,担心台湾被美国抛弃。因为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如果再失去美国支持,就更加岌岌可危。

从蒋介石晚年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在关心国际大事,包括欧洲、非洲、东南亚国家的局势。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建设不太操心,偶尔会关注人事的布置安排。这里的原因在于,台湾的局面是否能继续维持,不在于他自己怎么努力,而在于国际格局怎么变化。如果变化不好,他就被人家玩掉了。他自己没有任何砝码。

东方早报:蒋介石最终把“接班人”的位置传给了蒋经国,这个“传子计划”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

陈红民:我认为一开始是没有所谓“传子计划”的。

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关系原来并不好,毛福梅(编注:蒋经国生母)去世后交流障碍才逐渐少了。蒋介石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是1940年代蒋经国进入中央干校,那时候他就开始说“革命后继有人”。1949年政局变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陪着他,这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认识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后来在台湾才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

但培养蒋经国接班有两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蒋经国当时访问了美国五六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了解和接触美国,也让美国方面了解他。

第二方面是内部的阻力,比如吴国桢、陈诚这些老一辈“权臣”。早期是通过陈诚和吴国桢两个人的矛盾相互牵扯,当然这不只是蒋经国的问题,甚至还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威。1965年陈诚去世之后基本上没人能对蒋经国造成威胁,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培养他。所以从“国防部长”再到“行政院副院长”,从军到政的过程,都让他去历练。

东方早报:蒋介石不信任老部下,执意要儿子接班,是否受到大陆时期的经历和教训的影响?

陈红民:不完全是,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蒋介石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走出来的人,他有现代政治意识但他做不到,甚至他不知道怎么做。我个人感觉,他对未来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没有蓝图。

所以他很多政治经验都来自传统社会。他首先是要确保国民党政权不丢掉。第二,在把他所有的对手打倒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能接班,因为他手下已经没有人可以继承他——陈诚去世,吴国桢被赶走,剩下的这些人中,严家淦比较能干,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资历很浅,军队也不会听他的,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办法来领导国民党的政权。

蒋介石心目中的国家领导人,领导的是一个现代社会,比如军权、司法权是分制的,经济交给具体的部门,这就需要领袖必须是全能的,需要全方位的培养。最后就像他自己一样,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全才,继承他的人也必须是这样。

另外蒋介石年纪大了之后,跟社会的接触面也很窄,他同辈的比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些人,他看不上了,他学生这一辈他也看不上,最后他也找不到人接班。他满眼看到的就是蒋经国,只有这个儿子。

国民党有自己的政党伦理,选择领导人既要有能力,革命经历也要有。这样来看蒋经国,他的履历完整,各方面能力都得到过锻炼,国民党内除了陈诚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和他比。其实蒋经国也不容易,1949年开始培养,到1972年接班,20多年的培养也真是下了血本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伦理,好坏另说,但也不能说蒋经国完全因为是蒋介石的儿子就做了地区领导人。

东方早报:关于蒋介石去世消息是如何公布的?台湾社会的反应如何?

陈红民:蒋介石去世是1975年清明节。那天白天天气特别好,到晚上突然就电闪雷鸣,蒋经国就称他父亲病逝时台北的天象是“风云异色,天地同哀”。当时蒋介石已经生病很久了,所以很快就公布了消息,没有特别之处。

他最后的遗嘱是在1975年3月29日口授,由秘书秦孝仪整理记录的。4月5日蒋去世的当晚,这份经宋美龄、副领导人及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迅速由“行政院”新闻局交各传播机构播告。

蒋介石是基督徒,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甚至一般民众都不知道。所以遗嘱中有“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大家很奇怪这怎么能联系在一起。他陪葬的书中既有孙中山的书,也有基督教的《荒漠甘泉》等。

对于当时台湾民众来说,蒋介石去世的消息还是很震撼的,毕竟他的权威与影响力无人能及。各种假期活动取消,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停止营业,各商店门前下半旗哀悼,民众多佩戴黑纱。

另外,当时世界政治局势还有不确定性,虽然蒋经国上台,但民众内心还是有恐惧,台湾何去何从,所有的压力都还在。

4月9日中午,蒋介石遗体移到台北“国父纪念馆”灵堂,并于10日-14日开放灵堂,供民众瞻仰遗容。据台湾报纸统计,5天内前往瞻仰者达2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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