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长梁兴初化装成“中央军”中校，曾思玉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成少校，几名机关人员和副连长刘云标化装成少校副官，走在队伍的前面。



在长征途中，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亲自与担架员谈话，为毛泽东选定担架员；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他亲自为毛泽东送急信，和毛泽东结下深情厚谊；他带侦察连意外缴获国民党报纸，使毛泽东获得陕北苏区有红军的消息，从而确定了长征落脚点。他这三次行动得到毛泽东的夸奖。他就是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原济南军区司令员、信丰籍老红军曾思玉。

得知曾思玉就是红二师通信部主任，曾为自己挑选过担架队队员之后，毛泽东禁不住地夸奖他：“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上旬，红一军团第二师由兴国撤至于都县的段屋、宽田地区集结待命。这天下午，烈日当空，天气格外炎热，时任红二师师部通信主任的曾思玉正在离师司令部不远的一棵硕大的樟树下检查武器装备。忽然，第二师参谋长李棠萼高声地喊道：“曾主任！你赶紧来司令部一下。”曾思玉应声回答：“好！”便立即一路小跑，走进了师司令部。李棠萼郑重地告诉他：“曾主任，你明天一早带一个排，到红军总部去领地图。”并交待说，领地图的事你知道就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同时还把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写给刘伯承总参谋长的信交给他。

第二天一早，曾思玉带着一个步兵排、两个挑夫出发了，一路急行，大约走了30多公里路程，下午4时左右才到达红军总部。当即把信呈给了刘伯承。第二天早餐后，曾思玉到总部收发室，领到地图后，才又去面见刘伯承，看刘伯承还有什么话要交待。刘伯承说，千万不要把地图弄湿了，并交给曾思玉一封信，然后神情十分严肃地说：“一定要把这封信保管好，回去交给你们师长，并发个电报回来。”

听完刘伯承的指示后，曾思玉立即敬礼，表示坚决执行命令。那时没有塑料布，曾思玉就用油纸（桐油刷纸）包好地图，一路急赶，顺利地回到师部，然后把信交给陈光师长。陈光告诉曾思玉现在就把地图分到各个团去。在分完地图后，陈光问曾思玉：“你是信丰人吧？对新田、古陂、安西、小河、正平一带的地形熟不熟？”曾思玉爽快地回答：“我是土生土长的信丰人，对你讲的那些地方，我都非常熟悉。”陈光高兴地说：“那你是一张活地图啊！现在部队要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就在信丰那几个地方，既然你对那些地方很熟悉，大部队的行军就由你当向导了。”

10月16日傍晚，红二师从宽田出发，渡过于都河，向安远、信丰方向挺进。曾思玉作为师部通信主任，每到一地，不但要保障师部对内对外的联络通讯，而且还要调查行军路线，侦察地形和敌情，经常参加侦察连的集体行动。为此，他备有三套“行头”：红军服、国民党军装和老百姓衣服，见机行事，按照需要，随时换装，从而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1935年4月底的一天，陈光接到红军总部保卫部门通知，因毛泽东患病，要红二师给毛泽东挑选担架队员。陈光将这一光荣任务又交给了曾思玉。曾思玉接受任务后，在全师担架队里挑了六位年轻力壮的担架队员，他们分别来自瑞金、兴国、于都等地。其中一位肖班长和一位姓刘的兴国老表是曾思玉比较熟悉的。在贵州桐梓县，曾思玉因流鼻血，部队要出发，师首长派一副担架抬着他走了两天时间，抬担架的就是肖班长和刘同志。

在抢渡金沙江的路上，中央纵队休息让路，让红二师先行。毛泽东坐在担架上利用休息时间看书。负责毛泽东日常事务的管理员、警卫员、挑夫和抬担架的6名担架队员陪同他休息。当曾思玉经过时，担架员肖班长大声地喊：“曾主任，曾主任，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赶上来啦！”毛泽东听到喊声，立刻放下书本，好奇地问身边担架员刘同志：“哪个是曾主任？” 刘同志用手指着曾思玉告诉毛泽东：“他就是我们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曾思玉，他是我们江西信丰老表，我们几个担架员就是他一个一个跟我们谈话后选定的。”曾思玉赶忙跑上前去，向毛泽东敬礼和问好。这时，肖班长赶紧向曾思玉汇报：“遵照你的指示，我们一路非常小心谨慎，毛主席非常关心和体谅我们。道路不平或爬山时，他不坐担架，在警卫员的帮助下，拄着一个拐杖行走。只有在道路平坦时才坐在担架上看书。”曾思玉对这几个担架员说：“你们辛苦了，一定要照顾好毛主席！”毛泽东随即问曾思玉：“你今年多大岁数啦？”曾思玉回答：“报告主席，我24岁了。”毛泽东笑了起来：“才24岁呀，年轻小伙子嘛。”然后又说：“你这位信丰老表很精干哪！我曾五次到过你们信丰。1930年4月，我率部队攻克你们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还送过十支步枪给你们县苏维埃政府。”曾思玉接上话：“那年你还在我们县城大王庙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已经参加了赤卫队，当时部队派我下乡，所以没能聆听到你的讲话呀！”毛泽东“噢”了一声，接着说：“1932年7月，我还在你们县城水东村新屋里住了14天，你们县城有一座宝塔，十分漂亮。离宝塔不远处的桃江河上有一座长廊式的、上面盖着瓦的水东桥也十分雄伟壮观。信丰土特产很丰富，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三宝‘萝卜、烟叶、红瓜子’，还有红辣椒、草菇，尤其这草菇鲜嫩无比，美味可口……”毛泽东十分亲切地与曾思玉攀谈起来，最后鼓励他：“通信工作很重要！有许多命令的传达就要靠你们用铁脚板去完成的。”“要想革命就不能怕死，就要克服困难，吃苦耐劳。”这是曾思玉第一次面对面地聆听毛泽东的教导，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又第一次得到毛泽东的夸奖，一路上曾思玉都兴奋不已。

曾思玉奉命为毛泽东送信给徐向前。出发前，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

长征途中，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抉择上，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倾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关键时刻，党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毛泽东亲笔给徐向前写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避免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这封生死攸关的急信是谁送的呢？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苏区，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主要危险———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但是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人数不足3万，而他有8万多人时，开始自恃人多枪多，个人野心逐渐膨胀，主张两军会合后，控制川西北地区，向南进攻。他在北上与南下的战略行动方针上从阳奉阴违到公然反对。8月3日，红军总部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即红一军团）、第三军（即红三军团），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率红一方面的第五军（即红五军团）、第三十二军（即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与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路军。两路军到四川省的班佑会合。

1935年8月下旬，右路军到达四川省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8日晚，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在养病的周恩来处开会，讨论北上与南下问题。深夜10点，以参会7人名义电告张国焘，敦促他率左路军北上。9月9日上午，张国焘对党中央电报置若罔闻，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主持一个会议，译电员吕黎平见他正在讲话，就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匆匆看了一眼就吓得愣住了。电报的核心内容是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感到事态十分严峻，借机离开了会场，悄悄赶到一二百米外毛泽东的住处，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嘱咐叶剑英交给陈昌浩。

当会议结束后，陈昌浩得知了张国焘的密电内容，就找到毛泽东说：“我接到来电要南进，怎么办？”毛泽东回答：“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就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周恩来、王稼祥病重，都住在三军团司令部，我和洛甫（即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和周恩来、王稼祥开会研究一下吧。”陈昌浩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9月11日早晨，师长陈光、政委肖华把曾思玉叫去。陈光手中拿着一封信，神情严肃地说：“曾主任，交给你一个极其重要十万火急的任务。这是毛泽东写给四方面军徐向前总指挥的一封信。你带六团第一营和师部备用电台，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昨天经过的那个岔路口。无论如何要把毛泽东的亲笔信送到徐总指挥手中，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一封信，任务艰巨，困难很大。但是，你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红军干部，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如果遇到意外，哪怕牺牲自己也要设法将信送到徐向前总指挥手中。” 曾思玉回答说：“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完成。”随后，陈光、肖华带曾思玉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所在的屋子里。陈光向毛泽东报告说：“这是我们师部通信主任曾思玉，由他来执行送信任务。”毛泽东见到曾思玉，满脸露出笑容：“哎呀，你不是给我选派担架员的曾主任吗？主任亲自出马，一个顶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顺利完成这次送信的任务。”然后用手指着地图说：“徐总指挥从东面来，一定会经过这个岔路口向毛尔盖去，你必须争取时间，抢先赶到岔路口等候。”曾思玉立即敬礼回答：“请主席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了出来，看着曾思玉，神情变得更加严肃：“曾主任，那可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呀，送这封信说不定会付出重大代价，甚至还会流血牺牲的！”曾思玉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跟着你干革命，我们红军战士心里就亮堂，就高兴，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也是光荣的！”

随后，曾思玉带红二师第六团第一营和电台，冒着细雨，迎着迷雾，向目的地跑去。经过强行军，大约在下午2时，曾思玉和所率的第一营就赶到了岔路口,立即对东西两面道路观察，并判断出徐总指挥的马队尚未经过此路口，曾思玉当时心情十分激动，心里想，这下可好了，完成送信任务更有把握了。随即命令营长曾保堂带部队立即布置警戒线，还派出观察哨，用旗语作信号联络等候。曾思玉带一个班则在岔路口南侧雪松下休息等候。大约等了两个小时，观察哨的旗语信号报告，东面有一支骑兵队奔驰过来了。曾思玉心想，可能是徐总指挥的马队来了。果然，先头几个骑兵飞奔而来，刹时就到了面前，曾思玉立即拿着信摇晃着并高喊：“同志们停下，停下！徐总指挥来了吗？”马队停了下来。曾思玉问：“请问哪位是徐总指挥？”一位马背上的红军战士回头指着徐向前说：“这位就是我们的徐总指挥。”曾思玉万分激动而惊喜地问：“您就是徐总指挥？”得到肯定回答后赶快把信呈上。徐向前接过信，看信封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就迅速拆开仔细地看了一遍。只见他眉头紧锁，脸上突然严肃起来，并非常气愤地随口说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当时站在徐向前身边的曾思玉心里也是极度紧张，他向徐向前敬礼，然后问：“报告总指挥，您有回信吗？”徐向前略为思索后说：“没有回信，我写个收条签上名字。”并详细地询问了曾思玉的职务，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曾思玉接过签字的收条后，逐一作了回答，并向徐向前敬礼，然后就返回追赶部队。后来，曾思玉在他写的《前一百年》回忆录中详细地回忆了这一情节：“给徐总指挥送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向前，徐总指挥的高级指挥员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揣摩着，毛泽东给徐总的这封信，可能是揭露张国焘妄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阐述为了挽救红军，避免红军内部冲突而造成互相残杀的悲剧。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领右路军继续北上的事实真相，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当时，身为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历史最危急的紧要关头，旗帜鲜明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才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天上午，曾思玉赶上了大部队，回到了师部，并简要汇报了送信过程。陈光、肖华听完汇报后，满意地说：“通信主任亲自执行，火速送毛主席的亲笔信，圆满地完成任务，使毛主席放心了！”曾思玉把徐总指挥签字的收条交给了陈光，陈光迅速派人把收条送交毛泽东。

曾思玉带侦察连意外缴获国民党报纸。毛泽东看后高兴地在大会上宣布：“我们再经过几天行程就到陕北，就同陕北苏区红军会师了。”

1935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省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后，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说道：“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通过报纸，毛泽东知道了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决定下一步到陕北去落脚。奥托·布劳恩（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1935年9月在甘肃省岷县举行军事会议，“坚持以前的决议，继续向陕北的苏维埃根据地前进，而且要加快速度。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关于陕北形势的新消息起了作用。”这个“陕北形势的新消息”是谁提供的？

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后，陈光师长命令曾思玉率红二师侦察连化装成“中央军”到哈达铺进行侦察。连长梁兴初化装成“中央军”中校，曾思玉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成少校，几名机关人员和副连长刘云标化装成少校副官，走在队伍的前面。

哈达铺是甘肃省岷州境内一个较大的镇子，回汉两个民族居住于北。傍晚时分，曾思玉一行到达哈达铺。正巧，国民党鲁大昌部下一名少校副官带领一支有几十匹马的骡马运输队也刚驻进了哈达铺一个骡马店。当曾思玉、梁兴初等人带领侦察员进到镇公所时，这位国民党少校副官和镇长急忙走了出来，表示欢迎：“你们辛苦了！兄弟我没出来远迎，还敬请原谅！”很快，曾思玉他们就了解了运输队的基本情况，并得知骡马队驮着服装、弹药以及面粉等物品。少校副官带着曾思玉、梁兴初他们来到骡马队。“中校”梁兴初说：“少校副官，骡马运输队的东西全部交给我们接收，不打收条！”这位少校副官听后顿时脸色变得苍白，吓得不知所措。梁兴初接着讲道：“你不用害怕，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共产党红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你可能都听说了吧？只要放下武器，一律给予优待。”就这样，少校副官和他的骡马队人员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了俘虏。清理物品时，有一捆报纸引起了曾思玉的注意，因为他知道，毛泽东非常爱看报纸，更知道报纸对于当时被严密封锁下的红军的重要性。曾思玉、梁兴初、曹德连等就以最快的速度把报纸上交了师部，陈光、肖华很快就把报纸交给了毛泽东。

红军占领哈达铺后，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索尔兹伯里在回忆录中写道：“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曾思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场设在一座关帝庙院里，大庙院内有一座戏台，是供人们赶庙会看戏用的，只好临时把它当作会议主席台。当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健步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首先，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开会，然后请毛泽东讲话。

这时，只见毛泽东向大家招手致意，微笑着向大家说：“同志们好！”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大家高声地呼喊：“毛主席好！”

毛泽东又挥了挥双手，示意大家坐下，然后开始作报告。后来，曾思玉多次回忆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内容。1996年10月17日，曾思玉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座谈会上说：“对于长征的这一伟大意义，还是1935年9月红军到达哈达铺，毛泽东在接见红军干部时就作了深刻的阐述，他用洪亮的声音对我们在座的同志说：我们的长征是不会白走的，她是播种机，沿途留下了受伤的同志，会生根发芽；她是宣言书，扩大了共产党的威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使几万万民众知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剩下的这几千人，人数是大大地减少了，力量虽然小了，但这是我们党和红军的精华，有了我们这些坚强的同志，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2010年冬，曾思玉又回忆起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我们这些幸存者终于踏过了千山万水，突破了敌人腊子口最后一道防线，胜利地到达这里。我们所剩人数虽然不多了，但我们是红军的精华，我们是钢铁英雄汉，是革命的骨干。正如古语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突破了敌人围追堵截，我们胜利了，长征就要胜利了。我们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红军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红军是英雄好汉。我们红军是宣传队，向全中国人民大众宣传……我们是播种机，把红军的种子播种在十一个省内，我相信它会发芽、开花、结果的。张国焘搞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他们南下，此路是不通的，他们还要回来的。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红二师侦察连在哈达铺俘获了敌人的一个骡马大队，缴获了新近出版的报纸，上面登载了陕北‘赤区’的消息，那里有一支红军。我们再经过几天行程就到陕北，就同陕北苏区红军会师了。’毛泽东话音刚落，会场上就立刻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和快乐的欢笑声。”

曾思玉他们弄到的报纸，为党中央决策把红军的“家”安在陕北起了重要作用，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夸奖。正如索尔兹伯里在回忆录中所说：“现在，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确切的目标才日渐明确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召开后，根据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地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