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罗振玉相交30年，却一朝绝交，到底发生了什么？

鲁迅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样。”

伯希和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

陈寅恪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们说的这位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世界级学者，是海宁王静安先生，也就是王国维。

一、爱子死后，误会叠至

1926年9月26日，在上海江阴路上的一处宅子，正在举办丧礼。哀乐低鸣，白幡飘扬，前来吊唁的友朋面色凝重，一位老人偕夫人、儿媳默默地鞠躬回礼。这位老人是王国维。

这一天，王国维痛失长子潜明。王潜明终年27岁，一个有为青年，骤然西去，将父亲的魂魄也一并摄去。他们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动荡的时局让知识分子们感到无所适从。王国维对自己的子女没有很大的期待，只希望他们能衣食有着，一生无虞。



1919年，王潜明遵从父亲意愿，考取了天津海关。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在海关工作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从他入职直至病逝，海关的工资一直在涨，1926年时，月薪已达到143元，要知道，当时清华园国学研究所的助教的月薪，还不到他的一半！

在王潜明参加工作的前一年，即1918年，迎娶了父亲的挚交罗振玉的小女罗孝纯为妻。夫妻伉俪情深，婚后育有两个女儿，但不幸皆早亡。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他的父亲、溥仪和罗振玉对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罗振玉的影响是铭诸肺腑的。罗振玉较他年长11岁，亦师亦友，罗振玉一生中的活动，王国维几乎都如影随形，这对王国维的人生路径和治学的影响颇为深远。但是二人亲密的关系，却随着王潜明的死破裂了。



罗振玉从天津赶到北京，除了要为女婿送别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接守寡的女儿回家。他知道女儿与继婆婆有矛盾，如今又失去丈夫，实在没有必要再呆在王家。王潜明入殓后，王国维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痛中，亲家公罗振玉就把孝纯带走了，而且是不辞而别。

王国维内心非常不满，难道我连儿媳妇都养不起了吗？莫说是知识分子，就是对普通人，罗振玉的做法，怕是都让人难以接受。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的笔墨官司，谁都觉得委屈。

二、罗王的性格

罗振玉侄子回忆，罗性格强势，脾气急，做事稍欠冷静。而王国维性复忧郁，随和，情感冷静内敛而又热烈。这一点从二人的通信中表露无遗。王潜明死后，上海海关给了一笔2000多元的抚恤金。王国维一直以为，罗振玉携女“大归”（指妇人被夫家遗弃，永归母家），是不合情理风俗的。但是，他仍然尽力安排好大儿媳的寡居生活：他将二儿子的长子王庆端过继给孝纯。然后将2000多元的抚恤金全数寄给了儿媳。再者他说，以后儿媳在罗家的生活费，仍然由王家承担。

没想到，儿媳拒收了这笔抚恤金，罗振玉还表示女儿他养得起！几次三番，罗家终于同意接受了这笔抚恤金，但是表明这笔钱将拿出大部分用于嗣子庆端的教育及结婚。只是可惜，王庆端又早亡。

你来我往，二人30年金石之交已经变了味。直到1926年11月3日，罗振玉给王国维寄来一封“绝交信”，为两人的关系划伤了一个句号。

罗振玉（中排左二）全家福

事实上，罗王二人的矛盾，在王潜明病逝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原因就在于，罗振玉认为王国维“不听话”。

第一件事，辛亥革命以后，清逊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里，罗振玉和升允推荐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1923年，罗振玉将自己的著作《殷墟书契前后编》《考释》等书，从天津寄到北京，让王国维呈给“皇帝”溥仪。王国维拒绝了。

第二件事，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弹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罗振玉让王国维代为呈递奏折。王国维又拒绝了。

这两次拒绝，王国维其实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罗振玉考虑。因为郑孝胥与罗振玉有矛盾，而且他听说，京城里有关于罗振玉和升允“结党”的传闻。王国维就是希望罗振玉不要锋芒毕露。而罗振玉却误以为王国维是只图自保的人。所以，他在绝交信的言辞，已经超出了儿女家事的争执，而是直接说自己是墨子一样博爱的人，而王国维是杨朱那样自爱自私，二人非同道之人。既非同志道，又何必共叙旧谊呢？

三、静安自沉

在长子去世以后的半年间，以蒋公领导的北伐军快要打到北京了。时局动荡，江河日下。王国维唯恐自身受辱，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尽。那里的水实际上很浅，死时衣服都没有完全湿透。但他的死是平静而坚决的，因为下面全是淤泥，静安是头朝下窒息而亡，没有给自己活的机会。

鱼藻轩

静安先生被捞起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遗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书是静安先生死前写就的，他解释了自尽的原因，无他，只恐再受辱啊。

在清朝亡后，连“皇帝”溥仪都把辫子剪掉了，但是还有三个人留着辫子，成为当时有名的三条辫子：一条是张勋的辫子；一条是怪才辜鸿铭的辫子；一条是王国维的辫子。毕竟，自己头上还留着那根小辫子，人们自然会把他看作大清遗老。

他的妻子潘氏曾经问过他：皇帝都把辫子剪掉了，你还留着干什么？王国维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这让人想起辜鸿铭的小辫子，辜老在北大讲课时，学生看到他的辫子哄堂大笑，觉得很滑稽，辜老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当时北大的学生“喜欢”给人剪辫子，但是对王国维却极尊重，从不敢拿他的辫子“开刀”。辜老的辫子与大清无关，他要留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大清，也不是西方舶来的民主和科学。同样，王国维的辫子，也与大清无关，而与他一生恪守的感恩和终始观念相关。



自己还做过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溥仪被赶出皇宫的时候，他已经到清华当导师去了，但为了忠于自己“善始善终”的信条，还是护送溥仪去了天津。说他的死是殉清，实在是没有道理。若真是殉清，为什么1912年清帝退位时不死？为什么“皇帝”被赶出紫禁城时不死？偏偏要在大清亡了15年后才死？

遗书中，他对自身只要求薄葬即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儿的生计问题。自己的书籍也拜托给最信任的陈寅恪和吴宓处理，通篇没有提到罗振玉。倒是罗振玉，在获悉静安先生死讯后，说：“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之死被理解成殉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罗振玉罗织了一份假《遗折》。那是在静安先生死后的第三天，即6月5日，罗向溥仪呈递了他编造的王国维《遗折》，说清亡后无人殉节，国维以死明“报国有心”。溥仪在天津的张园看到折子后，大为感动，“下诏”赐谥 “忠悫”。王国维殉清的调子，就这么定了下来。溥仪后来发现这份奏折是假的，但是“天子”金口玉言，也只好将错就错了。



王国维之死，在当时是上了热搜的，轰动了北京和整个文化界。关于其死因，王国维已在遗书中明言，而罗振玉与他相交30年，在其死后蹭热度，把王国维包装成了效法古人“尸谏”的忠臣。罗希望借王国维之死，给溥仪猛然一击，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不要做爱新觉罗家族的不肖子孙。但是，无论基于什么原因，作为王国维30年金石之交，真不该拿他的死做文章，否则就真是“我负静安”了。


王国维自沉鱼藻轩，他的遗书、罗振玉炮制的《遗折》，以及时人的回忆错综交织，使其死因变得扑所迷离。如果仅以殉清来解释的话，那对王国维的认识就未免狭隘了。王国维没有什么爱好，一生旨趣系于学术。在他死前一天，谢国桢来看望他，王国维谈到时局时说：“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从无过活耳。”如果北京一旦动乱，他的治学将告终结，自身要受北伐军辱没，那他的生命将失去意义。

再加上据王氏后人讲，王氏家族天性忧郁，遇到波折，往往会向内求解，而不是向外宣泄。忧郁内敛的性情，使王国维对时局感到悲观，自沉成了王国维解脱自己恐辱情绪的一个方式。2019年6月2日，是王国维先生去世92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淡化他的死因，而浓墨重彩的，应该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王国维与罗振玉相交30年，却一朝绝交，到底发生了什么？

鲁迅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样。”

伯希和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

陈寅恪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们说的这位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世界级学者，是海宁王静安先生，也就是王国维。

一、爱子死后，误会叠至

1926年9月26日，在上海江阴路上的一处宅子，正在举办丧礼。哀乐低鸣，白幡飘扬，前来吊唁的友朋面色凝重，一位老人偕夫人、儿媳默默地鞠躬回礼。这位老人是王国维。

这一天，王国维痛失长子潜明。王潜明终年27岁，一个有为青年，骤然西去，将父亲的魂魄也一并摄去。他们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动荡的时局让知识分子们感到无所适从。王国维对自己的子女没有很大的期待，只希望他们能衣食有着，一生无虞。



1919年，王潜明遵从父亲意愿，考取了天津海关。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在海关工作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从他入职直至病逝，海关的工资一直在涨，1926年时，月薪已达到143元，要知道，当时清华园国学研究所的助教的月薪，还不到他的一半！

在王潜明参加工作的前一年，即1918年，迎娶了父亲的挚交罗振玉的小女罗孝纯为妻。夫妻伉俪情深，婚后育有两个女儿，但不幸皆早亡。

在王国维的一生中，他的父亲、溥仪和罗振玉对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罗振玉的影响是铭诸肺腑的。罗振玉较他年长11岁，亦师亦友，罗振玉一生中的活动，王国维几乎都如影随形，这对王国维的人生路径和治学的影响颇为深远。但是二人亲密的关系，却随着王潜明的死破裂了。



罗振玉从天津赶到北京，除了要为女婿送别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接守寡的女儿回家。他知道女儿与继婆婆有矛盾，如今又失去丈夫，实在没有必要再呆在王家。王潜明入殓后，王国维还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痛中，亲家公罗振玉就把孝纯带走了，而且是不辞而别。

王国维内心非常不满，难道我连儿媳妇都养不起了吗？莫说是知识分子，就是对普通人，罗振玉的做法，怕是都让人难以接受。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的笔墨官司，谁都觉得委屈。

二、罗王的性格

罗振玉侄子回忆，罗性格强势，脾气急，做事稍欠冷静。而王国维性复忧郁，随和，情感冷静内敛而又热烈。这一点从二人的通信中表露无遗。王潜明死后，上海海关给了一笔2000多元的抚恤金。王国维一直以为，罗振玉携女“大归”（指妇人被夫家遗弃，永归母家），是不合情理风俗的。但是，他仍然尽力安排好大儿媳的寡居生活：他将二儿子的长子王庆端过继给孝纯。然后将2000多元的抚恤金全数寄给了儿媳。再者他说，以后儿媳在罗家的生活费，仍然由王家承担。

没想到，儿媳拒收了这笔抚恤金，罗振玉还表示女儿他养得起！几次三番，罗家终于同意接受了这笔抚恤金，但是表明这笔钱将拿出大部分用于嗣子庆端的教育及结婚。只是可惜，王庆端又早亡。

你来我往，二人30年金石之交已经变了味。直到1926年11月3日，罗振玉给王国维寄来一封“绝交信”，为两人的关系划伤了一个句号。

罗振玉（中排左二）全家福

事实上，罗王二人的矛盾，在王潜明病逝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原因就在于，罗振玉认为王国维“不听话”。

第一件事，辛亥革命以后，清逊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里，罗振玉和升允推荐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1923年，罗振玉将自己的著作《殷墟书契前后编》《考释》等书，从天津寄到北京，让王国维呈给“皇帝”溥仪。王国维拒绝了。

第二件事，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弹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罗振玉让王国维代为呈递奏折。王国维又拒绝了。

这两次拒绝，王国维其实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罗振玉考虑。因为郑孝胥与罗振玉有矛盾，而且他听说，京城里有关于罗振玉和升允“结党”的传闻。王国维就是希望罗振玉不要锋芒毕露。而罗振玉却误以为王国维是只图自保的人。所以，他在绝交信的言辞，已经超出了儿女家事的争执，而是直接说自己是墨子一样博爱的人，而王国维是杨朱那样自爱自私，二人非同道之人。既非同志道，又何必共叙旧谊呢？

三、静安自沉

在长子去世以后的半年间，以蒋公领导的北伐军快要打到北京了。时局动荡，江河日下。王国维唯恐自身受辱，1927年6月2日，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自尽。那里的水实际上很浅，死时衣服都没有完全湿透。但他的死是平静而坚决的，因为下面全是淤泥，静安是头朝下窒息而亡，没有给自己活的机会。

鱼藻轩

静安先生被捞起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遗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稿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遗书是静安先生死前写就的，他解释了自尽的原因，无他，只恐再受辱啊。

在清朝亡后，连“皇帝”溥仪都把辫子剪掉了，但是还有三个人留着辫子，成为当时有名的三条辫子：一条是张勋的辫子；一条是怪才辜鸿铭的辫子；一条是王国维的辫子。毕竟，自己头上还留着那根小辫子，人们自然会把他看作大清遗老。

他的妻子潘氏曾经问过他：皇帝都把辫子剪掉了，你还留着干什么？王国维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这让人想起辜鸿铭的小辫子，辜老在北大讲课时，学生看到他的辫子哄堂大笑，觉得很滑稽，辜老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当时北大的学生“喜欢”给人剪辫子，但是对王国维却极尊重，从不敢拿他的辫子“开刀”。辜老的辫子与大清无关，他要留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大清，也不是西方舶来的民主和科学。同样，王国维的辫子，也与大清无关，而与他一生恪守的感恩和终始观念相关。



自己还做过小朝廷的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溥仪被赶出皇宫的时候，他已经到清华当导师去了，但为了忠于自己“善始善终”的信条，还是护送溥仪去了天津。说他的死是殉清，实在是没有道理。若真是殉清，为什么1912年清帝退位时不死？为什么“皇帝”被赶出紫禁城时不死？偏偏要在大清亡了15年后才死？

遗书中，他对自身只要求薄葬即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儿的生计问题。自己的书籍也拜托给最信任的陈寅恪和吴宓处理，通篇没有提到罗振玉。倒是罗振玉，在获悉静安先生死讯后，说：“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之死被理解成殉清，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罗振玉罗织了一份假《遗折》。那是在静安先生死后的第三天，即6月5日，罗向溥仪呈递了他编造的王国维《遗折》，说清亡后无人殉节，国维以死明“报国有心”。溥仪在天津的张园看到折子后，大为感动，“下诏”赐谥 “忠悫”。王国维殉清的调子，就这么定了下来。溥仪后来发现这份奏折是假的，但是“天子”金口玉言，也只好将错就错了。



王国维之死，在当时是上了热搜的，轰动了北京和整个文化界。关于其死因，王国维已在遗书中明言，而罗振玉与他相交30年，在其死后蹭热度，把王国维包装成了效法古人“尸谏”的忠臣。罗希望借王国维之死，给溥仪猛然一击，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不要做爱新觉罗家族的不肖子孙。但是，无论基于什么原因，作为王国维30年金石之交，真不该拿他的死做文章，否则就真是“我负静安”了。


王国维自沉鱼藻轩，他的遗书、罗振玉炮制的《遗折》，以及时人的回忆错综交织，使其死因变得扑所迷离。如果仅以殉清来解释的话，那对王国维的认识就未免狭隘了。王国维没有什么爱好，一生旨趣系于学术。在他死前一天，谢国桢来看望他，王国维谈到时局时说：“时事如斯，余全无可惜。惟余除治学外，却从无过活耳。”如果北京一旦动乱，他的治学将告终结，自身要受北伐军辱没，那他的生命将失去意义。

再加上据王氏后人讲，王氏家族天性忧郁，遇到波折，往往会向内求解，而不是向外宣泄。忧郁内敛的性情，使王国维对时局感到悲观，自沉成了王国维解脱自己恐辱情绪的一个方式。2019年6月2日，是王国维先生去世92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淡化他的死因，而浓墨重彩的，应该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