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转战途中，伤口复发化脓，陈毅叫警卫员将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硬是自己把开刀未取干净的一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6年8月17日第05版，作者：罗援，原题：《红军因何能战胜》

长征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卓越……都让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生成中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力量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首先是精神的长征，其次才是身体的长征。若比体能、比武器装备，红军不如“白军”；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战斗精神，“白军”不如红军。长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终信仰突破了“围追堵截”，意志战胜了艰难险阻。

（一）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下的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了败仗。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系。但历史没有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辙。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挠？靠的就是信仰。红军有别于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的集合。

长征时的红军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长征途中岁数最大的当属“五老”，林伯渠(48岁)、徐特立（57岁）、董必武（48岁）、谢觉哉（50岁），再加上朱老总（48岁）。他们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徐特立老人头发斑白，牙齿脱落，但很少骑马，得空就给红军将士们上课。谢觉哉老人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将它带到了陕北。

在长征的队伍里，“红小鬼”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胡耀邦、萧华等都曾是有名的“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人们后来所熟知的蔡畅和警卫员“红桃”的故事、陈赓和“红小鬼”的故事等，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政府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下。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据统计和考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位；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宗英等22位；红二十五军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位。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共约8000余人。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10多里，因此，周恩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小平同志晚年时，曾经有人问他，参加长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着浓重的乡音回答，“跟着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选择，这是对信念的坚守。红军指战员们铁了心，就是爬着、跛着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这句“跟着走”，使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二）

信仰是要勇敢来开路的，忠诚是要以血性来表现的。

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红十军团三个师一万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共400余人。方志敏、刘畴西、瞿秋白、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杀害，何叔衡、贺昌等人牺牲在战场上。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曾经5次负伤，谭家桥之战是最后一次负伤，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惨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事关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强渡大渡河战斗中，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安顺场涌现了17勇士，红二师四团在泸定桥涌现出了22勇士。在强渡安顺场战斗发起前，聂荣臻问主攻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红二师四团，为赶在敌人前面，昼夜兼程240里，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跌，硬是“滚进”到了目的地，创造了步兵徒步行军的纪录。随后，立即投入战斗，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22名突击队员均为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他们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冲向对岸，用他们的勇敢和忠诚杀出了一条血路。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狠、硬、快、猛、活”，“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徐向前回忆百丈关大战，“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1.5万余人，自伤亡亦近万人。这只是红四方面军无数恶战的一个缩影。

古代三国时期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传为佳话，长征时期红军指战员类似刮骨疗毒的事迹却是普遍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腹部重伤，带着弹片开始长征，伤口时时向外流着脓血。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为王稼祥诊断治疗，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这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难以想象！”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转战途中，伤口复发化脓，陈毅叫警卫员将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硬是自己把开刀未取干净的一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率部夺取娄山关时，右腿被9颗子弹打伤，骨头被打断，撕开了一大块肉。没有麻药，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截肢手术后，拖着一条腿走完了长征……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团以上将领负伤若此，基层指战员伤痛可见一斑。但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以顽强的毅力，忍着巨大伤痛，拖着伤臂断腿、孱弱身躯冲杀出了一条血色道路。

狭路相逢勇者胜，哪怕寡不敌众，哪怕九死一生，也要血溅七尺，前仆后继，揩干净烈士身上的鲜血，继续前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

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转战途中，伤口复发化脓，陈毅叫警卫员将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硬是自己把开刀未取干净的一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

本文摘自：《解放军报》2016年8月17日第05版，作者：罗援，原题：《红军因何能战胜》

长征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什么是忠诚，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卓越……都让后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些，恰恰都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生成中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力量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首先是精神的长征，其次才是身体的长征。若比体能、比武器装备，红军不如“白军”；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战斗精神，“白军”不如红军。长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终信仰突破了“围追堵截”，意志战胜了艰难险阻。

（一）

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下的被迫战略转移，说白了，就是打了败仗。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系。但历史没有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辙。为什么红军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百折不挠？靠的就是信仰。红军有别于其他所有军队的本质特征就是，红军是信仰的集合，而不是雇佣关系、金钱关系和权势关系的集合。

长征时的红军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的比重。长征途中岁数最大的当属“五老”，林伯渠(48岁)、徐特立（57岁）、董必武（48岁）、谢觉哉（50岁），再加上朱老总（48岁）。他们和年轻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徐特立老人头发斑白，牙齿脱落，但很少骑马，得空就给红军将士们上课。谢觉哉老人随身带着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过草地时，他把唯一御寒的毯子都扔了，但仍把印章挂在脖子上跋山涉水，完好地将它带到了陕北。

在长征的队伍里，“红小鬼”是一个独特的群体。胡耀邦、萧华等都曾是有名的“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人们后来所熟知的蔡畅和警卫员“红桃”的故事、陈赓和“红小鬼”的故事等，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政府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潸然泪下。

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采访这些女战士时感慨地说了一句话，“长征最苦的是，苦了女兵”。据统计和考证，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有：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等30位；红二方面军有李贞、陈宗英等22位；红二十五军有周东屏、戴觉敏等7位。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人数最多，共约8000余人。她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与男同志们一起行军打仗，风餐露宿，还要担负起救治伤员、宣传鼓动等多项任务。她们被称为“政治战士”，行军途中要奔前跑后，往往要比一般的战士每天多走10多里，因此，周恩来赞誉她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小平同志晚年时，曾经有人问他，参加长征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小平同志不假思索，操着浓重的乡音回答，“跟着走！”看似不假思索，其实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生选择，这是对信念的坚守。红军指战员们铁了心，就是爬着、跛着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这句“跟着走”，使红军走出了雪山草地，走出了一个新中国。

（二）

信仰是要勇敢来开路的，忠诚是要以血性来表现的。

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红十军团三个师一万余人，最后冲出包围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枪连和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共400余人。方志敏、刘畴西、瞿秋白、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杀害，何叔衡、贺昌等人牺牲在战场上。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曾经5次负伤，谭家桥之战是最后一次负伤，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惨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之敌血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事关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强渡大渡河战斗中，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安顺场涌现了17勇士，红二师四团在泸定桥涌现出了22勇士。在强渡安顺场战斗发起前，聂荣臻问主攻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红二师四团，为赶在敌人前面，昼夜兼程240里，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跌，硬是“滚进”到了目的地，创造了步兵徒步行军的纪录。随后，立即投入战斗，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22名突击队员均为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他们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冲向对岸，用他们的勇敢和忠诚杀出了一条血路。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狠、硬、快、猛、活”，“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徐向前回忆百丈关大战，“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1.5万余人，自伤亡亦近万人。这只是红四方面军无数恶战的一个缩影。

古代三国时期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传为佳话，长征时期红军指战员类似刮骨疗毒的事迹却是普遍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第4次反“围剿”作战中腹部重伤，带着弹片开始长征，伤口时时向外流着脓血。到达陕北后，马海德医生为王稼祥诊断治疗，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这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难以想象！”中央红军出发前一个半月，陈毅身负重伤，右胯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转战途中，伤口复发化脓，陈毅叫警卫员将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硬是自己把开刀未取干净的一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红三军团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率部夺取娄山关时，右腿被9颗子弹打伤，骨头被打断，撕开了一大块肉。没有麻药，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截肢手术后，拖着一条腿走完了长征……以上只是挂一漏万，团以上将领负伤若此，基层指战员伤痛可见一斑。但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以顽强的毅力，忍着巨大伤痛，拖着伤臂断腿、孱弱身躯冲杀出了一条血色道路。

狭路相逢勇者胜，哪怕寡不敌众，哪怕九死一生，也要血溅七尺，前仆后继，揩干净烈士身上的鲜血，继续前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