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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更迭乃民国学界一大特色,因背景不同、代际差异,学人们形成了各自的“朋友圈”。

黄侃多结交传统学术圈中人

同在北大,黄侃对力倡白话文的胡适甚是轻视。一次,黄对胡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不解甚意,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顿觉啼笑皆非。黄侃坚守传统学术,其知交亦多为此中同道。

若言清末民初经学研究,刘师培堪称执牛耳者。然其少年成名,定力不足,屡屡失足于政治深渊,让世人叹惜“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辛亥后,刘氏执教北大,身背污名,且诸病丛生,其晚景可谓凄然。一日,黄侃去刘家探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何对学生敷衍了事。刘答:“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次日,他果然预订好上等酒菜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敬称老师。当时黄仅比刘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且有人还认为黄之学问胜于刘,故大家极其诧异黄侃此举。黄解释道:“《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载道高于虚誉,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胡适朋友圈最广

而正是被黄侃揶揄的胡适,其朋友圈之广,在民国学界稳坐第一把交椅。自新文化运动后,胡适“暴得大名”,以火箭速度跻身学界明星,加之他善于交际,人脉极广,渐有学坛盟主之势。人们则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他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成为上世纪20、30年代学界、文坛里的流行语,以表示自己有身份、有品位、有路子。因而“胡适之”三个字在当时绝对是块滚烫的金字招牌。

与壁垒自囿的黄侃迥异,同出章太炎、刘师培门下的小师弟刘文典,则极力将胡适纳入自己的朋友圈中。1917年,刘赴北大任教。当时北大强手如云,年纪轻轻的刘自入不了诸高人法眼。同仁们的鄙夷声时常于其耳畔回响。刘逐渐明白:在此地打拼,出名需趁早。于是他决心校勘古奥难懂的《淮南子》,以期扬名立万,奠定学术地位。经过数度请益切磋,刘此计划深得胡适支持。

无论在何年代,古籍点校都是苦差,既要耐得住寂寞,又须忍得了清贫。虽乐于埋首故纸堆中,然日子一久,刘终遭遇“经济危机”,他首先想到的朋友,依旧是胡适:“你的门路很广的,凡是书局、报馆,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务请你替典想想法子,典虽然不才,译书、编书、做文章,以及报馆的编辑都还干得来,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了。”胡欣然伸出援手,助其渡过难关。待《淮南子集解》付梓之际,胡更跨刀作序,替其卖力宣传。如此重情义之人,令刘深为感激:“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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