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55：每当革命处于最最危险的当口，只有那些不惧危险勇于担当的人才能在烈火中显现金子般的意志品质！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哪个不是经历过这样的生死考验的？


不经意的邂逅，经常蕴涵着宿命般的机缘。

1927年10月，在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山区，在南昌起义溃退的人流中，20岁的警卫班长粟裕遇到了比他年长6岁的团指导员陈毅，从此开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

在乱军人流中，与他们同时邂逅的还有朱德和林彪。四人共同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低谷。

他们被硝烟熏黑的脸上，流露的虽然都是愁苦，但面临的问题却各有不同。

朱德，最大的愁苦是“光杆司令”，棘手的难题是如何掌握住这支陌生的、士气涣散的部队。南昌起义前，朱德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起义后任第九军副军长，在南下途中两次带兵，指挥的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他在自述中回忆，第一次带兵，撤离南昌，向潮汕进军，“我被举做在暴动中成立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导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第二次带兵，是在三河坝。“这时分为两路，一路是主力，叶挺、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后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了下来……收容了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

两次带兵有三个共同点，带的都是偏师，担任的都是牵制任务，所辖部队均为临时搭配的。朱德形容前者为“零七八碎的散兵”，后者为“撤下来的残余部队”。

在四面围攻的逆境下，朱德所部官不识兵，兵不信官，处境堪忧。陈毅直爽地说：“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陈毅，最大的愁苦是背负“五皮主义”讥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官兵中树立威信。南昌起义后，一介书生陈毅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

周恩来有些不好意思：“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陈毅倒是爽快，“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下到连队，他才明白，既有干不干的问题，又有能不能干好的问题。这个团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战役中打出威风，号称为“铁军”“铁团”，是中共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担任“铁团”的最高政治长官，但他新来乍到，没有树立起权威，遭到官兵漠视。有的厌恶地叫他“五皮长官”。“五皮”指围皮带、穿皮靴、背皮包、戴皮手套、拎皮鞭，基层士兵瞧不起这种高高在上、满嘴政治说教的长官，称他们卖“狗皮膏药”。

林彪，最发愁的是如何免遭“丢饷”追责。撤退途中，他带领的第七连发生军需官携款潜逃的恶性事件，偏偏军需官又是他一向亲信的表弟。

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下令绑人，他认定林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欲呈报上级处分。

林彪辩道：“我知道军饷关系连队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途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

朱德闻讯阻止了黄浩声执行军法，叮嘱林彪“一定要记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

粟裕，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负重行军。南昌起义前后，身为班长的粟裕，承担着警卫和运输任务。起义后，他所在的警卫队负责押送在南昌缴获的大量军用物资，每个士兵除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子弹带外，还要身背2支步枪、200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盒、铁镐、铁铲等物件，超过60斤。另外每位士兵还照管着一位挑担的民夫，如果途中民夫逃跑，士兵要挑起民夫撂下的担子。南下瑞金、会昌时，主力打了胜仗，缴获6000余支枪和大量辎重，粟裕带领一个班受命将这些枪支弹药用船运向东江。潮汕失败后，他又负责将弹药送往三河坝。毒辣的日头、崎岖的道路、沉重的行李和苦涩的汗水，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上旬，这是四人聚齐的时间。当时，从潮汕撤退下来的残余部队与从三河坝撤离的朱德支队在饶平会合，官兵合计两千五六百人。部队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陈毅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林彪任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二是朱德直辖的第九军教导团；三是从潮汕撤下来的第二十军教导团，粟裕在其中任班长。

三支部队的建制和师、团以上领导都在。论实力，周士第带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最强，周邦彩带领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最弱，仅200人。论名头和官衔，朱德最大。

当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新败之师。首先是敌情如山。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多达5个师，共约2万余人，以十比一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军心涣散。骤遇主力覆灭和最高领导机关转移，部队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混乱、茫然的状态，官兵缺乏统一意志。更加严重的是，行动方针出现严重分歧。

10月7日，在茂芝全德学校，来自三支部队的20多位团以上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危局的方法。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起义军十失其九，又陷入合围，上策是解散部队，隐蔽转移，保存实力。另一种主张保持部队编制，穿插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山区去。

朱德态度最鲜明：“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接着，朱德指着地图分析道：“从最新情报看，敌人正从南、西、北方面逼进，我们向东北方向穿插，直奔湘南。”

在骤遇重挫、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只有朱德能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令大家刮目相看。这位滇军名将开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会后，部队急行军，经麒麟岭，过柏嵩关，进入福建，然后沿闽粤边界北进。在经过武平时遭到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部队伤亡千余人，后夺路向石迳岭突破。

粟裕清楚记得，这是10月17日。这天，他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一生6次负伤中第一次，也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大部队撤出武平城时，朱德命令留下一个排占领城西高地，负责断后。粟裕就在这个排里。激战中，粟裕受到枪击，当即倒地。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头部射入，穿脑而过。他事后回忆道：

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下了，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

等到粟裕苏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已空无一人。粟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停下，一定要赶上部队。”这时，后面来了几个掉队的战士，发现了粟裕，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着一起追赶部队。

当粟裕赶上大部队时，发现全军被阻石迳岭隘口。扼守隘口的虽然是民团，兵力不多，但是据守的地形险要。两峰夹峙，中间留出一线窄谷，窄谷两边为悬崖峭壁，无法攀援。民团集中火力封锁隘口，部队连续发起猛攻，无法靠近，隘道前堆满士兵的尸体，鲜血汩汩下流。

这时，武平城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国民党追兵正朝石迳岭急速逼进。如果部队不能迅速攻占隘口，将面临首尾夹击的厄运。

又是朱德站了出来。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绕至石迳岭侧后，发起攻击，令民团惊惶失措，纷纷逃窜。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迅速冲过隘口。

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此战过后，朱德完成了从客卿到主帅的飞越。

如果说朱德是以笃定和勇猛获得全军拥戴，陈毅则是以坚韧和执著建树自己威信。

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大部队的追击，但仍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危机并未解除。

人数最多、编制最健全和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团以上干部纷纷离队。经军委会同意，周士第、李硕勋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李硕勋转移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从事白区工作和军事工作，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慷慨就义。周士第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后一度与党组织脱离联系，赴马来西亚治病。对此，他非常内疚，解放后在《自传》中解剖说：“这是在革命受挫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继师首长离队后，第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相继离队。张启图在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当时的情况是“师长、团长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时任连指导员、被誉为解放军“后勤之父”的杨至诚上将用“孤军”和“二无”形容当时的困局：“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军，应当怎么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林彪带着几个连长来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他们反映的是部队的实情。陈毅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伤感地说：“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他几个连长都是林彪黄埔四期的同学，随声附和。

“我不走。”陈毅态度鲜明，“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部队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林彪当晚离开部队，过了几天，他又回来向陈毅报到。

“根本走不了。”林彪话说得坦直，“我走到了梅关，到处是地主武装搜查，抢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

行军途中，每天都有人离开，只要遇到岔道，军官、士兵就三三两两地往岔路上跑。

在离队潮中，整个部队团以上干部，走得只剩下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了。他俩的坚守，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对此，陈毅感受很深：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失败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

粟裕事后说：“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生路与活路，挑战与机遇，绝望与希望，历史经常通过极端的形式，用考验和转换来完成。

大浪淘沙，狂风吹金，经受的是磨难，吹走的是浮尘，留下的是瑰宝。

10月底，在安远天心圩，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发表演讲。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陈毅开导大家：“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会后，部队采取去留自愿的政策，又有300军官和士兵离队，部队只剩下800余人。部队取消军、师、团建制，统一整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纵队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陈毅任政委，王尔琢任参谋长，形成了以朱、陈、王三人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在这次整编中，粟裕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林彪任第七连连长。对这次整编，粟裕给予高度评价：“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

对于带领部队渡过危局的朱德、陈毅，粟裕终生敬重，视他们为真正的英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这是他们跨越将近半个世纪亲密交往的起点。

军史有句广为人知的话，叫“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有人统计，粟裕与陈毅真正“形影相随”的时间不到3年，即新四军时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和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曾任三野第九兵团政委的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说：“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其实，这句军谚的真正含义，一是指他们共事期间的亲密关系，二是指他们终其一生不离不弃的真挚友谊。

粟裕的秘书鞠开在回答社会上关于“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疑问时，这样解释老首长对陈毅元帅的关系：

从1927年10月下旬粟裕认识陈毅的那天起到全国解放，在粟裕的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他一直把陈毅看成是他的上级，对陈毅是钦佩的。十年内战是如此，八年抗战是如此，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他还说：他长期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天心圩整编过后，这800余人，再也没有一人离队，他们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绝大多数牺牲了。到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走上受衔台的只剩下4人——朱德、陈毅、林彪、粟裕，3位元帅1位大将。

经过失败的考验，陈毅也对粟裕产生了信任。1952年6月14日，他在回忆时说：

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将军55：每当革命处于最最危险的当口，只有那些不惧危险勇于担当的人才能在烈火中显现金子般的意志品质！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们哪个不是经历过这样的生死考验的？


不经意的邂逅，经常蕴涵着宿命般的机缘。

1927年10月，在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山区，在南昌起义溃退的人流中，20岁的警卫班长粟裕遇到了比他年长6岁的团指导员陈毅，从此开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

在乱军人流中，与他们同时邂逅的还有朱德和林彪。四人共同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低谷。

他们被硝烟熏黑的脸上，流露的虽然都是愁苦，但面临的问题却各有不同。

朱德，最大的愁苦是“光杆司令”，棘手的难题是如何掌握住这支陌生的、士气涣散的部队。南昌起义前，朱德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起义后任第九军副军长，在南下途中两次带兵，指挥的都是临时拼凑的部队。他在自述中回忆，第一次带兵，撤离南昌，向潮汕进军，“我被举做在暴动中成立的新第九军副司令，带了一部分兵，还有教导团的学生以及零七八碎的散兵向东出发”。第二次带兵，是在三河坝。“这时分为两路，一路是主力，叶挺、贺龙带着走，占领了潮汕。另一路归我指挥，为一个支队，到大埔……（后来）主力在那面失败，我们也就撤了下来……收容了潮汕撤下来的残余部队，即刻向福建、江西退却”。

两次带兵有三个共同点，带的都是偏师，担任的都是牵制任务，所辖部队均为临时搭配的。朱德形容前者为“零七八碎的散兵”，后者为“撤下来的残余部队”。

在四面围攻的逆境下，朱德所部官不识兵，兵不信官，处境堪忧。陈毅直爽地说：“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陈毅，最大的愁苦是背负“五皮主义”讥讽，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官兵中树立威信。南昌起义后，一介书生陈毅担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指导员。

周恩来有些不好意思：“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陈毅倒是爽快，“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下到连队，他才明白，既有干不干的问题，又有能不能干好的问题。这个团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的战役中打出威风，号称为“铁军”“铁团”，是中共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尽管担任“铁团”的最高政治长官，但他新来乍到，没有树立起权威，遭到官兵漠视。有的厌恶地叫他“五皮长官”。“五皮”指围皮带、穿皮靴、背皮包、戴皮手套、拎皮鞭，基层士兵瞧不起这种高高在上、满嘴政治说教的长官，称他们卖“狗皮膏药”。

林彪，最发愁的是如何免遭“丢饷”追责。撤退途中，他带领的第七连发生军需官携款潜逃的恶性事件，偏偏军需官又是他一向亲信的表弟。

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下令绑人，他认定林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欲呈报上级处分。

林彪辩道：“我知道军饷关系连队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途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

朱德闻讯阻止了黄浩声执行军法，叮嘱林彪“一定要记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

粟裕，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负重行军。南昌起义前后，身为班长的粟裕，承担着警卫和运输任务。起义后，他所在的警卫队负责押送在南昌缴获的大量军用物资，每个士兵除随身携带的驳壳枪和子弹带外，还要身背2支步枪、200发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盒、铁镐、铁铲等物件，超过60斤。另外每位士兵还照管着一位挑担的民夫，如果途中民夫逃跑，士兵要挑起民夫撂下的担子。南下瑞金、会昌时，主力打了胜仗，缴获6000余支枪和大量辎重，粟裕带领一个班受命将这些枪支弹药用船运向东江。潮汕失败后，他又负责将弹药送往三河坝。毒辣的日头、崎岖的道路、沉重的行李和苦涩的汗水，给粟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上旬，这是四人聚齐的时间。当时，从潮汕撤退下来的残余部队与从三河坝撤离的朱德支队在饶平会合，官兵合计两千五六百人。部队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陈毅任第七十三团指导员，林彪任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二是朱德直辖的第九军教导团；三是从潮汕撤下来的第二十军教导团，粟裕在其中任班长。

三支部队的建制和师、团以上领导都在。论实力，周士第带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最强，周邦彩带领的第二十军教导团最弱，仅200人。论名头和官衔，朱德最大。

当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新败之师。首先是敌情如山。麇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多达5个师，共约2万余人，以十比一占有绝对优势。其次是军心涣散。骤遇主力覆灭和最高领导机关转移，部队无论在组织上、思想上还是心理上，都处于混乱、茫然的状态，官兵缺乏统一意志。更加严重的是，行动方针出现严重分歧。

10月7日，在茂芝全德学校，来自三支部队的20多位团以上指挥员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危局的方法。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起义军十失其九，又陷入合围，上策是解散部队，隐蔽转移，保存实力。另一种主张保持部队编制，穿插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山区去。

朱德态度最鲜明：“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

接着，朱德指着地图分析道：“从最新情报看，敌人正从南、西、北方面逼进，我们向东北方向穿插，直奔湘南。”

在骤遇重挫、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只有朱德能拿出一个完整的方案，令大家刮目相看。这位滇军名将开始发挥主心骨的作用。

会后，部队急行军，经麒麟岭，过柏嵩关，进入福建，然后沿闽粤边界北进。在经过武平时遭到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部队伤亡千余人，后夺路向石迳岭突破。

粟裕清楚记得，这是10月17日。这天，他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一生6次负伤中第一次，也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大部队撤出武平城时，朱德命令留下一个排占领城西高地，负责断后。粟裕就在这个排里。激战中，粟裕受到枪击，当即倒地。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头部射入，穿脑而过。他事后回忆道：

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下了，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

等到粟裕苏醒过来的时候，身边已空无一人。粟裕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要停下，一定要赶上部队。”这时，后面来了几个掉队的战士，发现了粟裕，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着一起追赶部队。

当粟裕赶上大部队时，发现全军被阻石迳岭隘口。扼守隘口的虽然是民团，兵力不多，但是据守的地形险要。两峰夹峙，中间留出一线窄谷，窄谷两边为悬崖峭壁，无法攀援。民团集中火力封锁隘口，部队连续发起猛攻，无法靠近，隘道前堆满士兵的尸体，鲜血汩汩下流。

这时，武平城方向传来密集枪声，国民党追兵正朝石迳岭急速逼进。如果部队不能迅速攻占隘口，将面临首尾夹击的厄运。

又是朱德站了出来。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绕至石迳岭侧后，发起攻击，令民团惊惶失措，纷纷逃窜。朱德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迅速冲过隘口。

这一幕令粟裕终生不忘。几十年后，他追述当时的感受：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了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经过这次石迳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此战过后，朱德完成了从客卿到主帅的飞越。

如果说朱德是以笃定和勇猛获得全军拥戴，陈毅则是以坚韧和执著建树自己威信。

10月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大部队的追击，但仍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危机并未解除。

人数最多、编制最健全和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五师，团以上干部纷纷离队。经军委会同意，周士第、李硕勋离开部队，到香港寻找党组织，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李硕勋转移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后从事白区工作和军事工作，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慷慨就义。周士第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后一度与党组织脱离联系，赴马来西亚治病。对此，他非常内疚，解放后在《自传》中解剖说：“这是在革命受挫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

继师首长离队后，第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第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相继离队。张启图在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当时的情况是“师长、团长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时任连指导员、被誉为解放军“后勤之父”的杨至诚上将用“孤军”和“二无”形容当时的困局：“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军，应当怎么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林彪带着几个连长来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他们反映的是部队的实情。陈毅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伤感地说：“像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20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他几个连长都是林彪黄埔四期的同学，随声附和。

“我不走。”陈毅态度鲜明，“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土豪劣绅怕我们。离开了部队没有了枪，土豪劣绅就杀我们。我们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

林彪当晚离开部队，过了几天，他又回来向陈毅报到。

“根本走不了。”林彪话说得坦直，“我走到了梅关，到处是地主武装搜查，抢夺，杀人。这样送命太不值了！”

行军途中，每天都有人离开，只要遇到岔道，军官、士兵就三三两两地往岔路上跑。

在离队潮中，整个部队团以上干部，走得只剩下第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了。他俩的坚守，赢得了官兵的尊敬。对此，陈毅感受很深：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失败后，到了大庾，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

粟裕事后说：“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生路与活路，挑战与机遇，绝望与希望，历史经常通过极端的形式，用考验和转换来完成。

大浪淘沙，狂风吹金，经受的是磨难，吹走的是浮尘，留下的是瑰宝。

10月底，在安远天心圩，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发表演讲。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

陈毅开导大家：“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会后，部队采取去留自愿的政策，又有300军官和士兵离队，部队只剩下800余人。部队取消军、师、团建制，统一整编为一个纵队，下辖7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纵队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陈毅任政委，王尔琢任参谋长，形成了以朱、陈、王三人为核心的领导班子。

在这次整编中，粟裕任第三连政治指导员，林彪任第七连连长。对这次整编，粟裕给予高度评价：“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

对于带领部队渡过危局的朱德、陈毅，粟裕终生敬重，视他们为真正的英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创始者之一”。这是他们跨越将近半个世纪亲密交往的起点。

军史有句广为人知的话，叫“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有人统计，粟裕与陈毅真正“形影相随”的时间不到3年，即新四军时期的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和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至7月。曾任三野第九兵团政委的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说：“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其实，这句军谚的真正含义，一是指他们共事期间的亲密关系，二是指他们终其一生不离不弃的真挚友谊。

粟裕的秘书鞠开在回答社会上关于“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疑问时，这样解释老首长对陈毅元帅的关系：

从1927年10月下旬粟裕认识陈毅的那天起到全国解放，在粟裕的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他一直把陈毅看成是他的上级，对陈毅是钦佩的。十年内战是如此，八年抗战是如此，三年解放战争也是如此。他还说：他长期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天心圩整编过后，这800余人，再也没有一人离队，他们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绝大多数牺牲了。到1955年共和国第一次授衔时，走上受衔台的只剩下4人——朱德、陈毅、林彪、粟裕，3位元帅1位大将。

经过失败的考验，陈毅也对粟裕产生了信任。1952年6月14日，他在回忆时说：

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林彪、粟裕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