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一词，最早是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左一）提出来的，后被台湾史学界广泛使用

国民政府战前十年（1927-1937），到底算不算“黄金十年”？这是一个从论坛时代，一路撕吵到微信时代的历史话题。肯定者，认为在这10年间，中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建设成就，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否定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自吹自擂，实际上不少经济数据已倒退到了连北洋时代都不如的地步，“黄金十年”最后以南京大屠杀收场，只是个笑话。①

那么，这两种看法，到底谁对谁错呢？

一方面，魏德迈支撑“黄金十年”说法的三项事务，确有很大成绩

“黄金十年”这个说法，最早见于魏德迈将军1951年9月19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魏德迈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②

就魏德迈所提到的交通进步、经济稳定、教育推广这三项事务而言，“黄金十年”似乎确实名副其实。交通方面，以公路为例——自1932年起，跟随中央军的对外扩张步伐，“各省联络公路”相继开工。1932年5月，开筑“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1月，中央军入鄂豫皖，开筑“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1934年10月，中央军入西南，开筑“川黔湘鄂陕五省联络公路”。至1937年7月，已成功构筑起一条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公路交通网，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等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里程接近12万公里,较之1927年之前增长了一倍有余。③

经济稳定，若仅就国家财政方面而言，也是成立的。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中央政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供职于北洋财政部之经济学者杨汝梅无奈感慨：“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恃外债。”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更甚，中央财政落魄到连日常开支都要借外债的程度。④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遗留的所有外债，但因成功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措施，到1936年底，财政已实现正常运转——北洋时代外债的7成，用于支付军政费用和偿还旧债；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外债，绝大部分用于铁路、棉麦、航运电讯等建设事务。⑤

至于教育推广，据1936年的统计数据，这10年间，小学自212385所增至320080所；普通中学自945所增至1956所；师范学校自336所增至814所。专科及大学在数量上增幅不大，唯文科、理工科的分布，在当局的限招（文科）和鼓励（理工科）政策下，逐渐趋于平衡——1930年文科毕业生是理工科毕业生的两倍；1937年这一畸形比例被矫正至1︰1。⑥
国民政府“七省联络公路”示意图，全国经济委员会/绘制国民政府“七省联络公路”示意图，全国经济委员会/绘制
另一方面，农村连地主在内全面破产；工商业垂死挣扎，也是事实

然而，30年代的中国，也还有另外一张面相。“农村破产”，是当年报端最常见的词汇。这种破产，不单单是指普通农民，连地主们也全都包括在内。红色经济学家薛暮桥1932年考察无锡礼社镇，惊讶地发现，当地中小地主几乎全都破产了——“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⑦

江南农村全面衰败，北方农村的状况更恶劣。河北定县是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模范县”，但学者李景汉193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却显示，该县经济其实已经完全崩溃了：“目下定县欠债之家数，占全县总家数百分之六十七，约四万六千家，不欠债之家数，占百分之三十三。……有的实在无法生活，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另谋出路，……民十（1921）以来已渐有往关外谋生者，每年约在七百人左右。民国二十二年（1933）内生计困难之程度远过于从前，因此离家谋生者数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过一万人，今年春季出外谋生者亦已达七八千人，多系壮丁。”⑧

据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刘大钧披露，从1931-1934年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工商业同样惨淡——截至1935年6月，全国92个华商纺织厂，有24个停产，12个在减产中垂死挣扎。⑨
40年代四川农村，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40年代四川农村，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
经济全面溃败，主因乃世界经济大萧条；“黄金十年”说见仁见智

这种各行业的全面溃败，原因固然很多。但除战乱、水旱天灾等“常规因素”（较之北洋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乱不算严重）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中国特有的“白银危机”（因历史原因，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仍实行银本位，极易受国际银价的变动冲击）。

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对此有准确的描述：“1929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也殃及中国市场。1930年，中国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下跌。……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包括中国原棉、小麦、糖、丝以及大米在内的初级产品市场崩溃。……1931年，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使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萧条之下。在外国市场，中国商品以当地货币计算要更昂贵。市场日益萎缩，而竞争又十分激烈，中国生产者不得不降低其出口价格。……（在国内市场）因外国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价格更显低廉，……大量进口的粮食几乎足以取代国内产品。”农产品价格暴跌，直接导致很多地区的农村，无人愿意种地，也无人愿意买地做地主。⑩（由此不难理解，30年代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远不足以解决当时的农村问题）工商业的衰败，也大致是相同的道理。至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抬高国际白银价格，更是直接将中国的“白银危机”推上了生死线。国民政府在1935年破釜沉舟，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后，经济才又渐有复苏气象。

综上，略言之，1927-1937年的中国，希望与绝望并存。至于“黄金十年”之说是否成立，则端看评价者以一种怎样的眼光与心态来打量这段往事了。


注释

①肯定派，可参考台湾“教育部”主编之《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编《统一与建设》，1989年，P1266-1267。否定派，可参考席亚洲《抗战十大谣言之民国军工“黄金十年”》，刊于观察者网。②《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 第1册 国民革命史》，1984年，P367。③可参见：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编，《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报告书》，1932。赵祖康，《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忆》；《各省全部联络公路状况一览表》，《公路杂志》1935年第4期；赵祖康，《全国经济委员会督造各省联络公路之经过》，《交通杂志》1934年第5期；……等。④杨汝梅，《民国财政论》，1927，商务印书馆，P12。⑤参见：金普森，《北洋时期的财政与外债》，收录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P100-107；郑会欣，《关于战前十年举借外债的基本估计》，《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3》，人民出版社，2012，P1495-1505；等。⑥参见：吕士朋，《训政时期的高等教育》，收录于《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 1928-1937 下》；《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 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443。⑦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刊于《新创造》第二卷，1932年7月22日。⑧李景汉，《定县农村经济现状》，《民间》1934年第1卷第1期。⑨可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162-190。⑩（日）城山智子，《1929-1937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P92-93。农村土地荒弃的情形，可参考国民党人李天倪1934年在山东的调查——“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李天倪：《提高粮米价格救济农村破产案》，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4月第11号）

“黄金十年”一词，最早是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左一）提出来的，后被台湾史学界广泛使用

国民政府战前十年（1927-1937），到底算不算“黄金十年”？这是一个从论坛时代，一路撕吵到微信时代的历史话题。肯定者，认为在这10年间，中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建设成就，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否定者，则认为这不过是国民党自吹自擂，实际上不少经济数据已倒退到了连北洋时代都不如的地步，“黄金十年”最后以南京大屠杀收场，只是个笑话。①

那么，这两种看法，到底谁对谁错呢？

一方面，魏德迈支撑“黄金十年”说法的三项事务，确有很大成绩

“黄金十年”这个说法，最早见于魏德迈将军1951年9月19日在美国国会的演讲。魏德迈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进步的建制。”②

就魏德迈所提到的交通进步、经济稳定、教育推广这三项事务而言，“黄金十年”似乎确实名副其实。交通方面，以公路为例——自1932年起，跟随中央军的对外扩张步伐，“各省联络公路”相继开工。1932年5月，开筑“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11月，中央军入鄂豫皖，开筑“苏浙皖赣鄂湘豫七省联络公路”。1934年10月，中央军入西南，开筑“川黔湘鄂陕五省联络公路”。至1937年7月，已成功构筑起一条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公路交通网，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等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里程接近12万公里,较之1927年之前增长了一倍有余。③

经济稳定，若仅就国家财政方面而言，也是成立的。北洋时代，国家财政主要靠借债度日，中央政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供职于北洋财政部之经济学者杨汝梅无奈感慨：“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恃外债。”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更甚，中央财政落魄到连日常开支都要借外债的程度。④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北洋政府遗留的所有外债，但因成功推动了收回关税主权、创设中央银行、实施币制改革……等措施，到1936年底，财政已实现正常运转——北洋时代外债的7成，用于支付军政费用和偿还旧债；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外债，绝大部分用于铁路、棉麦、航运电讯等建设事务。⑤

至于教育推广，据1936年的统计数据，这10年间，小学自212385所增至320080所；普通中学自945所增至1956所；师范学校自336所增至814所。专科及大学在数量上增幅不大，唯文科、理工科的分布，在当局的限招（文科）和鼓励（理工科）政策下，逐渐趋于平衡——1930年文科毕业生是理工科毕业生的两倍；1937年这一畸形比例被矫正至1︰1。⑥
国民政府“七省联络公路”示意图，全国经济委员会/绘制国民政府“七省联络公路”示意图，全国经济委员会/绘制
另一方面，农村连地主在内全面破产；工商业垂死挣扎，也是事实

然而，30年代的中国，也还有另外一张面相。“农村破产”，是当年报端最常见的词汇。这种破产，不单单是指普通农民，连地主们也全都包括在内。红色经济学家薛暮桥1932年考察无锡礼社镇，惊讶地发现，当地中小地主几乎全都破产了——“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⑦

江南农村全面衰败，北方农村的状况更恶劣。河北定县是当时著名的“乡村建设模范县”，但学者李景汉1934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却显示，该县经济其实已经完全崩溃了：“目下定县欠债之家数，占全县总家数百分之六十七，约四万六千家，不欠债之家数，占百分之三十三。……有的实在无法生活，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另谋出路，……民十（1921）以来已渐有往关外谋生者，每年约在七百人左右。民国二十二年（1933）内生计困难之程度远过于从前，因此离家谋生者数目亦呈空前的陡增，竟超过一万人，今年春季出外谋生者亦已达七八千人，多系壮丁。”⑧

据国民政府统计局局长刘大钧披露，从1931-1934年间，中国的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工商业同样惨淡——截至1935年6月，全国92个华商纺织厂，有24个停产，12个在减产中垂死挣扎。⑨
40年代四川农村，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40年代四川农村，美国飞虎队队员拍摄
经济全面溃败，主因乃世界经济大萧条；“黄金十年”说见仁见智

这种各行业的全面溃败，原因固然很多。但除战乱、水旱天灾等“常规因素”（较之北洋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乱不算严重）外，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中国特有的“白银危机”（因历史原因，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仍实行银本位，极易受国际银价的变动冲击）。

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对此有准确的描述：“1929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也殃及中国市场。1930年，中国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下跌。……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里，包括中国原棉、小麦、糖、丝以及大米在内的初级产品市场崩溃。……1931年，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使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萧条之下。在外国市场，中国商品以当地货币计算要更昂贵。市场日益萎缩，而竞争又十分激烈，中国生产者不得不降低其出口价格。……（在国内市场）因外国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价格更显低廉，……大量进口的粮食几乎足以取代国内产品。”农产品价格暴跌，直接导致很多地区的农村，无人愿意种地，也无人愿意买地做地主。⑩（由此不难理解，30年代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远不足以解决当时的农村问题）工商业的衰败，也大致是相同的道理。至1934年，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抬高国际白银价格，更是直接将中国的“白银危机”推上了生死线。国民政府在1935年破釜沉舟，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后，经济才又渐有复苏气象。

综上，略言之，1927-1937年的中国，希望与绝望并存。至于“黄金十年”之说是否成立，则端看评价者以一种怎样的眼光与心态来打量这段往事了。


注释

①肯定派，可参考台湾“教育部”主编之《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三编《统一与建设》，1989年，P1266-1267。否定派，可参考席亚洲《抗战十大谣言之民国军工“黄金十年”》，刊于观察者网。②《中华民国历史与文化讨论集 第1册 国民革命史》，1984年，P367。③可参见：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编，《督造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报告书》，1932。赵祖康，《旧中国公路建设片段忆》；《各省全部联络公路状况一览表》，《公路杂志》1935年第4期；赵祖康，《全国经济委员会督造各省联络公路之经过》，《交通杂志》1934年第5期；……等。④杨汝梅，《民国财政论》，1927，商务印书馆，P12。⑤参见：金普森，《北洋时期的财政与外债》，收录于《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P100-107；郑会欣，《关于战前十年举借外债的基本估计》，《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 1927-1937·3》，人民出版社，2012，P1495-1505；等。⑥参见：吕士朋，《训政时期的高等教育》，收录于《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 1928-1937 下》；《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年 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443。⑦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刊于《新创造》第二卷，1932年7月22日。⑧李景汉，《定县农村经济现状》，《民间》1934年第1卷第1期。⑨可参见：（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162-190。⑩（日）城山智子，《1929-1937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P92-93。农村土地荒弃的情形，可参考国民党人李天倪1934年在山东的调查——“鲁东向称富庶之区，地价每亩百元者，刻已低落至四五十元；鲁西、鲁南贫瘠之区，向之每亩五十元者，刻竟落至二十元或十元尚无人过问。农民破产之普通、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李天倪：《提高粮米价格救济农村破产案》，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4年4月第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