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内迁，兵工最完整，重轻工门类齐全，保存了复兴的物质基础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此番迁都，对维持长期抗战、争取胜利前途，至为关键。但与迁都同期推进的工业、文化的大内迁，则常被后世所忽略。实际上，这场内迁，乃国脉存续的真正关键，誉之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丝毫不为过。

因“七七事变”发展成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与蒋介石处理事变的初衷，存在较大的偏离①，故而工业、文化的内迁，均未能提前有所部署，而是在1937年的8月份才被紧急提上日程。缘此，工业内迁方面，当局将大多数的资源倾斜给了更具战略意义的国营厂矿，而对民营工厂的照顾很不周全。

国营厂矿中，最关键者，莫过于兵工企业。中国兵工，本远不如日本，为抗战前途，自不容再有所损耗。所以，时人总结称：

“其实最伟大的最完整的工业内迁，还不是沿海的民间工业，而是散布在南京、武汉、山西、河南及广东各地的兵工工业。兵工厂的单位不算很多，每一个兵工厂的器材却是很多。兵工署让每一个兵工厂自己拆自己的厂，自己搬自己的厂，连职员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整个都搬，所以那些职员和工人都把自己的厂当作自己的家了，拼着命拆卸机器、搬运材料，从厂里到站上，从站上到码头上，再从码头上到船上，无不用尽了他们的全力。……他们不但搬完了他们的机器，也搬完了他们的材料……凡是内地所买不出来的，都是他们所不肯放弃的，所以他们的运输量最大。兵工厂的运输量超过了其他一切国营、民营工厂联合起来的运输总量。”②

至1940年，兵工厂西迁基本结束。八年抗战，国军绝大部分的枪支弹药的补充，即由这些西迁兵工厂所制造。据统计，自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共生产了36万余支步枪，虽远远不能满足战场所需，却已是当日补给的主要来源——至于外援，仍以步枪为例，抗战前期曾自苏联购买了5万支；抗战中后期，则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得甚微，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直至史迪威被赶出中国，这一境况才有所改善，至1945年5月，有超过14万支美援步枪从印度仓库运入了国内战场。③

兵工厂之外，当局最重视的西迁对象，乃是飞机制造厂，共三家：韶关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器材、原料、半成品飞机、需修理飞机乃至机身、机翼，全在搬迁范围之内。日后美、苏空军援华，正是由这些飞机厂承担起了维修重任。

再其次，则是资源委员会下属的诸多国营厂矿。这些企业如中央钢铁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等，均攸关抗战的基础性需求。

民营工业西迁的筹划，与国营厂矿大致同步，唯当局所提供的条件，远不如国营厂矿优越，故损失颇大，如纺织业损失了70%，面粉业损失了60%，机器造纸业损失84%。至于迁徙途中之艰辛，则国营、民营并无二致。试举一例：胡厥文之新民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公司，自上海迁往四川，其中宜宾至重庆段，全靠雇用木船，由厂内工人充当纤夫拉船溯流而上，“岸边的江石年年被江水冲刷，变得分外尖利，工人们一不小心就把脚划得鲜血淋漓。……一只船往往需要一二百名工人拉纤。……顺利时每小时约可前进两丈，但更多的时候是寸步难行。在拉纤过程中，四根纤绳断了一根是常有的事，若是第二根纤断了，即须立即将其余两根一齐砍断，任船下流至静水处，以免危险。而纤夫只得重回原处，再从头拉起。”且须躲避敌机轰炸，此行，“员工被炸死2人，病死6人，从宜昌到重庆走了半年之久”。④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从1937—1940年，共内迁工厂450家，机器材料近12万吨。其中以钢铁业、机械工业、电力及电气工业、煤矿业等行业之器材为最多。⑤因是至故，最核心的重工业基本得以保全，轻工业损失惨重仍门类齐全，抗战八年，大后方仍有一个基本自给、稳定的工业体系在正常运转。



八十八师淞沪会战中准备与日军巷战

文化内迁，教育不衰反盛，礼遇文化界，保存了复兴的精神火种

如果说“工业西迁”保存的是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西迁”保存的则是民族的精神基础。

文化内迁，首重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针对教育方针，国内舆论分裂为两大派。一派主张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学科须调整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须调整为“以民众为对象”，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均应予以改组或停办。另一派则主张教育乃百年大计，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长远的教育体系。军政高层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张治中和陈诚同在“长沙临时大学”演讲。张治中劈头就骂学生：“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陈诚则赞成学生西迁，誉其为国宝，勉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残破的国家将需要他们的学识来建设。

蒋介石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最终选择支持了陈诚一派的意见，认为抗战时期的教育，“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所以，“战时应作平时看”，“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在抗战期间反而获得了较之战前更大的发展，以高等教育为例，1936年在校学生仅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已增至8万余人，其中超过80%者完全由国家供养。⑥

其次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救助。教育系统内的学者，大都随学校一并内迁。其他文化界人士，则多受惠于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其中最广为人知之案例，莫过于1941年香港沦陷后的“民主爱国人士大营救”，共将800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其家属送往了大后方。据国民政府统计，高级知识分子的90％，中级知识分子的50％，被从沦陷区转移到了大后方。⑦

冰心所获待遇，大致可以反映当时政府对知识分子力求尊重，以激励其为抗战效力的用心。1940年秋，有人向宋美龄推荐冰心来“妇女指导委员会”，做抗战的妇女动员工作，宋欣然接受。冰心夫妇当时住在昆明郊区，因事前往重庆，遂获宋美龄接见。宋劝她“国难当头，……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指导青年团体，不能再闲居在昆明郊外的小地方了”，冰心则“说了一些实际问题。孩子们都还小，战争时期交通不方便，所以搬家很困难……所以想和原先一样住在云南。”宋美龄的回答是“交通问题再多也能为你解决。……我并不想让你们家人分开什么的。”⑧

宋美龄最终是如何让冰心愿意自昆明搬往重庆的呢？林徽因当日与冰心所住甚近，在给美国友人费正清夫妇的书信中，林曾披露：“朋友‘Ice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⑨事实上，那辆由宋美龄亲自安排的卡车上，还载着冰心睡惯了离不开的大席梦思床垫。⑩此种礼遇，自有助于保存民族复兴之精神火种。



1941年，四川成都龙泉驿某小学上课

注释：

①蒋介石对七七事变的应对及期望目标，及最终走向的偏离，可参见：杨奎松，《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收录于《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②《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界》1944年复刊号。③章慕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④胡世孚/编著，《纪念我的父亲胡厥文》，百家出版社，1998，P22。⑤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633。⑥谌旭彬，《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奇迹》，今日话题历史版第84期。⑦国民政府当时的理念是重理轻文，所以其“高级知识分子”、“中级知识分子”，多系指理工科学者而言，文化界人士则与中共统战系统往来更为密切。⑧冰心，《我所见到的蒋夫人》，收录于《春水繁星 冰心精选集》，崇文书局，2013，P170-171。⑨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1940年11月。⑩王炳根，《谢冰心与宋美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

工业内迁，兵工最完整，重轻工门类齐全，保存了复兴的物质基础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此番迁都，对维持长期抗战、争取胜利前途，至为关键。但与迁都同期推进的工业、文化的大内迁，则常被后世所忽略。实际上，这场内迁，乃国脉存续的真正关键，誉之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丝毫不为过。

因“七七事变”发展成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与蒋介石处理事变的初衷，存在较大的偏离①，故而工业、文化的内迁，均未能提前有所部署，而是在1937年的8月份才被紧急提上日程。缘此，工业内迁方面，当局将大多数的资源倾斜给了更具战略意义的国营厂矿，而对民营工厂的照顾很不周全。

国营厂矿中，最关键者，莫过于兵工企业。中国兵工，本远不如日本，为抗战前途，自不容再有所损耗。所以，时人总结称：

“其实最伟大的最完整的工业内迁，还不是沿海的民间工业，而是散布在南京、武汉、山西、河南及广东各地的兵工工业。兵工厂的单位不算很多，每一个兵工厂的器材却是很多。兵工署让每一个兵工厂自己拆自己的厂，自己搬自己的厂，连职员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整个都搬，所以那些职员和工人都把自己的厂当作自己的家了，拼着命拆卸机器、搬运材料，从厂里到站上，从站上到码头上，再从码头上到船上，无不用尽了他们的全力。……他们不但搬完了他们的机器，也搬完了他们的材料……凡是内地所买不出来的，都是他们所不肯放弃的，所以他们的运输量最大。兵工厂的运输量超过了其他一切国营、民营工厂联合起来的运输总量。”②

至1940年，兵工厂西迁基本结束。八年抗战，国军绝大部分的枪支弹药的补充，即由这些西迁兵工厂所制造。据统计，自1939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共生产了36万余支步枪，虽远远不能满足战场所需，却已是当日补给的主要来源——至于外援，仍以步枪为例，抗战前期曾自苏联购买了5万支；抗战中后期，则因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得甚微，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中国国内战场仅获得1000支美援步枪的补充；直至史迪威被赶出中国，这一境况才有所改善，至1945年5月，有超过14万支美援步枪从印度仓库运入了国内战场。③

兵工厂之外，当局最重视的西迁对象，乃是飞机制造厂，共三家：韶关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器材、原料、半成品飞机、需修理飞机乃至机身、机翼，全在搬迁范围之内。日后美、苏空军援华，正是由这些飞机厂承担起了维修重任。

再其次，则是资源委员会下属的诸多国营厂矿。这些企业如中央钢铁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等，均攸关抗战的基础性需求。

民营工业西迁的筹划，与国营厂矿大致同步，唯当局所提供的条件，远不如国营厂矿优越，故损失颇大，如纺织业损失了70%，面粉业损失了60%，机器造纸业损失84%。至于迁徙途中之艰辛，则国营、民营并无二致。试举一例：胡厥文之新民机器厂和合作五金公司，自上海迁往四川，其中宜宾至重庆段，全靠雇用木船，由厂内工人充当纤夫拉船溯流而上，“岸边的江石年年被江水冲刷，变得分外尖利，工人们一不小心就把脚划得鲜血淋漓。……一只船往往需要一二百名工人拉纤。……顺利时每小时约可前进两丈，但更多的时候是寸步难行。在拉纤过程中，四根纤绳断了一根是常有的事，若是第二根纤断了，即须立即将其余两根一齐砍断，任船下流至静水处，以免危险。而纤夫只得重回原处，再从头拉起。”且须躲避敌机轰炸，此行，“员工被炸死2人，病死6人，从宜昌到重庆走了半年之久”。④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从1937—1940年，共内迁工厂450家，机器材料近12万吨。其中以钢铁业、机械工业、电力及电气工业、煤矿业等行业之器材为最多。⑤因是至故，最核心的重工业基本得以保全，轻工业损失惨重仍门类齐全，抗战八年，大后方仍有一个基本自给、稳定的工业体系在正常运转。



八十八师淞沪会战中准备与日军巷战

文化内迁，教育不衰反盛，礼遇文化界，保存了复兴的精神火种

如果说“工业西迁”保存的是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西迁”保存的则是民族的精神基础。

文化内迁，首重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针对教育方针，国内舆论分裂为两大派。一派主张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学科须调整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须调整为“以民众为对象”，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均应予以改组或停办。另一派则主张教育乃百年大计，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破坏长远的教育体系。军政高层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张治中和陈诚同在“长沙临时大学”演讲。张治中劈头就骂学生：“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陈诚则赞成学生西迁，誉其为国宝，勉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残破的国家将需要他们的学识来建设。

蒋介石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最终选择支持了陈诚一派的意见，认为抗战时期的教育，“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所以，“战时应作平时看”，“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在抗战期间反而获得了较之战前更大的发展，以高等教育为例，1936年在校学生仅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已增至8万余人，其中超过80%者完全由国家供养。⑥

其次则是对知识分子的救助。教育系统内的学者，大都随学校一并内迁。其他文化界人士，则多受惠于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其中最广为人知之案例，莫过于1941年香港沦陷后的“民主爱国人士大营救”，共将800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其家属送往了大后方。据国民政府统计，高级知识分子的90％，中级知识分子的50％，被从沦陷区转移到了大后方。⑦

冰心所获待遇，大致可以反映当时政府对知识分子力求尊重，以激励其为抗战效力的用心。1940年秋，有人向宋美龄推荐冰心来“妇女指导委员会”，做抗战的妇女动员工作，宋欣然接受。冰心夫妇当时住在昆明郊区，因事前往重庆，遂获宋美龄接见。宋劝她“国难当头，……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指导青年团体，不能再闲居在昆明郊外的小地方了”，冰心则“说了一些实际问题。孩子们都还小，战争时期交通不方便，所以搬家很困难……所以想和原先一样住在云南。”宋美龄的回答是“交通问题再多也能为你解决。……我并不想让你们家人分开什么的。”⑧

宋美龄最终是如何让冰心愿意自昆明搬往重庆的呢？林徽因当日与冰心所住甚近，在给美国友人费正清夫妇的书信中，林曾披露：“朋友‘Ice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⑨事实上，那辆由宋美龄亲自安排的卡车上，还载着冰心睡惯了离不开的大席梦思床垫。⑩此种礼遇，自有助于保存民族复兴之精神火种。



1941年，四川成都龙泉驿某小学上课

注释：

①蒋介石对七七事变的应对及期望目标，及最终走向的偏离，可参见：杨奎松，《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收录于《纪念七七事变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②《战时后方工业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界》1944年复刊号。③章慕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二十一世纪》2005年8月号。④胡世孚/编著，《纪念我的父亲胡厥文》，百家出版社，1998，P22。⑤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P633。⑥谌旭彬，《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奇迹》，今日话题历史版第84期。⑦国民政府当时的理念是重理轻文，所以其“高级知识分子”、“中级知识分子”，多系指理工科学者而言，文化界人士则与中共统战系统往来更为密切。⑧冰心，《我所见到的蒋夫人》，收录于《春水繁星 冰心精选集》，崇文书局，2013，P170-171。⑨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1940年11月。⑩王炳根，《谢冰心与宋美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