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时期，戴季陶等政要名流请命下跪，迫使蒋暂停推行简体字

今年两会上，冯小刚联合张国立上交提案，呼吁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引发媒体热议。著名文字专家党怀兴回应称，目前简化字已深入人心，恢复繁体字，需要投入的人力、财力不可估量，恢复繁体字不可能也没必要。

揆诸史料，有关汉字繁简的讨论由来已久，钱玄同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胡适、蔡元培、周作人、林语堂等都是汉字简化的支持者。

1934年1月，汉字简化运动步入实践，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指出：“（1）现在通行的俗体字；（2）宋元以来小说等书中俗字；（3）章草；（4）行书与今草；（5）《说文》中笔画减少的异体；（6）碑碣上的别字”，都是固有简体字。有这些字做标准，“便可用其偏旁而为新的配合”“用减省笔画的方法而造新的简体字”。①现行简体字所遵循的原则，也大致如此。

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预备推行简体字，遂委托钱玄同主持选字工作。历时半年，钱玄同选定简体字2400多个，编为《简体字谱》。教育部又约集专家审核，确定了324字的《第一批简体字表》。教育部通令全国，“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以上各种教材，如不采用简体字，则“不予审定”。②

推行简体字的命令颁布后，一批政要、名流群起反对，在各地组织“存文会”。其中最极端的戴季陶，据说向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迫于压力，国民政府在1936年1月发布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③官方推动的汉字简化至此夭折，但民间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常用简字表》（3150字）等资料。

与之相反，中共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推行简体字，取得了成功。这些简体字主要包括“拥、护、干、产、奋、红、党、苏、劳”等，被称为“解放字”。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解放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沿用至今。④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学者倡导汉字简化的同时，还大力推动“国语罗马化运动”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希望一劳永逸地将汉字变为拼音文字。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汉文好比是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好比是火轮船，新文字好比是飞机。”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是“拉丁化新文字”。⑤有关汉字拼音化的问题，现在学界还有诸多讨论，只是因其太过超前，未能得到推广。
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部分）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部分）
去台后，因大陆率先推行简体字，蒋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转倡繁体



对于汉字简化，蒋介石在1952年时旧事重提。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无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⑥很快，台湾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

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并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学者潘重规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是千万世人的公共遗产，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专横独断。”⑦随即引发了一场汉字繁简之争。其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在这场争论胶着不下时，因大陆率先推行汉字简化，使这一问题政治化。如学者林安梧所说，“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蒋介石不再倡言汉字简化，谁再谈论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会被扣上“沟通匪帮”或“隔海唱和”的“红帽子”。⑧

直至1969年，才由何应钦再次提出“整理简笔字案”。教育部门会同专家，订立三点原则：“当局应研究公布常用字，不宜提倡简笔字；积极研制标准字模，以划一印刷体；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机之改良，以求结构简化，运用轻便。”这意味着台湾当局最终决定绕过汉字简化，通过技术革新与标准化，实现文字普及。

但在两岸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简化字还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台湾。如台湾餐厅、旅馆，很多都推出简体字菜单；至2011年，简体字书籍占到台湾新书的20%。这种状况引起很多台湾人的担忧，以至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吴敦义要声明，“推广正体字是‘行政院’一贯立场政策，也是传承中华文化，未来不会改变。”⑨可见汉字繁简，在台湾依旧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

其实纵观历史，不管是1949年前的国共两党，还是此后的海峡两岸，政府、民间都有关于汉字简化的动议。而时至今日，两岸识字率已在95%以上；计算机的普及，让书写难易不再成为问题，当初简化汉字的理由不复存在。那我们面对这两种字体，既无需夸大繁体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必重申简体字的诸多便利，只要将它们与政治剥离，依据两岸习惯，倡导“识繁书简”或“识简书正”就功莫大焉了。

1920年，钱玄同（右一）参加苦雨斋聚会1920年，钱玄同（右一）参加苦雨斋聚会



注释：

①《钱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第471、472页；②③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第196—200页；④张书岩等编著：《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18页；⑤刘晓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1892—1949）汉字改革史论》，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⑥汪曙申：《蒋介石两次推行简体字》，《世界知识》，2009年第16期；⑦⑧何卓恩、焦徽：《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对汉字简化的呼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⑨戴红亮：《台湾语言文字政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大陆时期，戴季陶等政要名流请命下跪，迫使蒋暂停推行简体字

今年两会上，冯小刚联合张国立上交提案，呼吁恢复部分有文化含义的繁体字，引发媒体热议。著名文字专家党怀兴回应称，目前简化字已深入人心，恢复繁体字，需要投入的人力、财力不可估量，恢复繁体字不可能也没必要。

揆诸史料，有关汉字繁简的讨论由来已久，钱玄同在“五四”运动时期，就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胡适、蔡元培、周作人、林语堂等都是汉字简化的支持者。

1934年1月，汉字简化运动步入实践，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指出：“（1）现在通行的俗体字；（2）宋元以来小说等书中俗字；（3）章草；（4）行书与今草；（5）《说文》中笔画减少的异体；（6）碑碣上的别字”，都是固有简体字。有这些字做标准，“便可用其偏旁而为新的配合”“用减省笔画的方法而造新的简体字”。①现行简体字所遵循的原则，也大致如此。

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预备推行简体字，遂委托钱玄同主持选字工作。历时半年，钱玄同选定简体字2400多个，编为《简体字谱》。教育部又约集专家审核，确定了324字的《第一批简体字表》。教育部通令全国，“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以上各种教材，如不采用简体字，则“不予审定”。②

推行简体字的命令颁布后，一批政要、名流群起反对，在各地组织“存文会”。其中最极端的戴季陶，据说向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迫于压力，国民政府在1936年1月发布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③官方推动的汉字简化至此夭折，但民间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常用简字表》（3150字）等资料。

与之相反，中共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推行简体字，取得了成功。这些简体字主要包括“拥、护、干、产、奋、红、党、苏、劳”等，被称为“解放字”。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解放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沿用至今。④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学者倡导汉字简化的同时，还大力推动“国语罗马化运动”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希望一劳永逸地将汉字变为拼音文字。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汉文好比是独轮车，国语罗马字好比是火轮船，新文字好比是飞机。”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是“拉丁化新文字”。⑤有关汉字拼音化的问题，现在学界还有诸多讨论，只是因其太过超前，未能得到推广。
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部分）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部分）
去台后，因大陆率先推行简体字，蒋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转倡繁体



对于汉字简化，蒋介石在1952年时旧事重提。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民国二十四年，我们在政治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汉字简化方案，因戴无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对而未施行，很遗憾。没有想到，只过十几年，他就不在了，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⑥很快，台湾成立“简体字研究委员会”。

时任“考试院副院长”的罗家伦盛赞“总裁此举极其英明”，并公开说“中国文字必须保存，但要保存中国文字，则必须简化它，使民众便于学习和运用”。廖维藩、胡秋原等106名“立法委员”对罗家伦的言论极为不满，提交议案：“为制止毁灭中国文字，破坏中国文化，危及国家命脉，特提议设立文字制定程序法……”学者潘重规更激烈地表示，“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是千万世人的公共遗产，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专横独断。”⑦随即引发了一场汉字繁简之争。其间，《联合报》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参与者中，赞成汉字简化者7315人，反对者4807人。

在这场争论胶着不下时，因大陆率先推行汉字简化，使这一问题政治化。如学者林安梧所说，“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蒋介石不再倡言汉字简化，谁再谈论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会被扣上“沟通匪帮”或“隔海唱和”的“红帽子”。⑧

直至1969年，才由何应钦再次提出“整理简笔字案”。教育部门会同专家，订立三点原则：“当局应研究公布常用字，不宜提倡简笔字；积极研制标准字模，以划一印刷体；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机之改良，以求结构简化，运用轻便。”这意味着台湾当局最终决定绕过汉字简化，通过技术革新与标准化，实现文字普及。

但在两岸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简化字还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台湾。如台湾餐厅、旅馆，很多都推出简体字菜单；至2011年，简体字书籍占到台湾新书的20%。这种状况引起很多台湾人的担忧，以至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吴敦义要声明，“推广正体字是‘行政院’一贯立场政策，也是传承中华文化，未来不会改变。”⑨可见汉字繁简，在台湾依旧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

其实纵观历史，不管是1949年前的国共两党，还是此后的海峡两岸，政府、民间都有关于汉字简化的动议。而时至今日，两岸识字率已在95%以上；计算机的普及，让书写难易不再成为问题，当初简化汉字的理由不复存在。那我们面对这两种字体，既无需夸大繁体字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必重申简体字的诸多便利，只要将它们与政治剥离，依据两岸习惯，倡导“识繁书简”或“识简书正”就功莫大焉了。

1920年，钱玄同（右一）参加苦雨斋聚会1920年，钱玄同（右一）参加苦雨斋聚会



注释：

①《钱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1999年，第471、472页；②③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第196—200页；④张书岩等编著：《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18页；⑤刘晓明：《清末至新中国成立（1892—1949）汉字改革史论》，河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⑥汪曙申：《蒋介石两次推行简体字》，《世界知识》，2009年第16期；⑦⑧何卓恩、焦徽：《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对汉字简化的呼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⑨戴红亮：《台湾语言文字政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