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因长期宣称“一党训政”，该政府一般也被称作国民党政府；至1949年迁台，共统治大陆20余年。对这20余年的历史，学术界近些年来，有不少新的见解。
政治上，是一个头重脚轻、丧失了政治理想的“弱势独裁政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被认为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权”。改革开放后，这种极具政治意味的表述逐渐消失。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出版，其中说，“随着京、津地区的易帜，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全国的政治中枢，开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中国的新时期。”①表述中立。

日本学者家近亮子，在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架构，及国民党的组织特征后认为，中央权力、组织原则的频繁变更，“阻碍了……国民党党员及党组织在全国的发展”，“阻碍了党的权力向社会渗透”，导致“南京国民政府自身权力渗透不够”。②这让训政时期的“以党治国”，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句空话。

学者王奇生则把国民党定义为“弱势独裁政党”。在他看来，“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其党的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中，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③据此，南京国民政府也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权。家近亮子和王奇生都将组织涣散，看做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高华认为，“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在内外环境压力下，建立新的秩序，把确立、巩固国民党政治权威视为首要任务”，但在各个方面都力不从心，如“检视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丧失政治理想、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松散的‘政治’集合。促使国民党集合的动力只是利益，而非意识形态。”④金以林也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⑤

另外，杨奎松在研究“清共”问题时发现，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政治的统治架构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依旧是一种头重脚轻，政权与其被治之民上下脱节的统治结构。其统治模式依旧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央和各地军政官僚机构依靠县以下的地方士绅地主阶层，来实现对广发农村基层社会的征缴与治理的模式。”⑥这同共产党努力使权力直达基层的做法恰好相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仪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仪式
经济上，不少海外学者认为“资本家在国民党内无地位”

史学界对国民政府经济领域的评价，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不否认其在经济建设上，有一定的贡献与成效。如华裔学者徐中约说，“尽管局势如此不济，国民政府还是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进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国防和轻工业等领域。”⑦2011年中国社科院出版的的《中华民国史》也说，“国民政府为了稳固政权，在其成立的头十年，特别是后六七年中，在财政、金融和经济以及教育、科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效。”⑧

二是如何理解国民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学者小科布尔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资本家们，只有在反对共产党的社会革命时有一致利益，大多数时候，资本家们都是南京政府压榨的对象。他说，“国民党始终并没有有系统地代表资本家或任何城市社会阶级的利益，所以也就不存在资本家或任何一个城市的社会阶级成为南京政权社会阶级基础的问题”。小科布尔甚至认为，“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图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至于除它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国民党政府是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它追求的只是独断与专制，而不是拥抱城市社会集团”。⑨小科布尔提出这一观点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出版于1980年。

另一位美国学者陶涵，近年也持类似的观点，“事实上，资本家在国民党内无地位，国民党依然反资本家。蒋介石在事业生涯中，一直都牢牢地控制这些城市的许多金融家、企业家组织，榨取他们的钱，必要时还借助于杜月笙帮众的威胁、捣毁财产，甚至绑架手法——只是都不承认罢了。”⑩不过，较之小科布尔，陶涵的观点要保守一些，他同时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想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不单单只是在“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


注释：

①⑧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第6卷第625页；第8卷（上）第5页；②（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216页；③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2页；④高华：《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页；⑤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页；⑥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⑦（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411页；⑨（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20页；⑩（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台）时报文化2010年，第987页。

1927年的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因长期宣称“一党训政”，该政府一般也被称作国民党政府；至1949年迁台，共统治大陆20余年。对这20余年的历史，学术界近些年来，有不少新的见解。
政治上，是一个头重脚轻、丧失了政治理想的“弱势独裁政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国民政府被认为是一个“代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权”。改革开放后，这种极具政治意味的表述逐渐消失。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持编纂的《中华民国史》出版，其中说，“随着京、津地区的易帜，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全国的政治中枢，开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中国的新时期。”①表述中立。

日本学者家近亮子，在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架构，及国民党的组织特征后认为，中央权力、组织原则的频繁变更，“阻碍了……国民党党员及党组织在全国的发展”，“阻碍了党的权力向社会渗透”，导致“南京国民政府自身权力渗透不够”。②这让训政时期的“以党治国”，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句空话。

学者王奇生则把国民党定义为“弱势独裁政党”。在他看来，“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其党的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中，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③据此，南京国民政府也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权。家近亮子和王奇生都将组织涣散，看做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失败，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高华认为，“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在内外环境压力下，建立新的秩序，把确立、巩固国民党政治权威视为首要任务”，但在各个方面都力不从心，如“检视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丧失政治理想、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松散的‘政治’集合。促使国民党集合的动力只是利益，而非意识形态。”④金以林也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⑤

另外，杨奎松在研究“清共”问题时发现，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传统政治的统治架构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它依旧是一种头重脚轻，政权与其被治之民上下脱节的统治结构。其统治模式依旧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央和各地军政官僚机构依靠县以下的地方士绅地主阶层，来实现对广发农村基层社会的征缴与治理的模式。”⑥这同共产党努力使权力直达基层的做法恰好相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仪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仪式
经济上，不少海外学者认为“资本家在国民党内无地位”

史学界对国民政府经济领域的评价，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不否认其在经济建设上，有一定的贡献与成效。如华裔学者徐中约说，“尽管局势如此不济，国民政府还是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进步——尤其是在金融、交通、教育、国防和轻工业等领域。”⑦2011年中国社科院出版的的《中华民国史》也说，“国民政府为了稳固政权，在其成立的头十年，特别是后六七年中，在财政、金融和经济以及教育、科学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效。”⑧

二是如何理解国民政府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学者小科布尔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资本家们，只有在反对共产党的社会革命时有一致利益，大多数时候，资本家们都是南京政府压榨的对象。他说，“国民党始终并没有有系统地代表资本家或任何城市社会阶级的利益，所以也就不存在资本家或任何一个城市的社会阶级成为南京政权社会阶级基础的问题”。小科布尔甚至认为，“南京政府的政策只图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至于除它以外的任何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完全不管的”“国民党政府是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它追求的只是独断与专制，而不是拥抱城市社会集团”。⑨小科布尔提出这一观点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出版于1980年。

另一位美国学者陶涵，近年也持类似的观点，“事实上，资本家在国民党内无地位，国民党依然反资本家。蒋介石在事业生涯中，一直都牢牢地控制这些城市的许多金融家、企业家组织，榨取他们的钱，必要时还借助于杜月笙帮众的威胁、捣毁财产，甚至绑架手法——只是都不承认罢了。”⑩不过，较之小科布尔，陶涵的观点要保守一些，他同时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想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不单单只是在“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


注释：

①⑧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第6卷第625页；第8卷（上）第5页；②（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216页；③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2页；④高华：《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页；⑤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页；⑥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⑦（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411页；⑨（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20页；⑩（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台）时报文化2010年，第9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