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和游击队进攻日军碉堡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荡”后一段时间内主力部队在冀中难以站住脚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纱帐起来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变。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减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伪在冀中兵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日军减少507%，伪军增加405%。在冀中1700多处点碉中，由伪军单独守备的占3/4，日伪混合守备的占1/4，日军单独守备的很少，配备也很分散。”敌情有了变化，我方地道工作、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等又有了发展，形势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不要忘了，1943年青纱帐以后，也仍是敌强我弱。“开始恢复根据地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我仍处被动地位。”由此，从敌情和冀中的实际情况看，“五一”大“扫荡”一结束，主力部队要回去的话，恐怕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也站不住脚，只好又退回路西。当然，如果指挥巧妙，打几个大胜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价后，能站住脚，这些结局都很难预料，有时候，事后诸葛亮也不那么好当。

　　冀中既然回不去了，那么，只有少数干部离开了路西，或潜回冀中开展工作——即所谓“咬牙干部”；或奔赴延安进行学习——即所谓“建国干部”；大部分干部仍留在路西，也没有安排太多工作，只是集中学习，实际上是“储存”起来，以待来日——即所谓“反攻干部”。

　　说到反攻，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据《大江南北》杂志199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说，1942年7月，毛泽东打电报给当时在山东的刘少奇，指示一定要加紧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不要丢掉这块未来反攻的基地。文章说，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一年，而毛泽东却想到以后反攻的事，足见毛泽东是站得高、想得远。但文章没有说为什么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打这个电报?联想到冀中的“五一”大“扫荡”，我们很自然要想到，或许是在1942年7月，毛泽东看到冀中这一战略要地、反攻基地局势已难以逆转，生怕山东根据地再有个闪失，故打电报提请刘少奇注意。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猜测。说到延安，也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吴西老人讲1943年2月中旬，他接到通知去延安，一共有600多人，由他和帅荣带队。分两批走。约5月份到的延安，到延安后的一天，朱德把他和帅荣——当时在延安的两位级别最高的冀中军区军事干部，叫去，铺开地图，叫他们讲一讲“五一”“扫荡”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就指着地图，向朱老总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敌人有多少?从哪里进来?我们部队怎样部署?等等。吴西老人说，朱老总当时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吴西老人没有说，只是说那意思是应该搞好一点。采访吴西记录。再采访帅荣，却说不记得有这件事。采访帅荣记录。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也只能先作为一个线索，记载在此吧。

　　◇在抗战初期，甚至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士兵武士道精神都很强，不容易抓到俘虏。抓到俘虏也难以改造。军事技术也不错，冀中的老人说，那时候鬼子站在卡车上，开枪打人，车是动的，人也在跑，却能枪响人倒，拼起刺刀来，咱们这边两三个人对一个，不一定能占着便宜。体格也好，受点轻伤满不在乎。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战前日本曾有意派了许多日本妓女到德国去，一旦怀孕，便回国来生下孩子。所以日本军队里有不少个头不小的，都是德国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大批日军被抽调走，抽调兵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队被调走，像41师团，被调到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一是原建制未变，但有经验的老兵被抽走。缺额由新兵——都是些原来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在中国的日本兵的气势、体格、战斗经验都不行了，比起抗战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士兵在各方面都强一些，往后越来越不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似乎还抽象了一点，我们也应该具体地看一看，端着三八大盖在冀中“拉大网”的日本兵，扛着歪把机枪在据点练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来到中国，在北平南苑机场当维修兵。其间随部队到过华北不少地方。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市川幸雄已成为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踏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他深感忏悔，并感叹当时日本人所受的愚民教育。他说：“战争时期的日本年轻一代，出生于贫困的年代，他们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个人自由的一代人。”

　　市川幸雄说，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当兵光荣，大和民族优秀，大日本国强大。等等。他写道：“那时候，政府给我们灌输的是‘大日本帝国是与美、英两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是头等国家’这样的思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日本是神的国家，每个人都是神的子孙’的说教，政府告诉我们，为了使日本富裕起来，只能占有别国的资源，统治别的民族，在此基础上，谋求共存共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政府还把实现这种统治的战争叫作‘圣战’。对此，我们是毫无戒心地接受了，教育的力量实在是可怕。”为了“圣战”而参军，当然是无上荣耀的。1937年志愿加入日本军队的水野靖夫回忆说：“本村曾有一个当兵出征的人，在卢沟桥事变中战死了。他的家属究竟如何承受了这一哀伤事件，固然无从知晓，但在村里却成了一个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从明治时代(由1868年)以来，第一个荣获金到鸟勋章的人。在村边，特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极其壮观的墓碑，全村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没有比为国尽忠这件事更光荣的了。”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不难理解，日本的青年人都愿意“为国献身”。水野靖夫说，“这在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朝国家需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比每天的三顿饭还要自然。”

　　当年，日本青年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接受官方的愚民教育：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帝国是世界强国，参加“圣战”无上光荣。

　　参军光荣，日本是世界强国，这是日本青年从小受官方教育逐渐形成的两个梦想。等到他们真的走上人生道路，这些梦想一个个都破灭了。

　　先说参军，也就是入伍离开家乡那一会儿光荣，等到了军队，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水野靖夫回忆说：“作为新兵的惟一享受，也只不过是到酒保(军营中的小卖部——译者)买点饼干或馒头藏到厕所里去打牙祭而已。如果不小心在队内的内务班吃，就会受到老兵的厌恶和嘲笑。”满怀理想到了军队，却只能跑到厕所去发泄，给家人的信件中，还只能报告自己是多么幸福——因为军队里有严格的邮检制度。

　　日本军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这所“学校”是崇尚暴力的。打耳光，举枪站立等体罚是家常便饭。士兵受到暴力的对待，不敢反抗，只得把怒气发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老兵打骂新兵，新兵则打骂百姓——中国的百姓。文明的举止和丰富的知识，在日本军队中是吃不开的。市川幸雄说，“在日本军队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故意刁难知识分子和学历高的士兵。”“好像越是无教育，就越能胜任其职，”“浑身总是汗味和马粪味”的人，“大口大口地喝酒，搂着慰安妇消愁解闷”的人，“杀人放火都不在乎的充满杀气的人”才会赢得荣誉和尊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这所“学校”是鼓励犯罪的。要作战，首先就要学会玩弄女人。水野靖夫回忆说，“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他说，他在1939年从日本芝浦乘船来到中国青岛，“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

　　“‘没有没和女人接触过的吧!’‘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上岸后，日军士兵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那里就像医院里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长廊的两侧拉着帘子，里面是细长的屋子，有五十张左右的床排成了一大排，女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

　　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着队。有的帘子上面还附有红色的记号，这表明里面的女人带有性病。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是十五六分钟。如果超过了时间，外面的人就会催喊：‘还没完呀?’有些老兵为了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到处扒开帘子寻视。这真是‘皇军’士兵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时代。”

　　除了学会玩弄女人，还都学会了偷窃。在军队中，“个人之间互相偷窃官发物品的情形已成为家常便饭，”而一旦丢了东西，“即便丢了一双袜子也要成为‘事件’。全体新兵吃够了拳头以后，还要遵循‘寻找’命令，到处去寻找。所谓‘寻找’，就是要到别的队去偷的意思。为了不使自己队内洗过的衣服丢失，不得不在晒衣场上派兵看守。”

　　习惯了暴力和杀人，学会了玩弄女人和偷窃东西，才算是“毕业”了，成了一名合格的士兵。每一个日本青年有了这一番经历，在精神状态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市川幸雄以他的三个战友为例，说明了这种变化：同年入伍者A君，生长在农村，曾是村里的模范青年，也是个热心研究农业生产的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勤的劳动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性格。他不仅敦厚笃实，而且富有才干，是一位当时流行的二宫金次郎式的优秀青年。但是，A君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凶恶残忍的家伙。他曾说过：“军队是依仗权势建立起来的毫无人性的无情无义的集团，军队里的教育是胡说八道。我原有的人生观，在军队中被彻底粉碎了，我变了。”

　　他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中，完全变成了无情无义的魔鬼。据说他留在训练队任职后，对新兵的教育也是极其残酷的。

　　僧侣也要变成“鬼子”

　　同年入伍的B君原是京都地方一个寺院的僧侣，他严格遵守寺院的清规戒律，为修身到处化缘，飘泊流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做到坚韧不拔，毫不动摇。但这位年轻的“杰僧”入伍后却感叹地说：“军队的教育全是胡扯，只要肩章上多一颗星，就得称他们为上司，而他们无视部下的人权和人格，要求部下在自己面前俯首贴耳，把折磨别人视作享受。他们做事为所欲为，毫无顾忌。这种残忍的虐待，除了在军队之外，在人世上，甚至在地狱里，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军队里生活还不如下地狱。”

　　同年入伍者C君，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高材生，工科学士。由于学习期间可以延缓征兵期，他比我大4岁，胸襟开阔，像长兄似的。然而有一个年龄比他还小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两年兵，只因比他多一颗星，便成了C的上级，盛气凌人地耍威风。C君为此事极为恼火。他说道：“我在学生时代，要是像在军队这样严酷的教育下学习，也许没毕业就成了博士了。老师和母亲都会为我高兴的。”

　　纯朴的农村青年，刻苦的模范僧人，文雅的大学学士，经过日本军队的“培养”，就都变成了杀人狂。市川幸雄说，“正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教育的体制’造成了这一切。”他说，“这样的罪行绝不会再度出现在民主主义的国家。”换言之，用那位上过大学的C君的话说，日本军队的一些作法，“若在法制社会是无法饶恕的。”

　　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破灭了，那么，既然日军内部当官的欺压当兵的，老兵剥削新兵，但仍有相当战斗力呢?这是因为，这些日本青年还有另一个梦：日本是世界强国，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梦，又掺杂着民族自尊感，比第一个梦更难破灭。许多日本士兵忍受着上级的欺压和老兵的拳头，是因为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我们是为日本而战!慢慢的，这个梦也破灭了：原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算不上世界强国，别的民族也同样优秀，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优秀。市川幸雄是一名飞机维修兵，他似乎比一般士兵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说，当他1937年来到中国时，觉得中国比日本还穷，很有点瞧不起。因他是维修兵，相对而言，行动比较自由，看到颐和园的建筑，看到北京高大的城楼，他开始感到，中国也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中国人也很聪明。他说：“在日本听到的轻视中国的宣传论调，与现实完全相反。我深深地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日本的军用产品也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威力无穷。市川幸雄甚至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空军就败在小小的飞机零件上了。他说：“一般人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空军败给美国是因为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那就是飞机的质量太差，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空军是败在这个

　　日本和尚的捐献掌心大小的增压器上。美国的增压器即使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性能也保持不变。”

　　岂止是增压器不行，别的飞机零件质量也不行。因为资源贫乏的日本，往往用回收的废钢材生产的再生钢，来制造飞机零件。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可以，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而供给贫乏的日军又不允许随意更换零部件，只要能凑合就凑合。维修一架飞机往往就是一次小修，要四五个小时，因而当市川幸雄听了解美军的飞行员们说美军飞机维修兵检修飞机时，只要略有毛病，就更换新零件，检修一架飞机只要一二十分钟时，惊讶之余也对本国的科技实力产生了怀疑。他周围的战友们，看到国产新飞机一架架往下掉，而缴获来的“敌国”旧飞机却飞得很好时，都气得大骂，说：“为什么国产飞机是泥牛入海式的飞机呢?我要是能活着回国，一定要赏给飞机公司的经理和工作人员每人一个嘴巴。”

　　岂止是飞机不行，别的军用产品质量也不高，市川幸雄说：“那时，日本产品质量低劣，这不仅暴露在飞机制造业方面，也暴露在其他武器及机械方面。其特征是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就出了纰漏，性能下降，发生故障以至不能使用，步兵用的三八步枪其可靠性很高，但是比步枪高一级的武器，尤其是轻机枪，士兵则抱怨说：‘它一见到敌人就不灵了!’据说在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中，有捷克制的轻机枪，其可靠性就比我们的轻机枪好得多。”

　　市川幸雄说，“那时日本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政府对我们宣传说日本的科学已达到世界水平。”他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日本是世界强国的美梦不说全醒，也是半醒了。市川幸雄是技术兵，文化水平高一些，接触面也广一些，所以他的梦醒得早一些。而那些一般步兵部队的士兵，文化水平更低，接触面也很窄。他们的梦则不那么容易醒。甚至直至被俘以后，还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1941年4月末在冀中任丘被捕的日军士兵和田真一，当了俘虏还和敌工干部老石吵，气得“本来很和气的老石也生起气来：‘你太顽固了，太顽固了!这些话都是日本的大人物——军阀和财阀们说的呀!’”

　　老石气得不愿和他交谈，便找来一些材料让他看。和田真一对一些日文书不感兴趣，倒是对中文的《论持久战》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倒挺感兴趣，虽然我不懂汉语，读汉字时也有不少地方不解其意，但是大致还是看得懂的。我虽然没有读完全书，但毛泽东主席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年来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正确分析，使我非常佩服……在心中确实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日本的将军和大臣们一味地轻视敌人，夸耀日本如何优秀，以此激励国民。然而，他们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分析敌人，应该怎样去干，预言靠吹牛皮，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说是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在扩大战线。说是“速战速决”，实际上在长期作战。日俄战争时期使用过的毛毯大衣又出现了，还有鲨皮靴和竹鞘刺刀等等，就连耳目不合格的人也应征入伍了。沉醉于酒色的军官和下士官的行为令人目不忍睹，士兵们的偷盗和找“花姑娘”的事屡见不鲜。离开日本军队，使我有机会从外面观察日军，以前未曾发现的阴暗面暴露无遗，这使我感到不安和焦躁。

　　八路军和游击队进攻日军碉堡

　　打吧，不行；不打吧，也不行。这恐怕就是“五一”大“打荡”后一段时间内主力部队在冀中难以站住脚的原因吧。直到1943年夏季青纱帐起来之后，这种状况方有所变。这一时期日本人在冀中的兵力大大减少，“一九四三年五月份日伪在冀中兵力与上年同期相比，日军减少507%，伪军增加405%。在冀中1700多处点碉中，由伪军单独守备的占3/4，日伪混合守备的占1/4，日军单独守备的很少，配备也很分散。”敌情有了变化，我方地道工作、两面政权、敌伪军工作等又有了发展，形势才慢慢好起来。不过不要忘了，1943年青纱帐以后，也仍是敌强我弱。“开始恢复根据地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仍然是严峻的，我仍处被动地位。”由此，从敌情和冀中的实际情况看，“五一”大“扫荡”一结束，主力部队要回去的话，恐怕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也站不住脚，只好又退回路西。当然，如果指挥巧妙，打几个大胜仗，也有可能是付出代价后，能站住脚，这些结局都很难预料，有时候，事后诸葛亮也不那么好当。

　　冀中既然回不去了，那么，只有少数干部离开了路西，或潜回冀中开展工作——即所谓“咬牙干部”；或奔赴延安进行学习——即所谓“建国干部”；大部分干部仍留在路西，也没有安排太多工作，只是集中学习，实际上是“储存”起来，以待来日——即所谓“反攻干部”。

　　说到反攻，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据《大江南北》杂志199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说，1942年7月，毛泽东打电报给当时在山东的刘少奇，指示一定要加紧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不要丢掉这块未来反攻的基地。文章说，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一年，而毛泽东却想到以后反攻的事，足见毛泽东是站得高、想得远。但文章没有说为什么早不打，晚不打，偏偏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打这个电报?联想到冀中的“五一”大“扫荡”，我们很自然要想到，或许是在1942年7月，毛泽东看到冀中这一战略要地、反攻基地局势已难以逆转，生怕山东根据地再有个闪失，故打电报提请刘少奇注意。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猜测。说到延安，也有一件事情似乎应提一提。吴西老人讲1943年2月中旬，他接到通知去延安，一共有600多人，由他和帅荣带队。分两批走。约5月份到的延安，到延安后的一天，朱德把他和帅荣——当时在延安的两位级别最高的冀中军区军事干部，叫去，铺开地图，叫他们讲一讲“五一”“扫荡”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就指着地图，向朱老总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敌人有多少?从哪里进来?我们部队怎样部署?等等。吴西老人说，朱老总当时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吴西老人没有说，只是说那意思是应该搞好一点。采访吴西记录。再采访帅荣，却说不记得有这件事。采访帅荣记录。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也只能先作为一个线索，记载在此吧。

　　◇在抗战初期，甚至直至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士兵武士道精神都很强，不容易抓到俘虏。抓到俘虏也难以改造。军事技术也不错，冀中的老人说，那时候鬼子站在卡车上，开枪打人，车是动的，人也在跑，却能枪响人倒，拼起刺刀来，咱们这边两三个人对一个，不一定能占着便宜。体格也好，受点轻伤满不在乎。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战前日本曾有意派了许多日本妓女到德国去，一旦怀孕，便回国来生下孩子。所以日本军队里有不少个头不小的，都是德国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上大批日军被抽调走，抽调兵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成建制的部队被调走，像41师团，被调到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一是原建制未变，但有经验的老兵被抽走。缺额由新兵——都是些原来不符合征兵条件的人，也没有战争经验。所以，在中国的日本兵的气势、体格、战斗经验都不行了，比起抗战初、中期，差了一大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士兵在各方面都强一些，往后越来越不行，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但似乎还抽象了一点，我们也应该具体地看一看，端着三八大盖在冀中“拉大网”的日本兵，扛着歪把机枪在据点练操的日本兵，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市川幸雄：一位日军士兵的回忆市川幸雄，是一名日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士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即来到中国，在北平南苑机场当维修兵。其间随部队到过华北不少地方。

　　时过境迁，半个世纪后，市川幸雄已成为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踏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他深感忏悔，并感叹当时日本人所受的愚民教育。他说：“战争时期的日本年轻一代，出生于贫困的年代，他们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个人自由的一代人。”

　　市川幸雄说，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当兵光荣，大和民族优秀，大日本国强大。等等。他写道：“那时候，政府给我们灌输的是‘大日本帝国是与美、英两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强国之一，是头等国家’这样的思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日本是神的国家，每个人都是神的子孙’的说教，政府告诉我们，为了使日本富裕起来，只能占有别国的资源，统治别的民族，在此基础上，谋求共存共荣，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政府还把实现这种统治的战争叫作‘圣战’。对此，我们是毫无戒心地接受了，教育的力量实在是可怕。”为了“圣战”而参军，当然是无上荣耀的。1937年志愿加入日本军队的水野靖夫回忆说：“本村曾有一个当兵出征的人，在卢沟桥事变中战死了。他的家属究竟如何承受了这一哀伤事件，固然无从知晓，但在村里却成了一个天大的喜事。他是本村从明治时代(由1868年)以来，第一个荣获金到鸟勋章的人。在村边，特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极其壮观的墓碑，全村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使我深深感到——人生在世再没有比为国尽忠这件事更光荣的了。”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不难理解，日本的青年人都愿意“为国献身”。水野靖夫说，“这在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一朝国家需要，‘为天皇陛下尽忠’，这比每天的三顿饭还要自然。”

　　当年，日本青年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接受官方的愚民教育：大和民族是优秀的民族，日本帝国是世界强国，参加“圣战”无上光荣。

　　参军光荣，日本是世界强国，这是日本青年从小受官方教育逐渐形成的两个梦想。等到他们真的走上人生道路，这些梦想一个个都破灭了。

　　先说参军，也就是入伍离开家乡那一会儿光荣，等到了军队，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水野靖夫回忆说：“作为新兵的惟一享受，也只不过是到酒保(军营中的小卖部——译者)买点饼干或馒头藏到厕所里去打牙祭而已。如果不小心在队内的内务班吃，就会受到老兵的厌恶和嘲笑。”满怀理想到了军队，却只能跑到厕所去发泄，给家人的信件中，还只能报告自己是多么幸福——因为军队里有严格的邮检制度。

　　日本军队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这所“学校”是崇尚暴力的。打耳光，举枪站立等体罚是家常便饭。士兵受到暴力的对待，不敢反抗，只得把怒气发泄到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老兵打骂新兵，新兵则打骂百姓——中国的百姓。文明的举止和丰富的知识，在日本军队中是吃不开的。市川幸雄说，“在日本军队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性，那就是故意刁难知识分子和学历高的士兵。”“好像越是无教育，就越能胜任其职，”“浑身总是汗味和马粪味”的人，“大口大口地喝酒，搂着慰安妇消愁解闷”的人，“杀人放火都不在乎的充满杀气的人”才会赢得荣誉和尊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这所“学校”是鼓励犯罪的。要作战，首先就要学会玩弄女人。水野靖夫回忆说，“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他说，他在1939年从日本芝浦乘船来到中国青岛，“等待我们的并不是敌国的军队。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

　　“‘没有没和女人接触过的吧!’‘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上岸后，日军士兵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所，那里就像医院里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长廊的两侧拉着帘子，里面是细长的屋子，有五十张左右的床排成了一大排，女人们躺在床上等待着。

　　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着队。有的帘子上面还附有红色的记号，这表明里面的女人带有性病。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是十五六分钟。如果超过了时间，外面的人就会催喊：‘还没完呀?’有些老兵为了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到处扒开帘子寻视。这真是‘皇军’士兵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时代。”

　　除了学会玩弄女人，还都学会了偷窃。在军队中，“个人之间互相偷窃官发物品的情形已成为家常便饭，”而一旦丢了东西，“即便丢了一双袜子也要成为‘事件’。全体新兵吃够了拳头以后，还要遵循‘寻找’命令，到处去寻找。所谓‘寻找’，就是要到别的队去偷的意思。为了不使自己队内洗过的衣服丢失，不得不在晒衣场上派兵看守。”

　　习惯了暴力和杀人，学会了玩弄女人和偷窃东西，才算是“毕业”了，成了一名合格的士兵。每一个日本青年有了这一番经历，在精神状态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市川幸雄以他的三个战友为例，说明了这种变化：同年入伍者A君，生长在农村，曾是村里的模范青年，也是个热心研究农业生产的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勤的劳动磨炼了他的意志和性格。他不仅敦厚笃实，而且富有才干，是一位当时流行的二宫金次郎式的优秀青年。但是，A君最后却变成了一个凶恶残忍的家伙。他曾说过：“军队是依仗权势建立起来的毫无人性的无情无义的集团，军队里的教育是胡说八道。我原有的人生观，在军队中被彻底粉碎了，我变了。”

　　他在以后的所作所为中，完全变成了无情无义的魔鬼。据说他留在训练队任职后，对新兵的教育也是极其残酷的。

　　僧侣也要变成“鬼子”

　　同年入伍的B君原是京都地方一个寺院的僧侣，他严格遵守寺院的清规戒律，为修身到处化缘，飘泊流离，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做到坚韧不拔，毫不动摇。但这位年轻的“杰僧”入伍后却感叹地说：“军队的教育全是胡扯，只要肩章上多一颗星，就得称他们为上司，而他们无视部下的人权和人格，要求部下在自己面前俯首贴耳，把折磨别人视作享受。他们做事为所欲为，毫无顾忌。这种残忍的虐待，除了在军队之外，在人世上，甚至在地狱里，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军队里生活还不如下地狱。”

　　同年入伍者C君，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高材生，工科学士。由于学习期间可以延缓征兵期，他比我大4岁，胸襟开阔，像长兄似的。然而有一个年龄比他还小又没有受过教育的两年兵，只因比他多一颗星，便成了C的上级，盛气凌人地耍威风。C君为此事极为恼火。他说道：“我在学生时代，要是像在军队这样严酷的教育下学习，也许没毕业就成了博士了。老师和母亲都会为我高兴的。”

　　纯朴的农村青年，刻苦的模范僧人，文雅的大学学士，经过日本军队的“培养”，就都变成了杀人狂。市川幸雄说，“正是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教育的体制’造成了这一切。”他说，“这样的罪行绝不会再度出现在民主主义的国家。”换言之，用那位上过大学的C君的话说，日本军队的一些作法，“若在法制社会是无法饶恕的。”

　　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破灭了，那么，既然日军内部当官的欺压当兵的，老兵剥削新兵，但仍有相当战斗力呢?这是因为，这些日本青年还有另一个梦：日本是世界强国，大和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这个梦，又掺杂着民族自尊感，比第一个梦更难破灭。许多日本士兵忍受着上级的欺压和老兵的拳头，是因为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我们是为日本而战!慢慢的，这个梦也破灭了：原来日本在许多方面都算不上世界强国，别的民族也同样优秀，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优秀。市川幸雄是一名飞机维修兵，他似乎比一般士兵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回忆说，当他1937年来到中国时，觉得中国比日本还穷，很有点瞧不起。因他是维修兵，相对而言，行动比较自由，看到颐和园的建筑，看到北京高大的城楼，他开始感到，中国也是个了不起的国家，中国人也很聪明。他说：“在日本听到的轻视中国的宣传论调，与现实完全相反。我深深地感到，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日本的军用产品也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威力无穷。市川幸雄甚至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空军就败在小小的飞机零件上了。他说：“一般人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空军败给美国是因为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失败的原因，那就是飞机的质量太差，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空军是败在这个

　　日本和尚的捐献掌心大小的增压器上。美国的增压器即使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性能也保持不变。”

　　岂止是增压器不行，别的飞机零件质量也不行。因为资源贫乏的日本，往往用回收的废钢材生产的再生钢，来制造飞机零件。刚开始用的时候还可以，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而供给贫乏的日军又不允许随意更换零部件，只要能凑合就凑合。维修一架飞机往往就是一次小修，要四五个小时，因而当市川幸雄听了解美军的飞行员们说美军飞机维修兵检修飞机时，只要略有毛病，就更换新零件，检修一架飞机只要一二十分钟时，惊讶之余也对本国的科技实力产生了怀疑。他周围的战友们，看到国产新飞机一架架往下掉，而缴获来的“敌国”旧飞机却飞得很好时，都气得大骂，说：“为什么国产飞机是泥牛入海式的飞机呢?我要是能活着回国，一定要赏给飞机公司的经理和工作人员每人一个嘴巴。”

　　岂止是飞机不行，别的军用产品质量也不高，市川幸雄说：“那时，日本产品质量低劣，这不仅暴露在飞机制造业方面，也暴露在其他武器及机械方面。其特征是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就出了纰漏，性能下降，发生故障以至不能使用，步兵用的三八步枪其可靠性很高，但是比步枪高一级的武器，尤其是轻机枪，士兵则抱怨说：‘它一见到敌人就不灵了!’据说在我们缴获的战利品中，有捷克制的轻机枪，其可靠性就比我们的轻机枪好得多。”

　　市川幸雄说，“那时日本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政府对我们宣传说日本的科学已达到世界水平。”他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日本是世界强国的美梦不说全醒，也是半醒了。市川幸雄是技术兵，文化水平高一些，接触面也广一些，所以他的梦醒得早一些。而那些一般步兵部队的士兵，文化水平更低，接触面也很窄。他们的梦则不那么容易醒。甚至直至被俘以后，还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1941年4月末在冀中任丘被捕的日军士兵和田真一，当了俘虏还和敌工干部老石吵，气得“本来很和气的老石也生起气来：‘你太顽固了，太顽固了!这些话都是日本的大人物——军阀和财阀们说的呀!’”

　　老石气得不愿和他交谈，便找来一些材料让他看。和田真一对一些日文书不感兴趣，倒是对中文的《论持久战》产生了兴趣。他说：我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倒挺感兴趣，虽然我不懂汉语，读汉字时也有不少地方不解其意，但是大致还是看得懂的。我虽然没有读完全书，但毛泽东主席对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年来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正确分析，使我非常佩服……在心中确实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日本的将军和大臣们一味地轻视敌人，夸耀日本如何优秀，以此激励国民。然而，他们却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分析敌人，应该怎样去干，预言靠吹牛皮，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说是采取“不扩大方针”，实际上在扩大战线。说是“速战速决”，实际上在长期作战。日俄战争时期使用过的毛毯大衣又出现了，还有鲨皮靴和竹鞘刺刀等等，就连耳目不合格的人也应征入伍了。沉醉于酒色的军官和下士官的行为令人目不忍睹，士兵们的偷盗和找“花姑娘”的事屡见不鲜。离开日本军队，使我有机会从外面观察日军，以前未曾发现的阴暗面暴露无遗，这使我感到不安和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