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5    5
排：20   15
连：160  45
营：640  135
团：2560  
100团=256000

939年9月，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著绥靖政策的破产。使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巨变。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也在1940年6月22日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致使世界形势趋向危机。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和1940年底的百团大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0年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其中日军伤亡2万多人；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些大捷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两党直接指挥的民兵组织（如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至1940年7月，第18集团军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成为华北方面日本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将视线转移至它们的后方——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地区。开始将前线作战的日军抽调至华北，以维护对美、对华战争物资的流通，1941年底，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伪军。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来压制八路军的活动空间。为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军队希望利用屠杀来震慑抗日力量，在华北进行了大量的屠杀惨案。并使用了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其中1942年的冀中“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和冀中根据地遭到最严重的损失，八路军伤亡1万多人，日军也伤亡2万人之多，有1万多青壮年被日军抓走充当苦力，战后八路军主力被迫撤离冀中，日军暂时控制了冀中平原。1942年太行区反扫荡中，八路军司令部遭到巨大损失，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副总司令彭德怀惊险突围。
捷克zb26 八路军轻机枪


李卫上级

杨成武：1937年冬任八路军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后参加百团大战，出的英雄群体“狼牙山五壮士”，1944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纵队司令员，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人民战争的战法，积极开创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45年率部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收复12座县城。收复16座县城。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第20兵团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代理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4年2月14日在北京逝世。（完）


1940年百团大战

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 左权副参谋长，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师长

1941年南泥湾开荒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对美国太平洋主要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美国陆海军

及其航空力量损失惨重，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制造步兵炮

1941.1.5皖南事变

红1军团第1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杨成武任团长，熊伯涛任参谋长，罗元发任政治处主任，红1团为该团1营（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作为第一批开赴华北战场的部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任务是深入敌后负责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平型关的日军。后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杨成武任独立第1师师长。1营（红1团）的2、3、4连和营部与3营（红3团）的1、2、3及部分地方游击队扩编为第1团。 八路军独立第1师所开辟的察南、雁北、平西及保定以西的冀西地区，被划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被任命为独立第1师师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员，邓华任师政委兼第一分区政委，熊伯涛任分区参谋长，罗元发任分区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的5名战士在狼牙山依托险要地形，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最后毅然跳下悬崖，这就是气壮山河的“狼牙山五壮士”。1944年红1团调延安，编入教导2旅，仍为1团。以至造成大名顶顶红军师193师没有一个红军连的尴尬局面。

红一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沿革如下：



红1军团第1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杨成武任团长，熊伯涛任参谋长，罗元发任政治处主任，红1团为该团1营（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作为第一批开赴华北战场的部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任务是深入敌后负责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平型关的日军。后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杨成武任独立第1师师长。1营（红1团）的2、3、4连和营部与3营（红3团）的1、2、3及部分地方游击队扩编为第1团，团长先后陈正湘、宋玉琳。 八路军独立第1师所开辟的察南、雁北、平西及保定以西的冀西地区，被划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被任命为独立第1师师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员，邓华任师政委兼第一分区政委，熊伯涛任分区参谋长，罗元发任分区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的5名战士在狼牙山依托险要地形，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最后毅然跳下悬崖，这就是气壮山河的“狼牙山五壮士”。1944年红1团调延安，编入教导2旅，仍为1团，团长先后邱蔚、丁盛。以至造成大名顶顶红一师（今193师）没有一个红军连的尴尬局面。


抗战胜利前夕，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赴东北。1945年9月，在冀东、辽西地区和部分地方部队合编为冀察热辽军区第27旅，红1团为该旅70团，团长吴瑞山。1946年4月70团（缺2营4连、5连），被调入第30旅，8月红1团改属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6旅，改称第46团。8月底又调属独立第17旅，改称49团，团长王星。1947年8月1日，独17旅改称独立第1师，49团为该师1团，团长李荣顺。1948年2月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11纵队，独1师改称第31师，1团改称第91团。同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1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31师改称第142师，欧致富任师长，91团改称424团，团长王星。1952年11月142师调入55军，改称144师，424团改称430团。1970年1月第144师改称163师，430团改称487团至今。现属42集团军。


1949年8月，时任第15兵团第48军第142 师师长的欧致富率部回到井冈山。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142 师前身的一部分，正巧就是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红31团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后毛主席亲手培育创造的一支红军。20年来，这支红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从梭嫖、大刀换成美国的机枪和大炮，从一个班变成一个连、一个团，从一个连变成一个师。一个军；当年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多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我们师也不过只有三个人了，但是井冈山精神还一直在部队中保持和发扬着......。


翻阅红一团战史，无疑是吾军战史的缩影。完全可以相信，驻军宝岛台湾的重任非红一团（现驻港陆军旅）莫属。

原山西省国防科工办   吴东才

    人们讲起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往往称之为土八路，其实土八路并不土，八路军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整个队伍中，有学识的青年乃是八路军的骨干，仅就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流动工作团而言，便是一支人才济济，科技精英集聚，研制成果累累，功勋卓著的科技大军。

    八路军流动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设而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主力部队流动，故称流动工作团，也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全团有一千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著名人士有100多位，如：刘鼎，郭栋材，张华清，程明升，陆达，张芳，郑汉涛，牛治华，高源，李守文，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唐英之，张浩，张温如，王锡嘏，耿震，李非平，李树人，宋宗景，席永先，宋宗恕，赵云鹏，柴毅，高广平，林溪，张志青，唐成仪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为了抗日救国，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从国外或大后方爬山涉水，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同当地民众艰苦奋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科技救国”的新篇章。

从大砍刀到枪械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我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科技人才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造枪分厂钳工，有13年的制枪经验，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位技术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的技术、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我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八一式步马枪”。全枪仅3．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从此，流动工作团的各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源源装备部队，在战争期间共制造这种枪一万多支。八路军战士有了这些新式武器如虎添翼，在战场英勇杀敌，越战越勇。八一式步马枪的作战威力，不仅在抗日战争中优于日本制造的“三八式”，也优于解放战争中的美国造步枪，1949年4月，彭德怀总司令在指挥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他在视察战利品时，拿着闫锡山军队的美国造步枪说：“这不如我们造的适用，如果我们不是道轨钢会比这更好”。当时，我们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组织民兵夜间破路，拆卸铁轨，运往兵工厂，日寇封锁八路军的轻轨铁路线成了我们制造枪炮的钢铁厂。

从手榴弹到炮弹的研制

    手榴弹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使用最广泛的杀敌武器，这是因为太行山区煤、铁矿产丰富，手榴弹制造技术比较简单，又易于普及，兵工厂、游击队、民兵都能制造，八路军战士几乎人人都配有手榴弹，但手榴弹投掷距离短，只适应近战，且杀伤力不强。1940年百团大战，我军缴获了一批日军在山地作战中，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掷弹筒(五○小炮，即口径为50毫米的追击炮)，彭总指示流动工作团要抓紧研制。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掷弹筒很快仿制成功，但五○炮弹难以制造，主要是缺少铸造弹体的灰生铁。外购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根本不可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时为流动工作团工程处副处长的陆达挑起了这一重担。当时陆达年仅26岁，从小生长在上海，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为了炎黄子孙不受侮，毅然抛弃了即将届满的的学业，在旅德华人抗日联合会的帮助下，年底随杨虎成将军考察团乘船回国，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年调往战争前线，参与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为解决生产炮弹的原料，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他深入武乡县柳沟铁厂进行试验。柳沟铁厂原来是一座采用当地矿石，冶炼生铁，铸造铁锅、铁壶、犁铧等农民生活用品和农业工具的工厂，抗战开始后逐渐增加了手榴弹、地雷等军用品的生产，成为流动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兵工厂，高源在此任厂长，六旬炼铁专家张华清任技术顾问，故炮弹批量生产的试验定在这里进行。炮弹结构比手榴弹复杂，它由引信、弹体、弹尾、尾翅等部件组装而成，这些部件的连接主要靠螺纹丝扣，需要进行切削加工，而柳沟铁厂冶炼的生铁是白口生铁(碳化铁)，硬度高，质地脆，不能切削加工，如何软化白口生铁，使其能切削加工，成为能否制造炮弹的关键。为攻克这个难题，陆达日夜守侯在炼铁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一同试验，以杂粮充饥，以土坑为床，在高温包裹中，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他运用从国外学到的德国式白心韧化技术原理和美国式黑心韧化技术原理，同武乡地区传统的生铁焖火技术相结合，在技术工人孙兆喜等人的配合下，改造土方炉，创造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生铁铸造的炮弹毛胚置入炉内焖火，可使弹体表面软化，达到切削加工的要求，试验取得成功。自1941年4月起，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炮弹的批量生产，当年出产炮弹4万多发。车工甄荣典就是在车削炮弹中，质量好、数量多班产达到480发的最高纪录，被誉为“炮弹王”，荣获边区劳动英雄。黄崖洞兵工厂制造的五○小炮和炮弹，每年可装备十六个团，从此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火力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从黑火药到现代炸药的研制

    黑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宋朝开始用于战争，一千多年来沿袭不止，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地雷、手榴弹、枪炮等多数仍用它装填，虽然能杀伤敌人，但威力有限。为了提高作战能力，我们的科技人员，从194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现代火炸药的制造，在战争环境下，他们隐蔽在太行山区偏僻的深山老林，住在山洞里、石崖下、寺庙中进行试验。现代火炸药的主要原料是硫酸，它是化学工业的产物，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接触法，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二是铅室法，工艺虽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根据地既无白金来源，也无铅板可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采用。我们的科技人员依据硫酸的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1940年7月，晋察冀工业部技术室主任张芳和化工技师张奎元，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的老百姓用以盛水和储粮的陶瓷缸，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便以它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用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硫酸的成功，1941年5月，化学工程师王锡嘏、张浩、火药技师王化南、白英、焦逢春等在黎城县白布焦寺，采用缸室法建成了制造硫酸的化工厂，开始硫酸的工业性生产。硫酸是火药之母，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无烟发射药，硝铵炸药使我军的炮弹、枪弹威力大增，抗战后期我军生产无烟火药一万五千四百多斤，硝铵炸药二万三千五百多斤，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在火炸药的研制中，火药技师焦逢春也是一位功不可没的英雄，他在抗战前，曾是民间爆竹匠，家族祖祖辈辈都在山西洪洞县以做鞭炮和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一套制造黑火药的传统技术，1937年冬，他不甘当亡国奴，跟随叔父教子富、教子学全家七口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专门制造填装手榴弹的黑色炸药，1939年，由于他们的制造技术出众，这个火药世家调到了流动工作团，教子学任火药技师，焦逢春任火药技术员，1941年参加了现代火药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他的两个叔叔和妻子都先后牺牲于爆炸事故中，唯一的儿子也因触碰废炸药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多次受伤，但他为了探索火药的生产规律，毫不退缩，把从战争中收集到的国内外各种炮弹，冒着生命危险，一一拆卸、解剖，留做样品，放入一个特制的小箱内，随身携带，走到那里研究到那里，他与这个“宝贝箱”从不分离，经过苦心研究，终于掌握了各类炮弹的结构与性能以及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的特点，并在郑汉涛的指挥下，编著出版了《炮弹》一书，为炮弹的安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产和试验实践中，凡发生哑炮、漏药等问题，都要请他去“查病因”、“动手术”，排除故障，被称为“火工品的外科医师”。由于他多次负伤，加之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幸离开人世。

从作坊式生产到企业化管理的探索

    “驴背上的兵工厂”这是流动工作团创建初期的真实写照，没有固定的厂址，设备简陋，工具缺乏，技术落后，手工操作，处于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职工行动军工化，生活集体化，自称军工战士。随着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兵工厂规模增大，设备增加，厂址稳定，生产效率提高，要求工厂有自己的特色。1940年彭总视察黄崖洞兵工厂时提出：工厂不是部队，职工不是战士，工厂要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时为工程处长的郑汉涛和懂工业管理的有学之士便开始了兵工厂管理方式的研究。郑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先后在上海华新、长城机械厂任工务主任，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报国，他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和优厚的工作职位，秘密离开上海投奔延安，临别时给慈父托诗一首：“欲知您兒去何方，掀开水浒第一章”(注：水浒第一章的标题为王教头投奔延安府)，1939年在调往晋东南的行军途中，夜闯敌人的封锁线，不慎落入深沟，腰和腿摔伤，他忍受着疼痛，依靠拐杖，坚持长途跋涉，赶到兵工厂，他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了工厂管理教材，举办培训班，亲自讲课，在他的倡导下，工厂成立了工会，取消了军事化生活方式，职工吃住自由，工厂实行民主管理，依据“集体合同”组织生产劳动，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开展成本核算，并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职工劳动报酬除基本工资外，按技术等级评定津贴标准，工厂领导体制从政委制改为经理制，推进企业化管理，使军事工业走向正规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郑汉涛的企业化管理，不仅在兵工厂，在整个根据地也普遍推行，并成为建国后，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模式。

    抗日战争中流动工作团的业绩，是我国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不断创新的胜利史诗，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史实，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有益于推进振兴中华大业的早日实现。

班：5    5
排：20   15
连：160  45
营：640  135
团：2560  
100团=256000

939年9月，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著绥靖政策的破产。使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巨变。欧美列国放弃了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谈的态度，支持国民政府进行抗战。但德国军队进展超乎人们预料，连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也在1940年6月22日宣布投降，德国迅速组织力量对英国展开袭击。致使世界形势趋向危机。这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和1940年底的百团大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0年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其中日军伤亡2万多人；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些大捷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一些不受两党直接指挥的民兵组织（如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也开始逐步壮大。至1940年7月，第18集团军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成为华北方面日本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百团大战后，侵华日军将视线转移至它们的后方——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地区。开始将前线作战的日军抽调至华北，以维护对美、对华战争物资的流通，1941年底，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伪军。为应对共产党方面的游击战术，采用了“保甲制度”来断绝共产党军队与当地民兵的接触，设立无人区，进行三光政策来压制八路军的活动空间。为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军队希望利用屠杀来震慑抗日力量，在华北进行了大量的屠杀惨案。并使用了违反国际法的生化武器来作战。其中1942年的冀中“五一大扫荡”，八路军和冀中根据地遭到最严重的损失，八路军伤亡1万多人，日军也伤亡2万人之多，有1万多青壮年被日军抓走充当苦力，战后八路军主力被迫撤离冀中，日军暂时控制了冀中平原。1942年太行区反扫荡中，八路军司令部遭到巨大损失，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副总司令彭德怀惊险突围。
捷克zb26 八路军轻机枪


李卫上级

杨成武：1937年冬任八路军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后参加百团大战，出的英雄群体“狼牙山五壮士”，1944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纵队司令员，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人民战争的战法，积极开创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45年率部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收复12座县城。收复16座县城。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第20兵团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代理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4年2月14日在北京逝世。（完）


1940年百团大战

第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 左权副参谋长，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师长

1941年南泥湾开荒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对美国太平洋主要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美国陆海军

及其航空力量损失惨重，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制造步兵炮

1941.1.5皖南事变

红1军团第1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杨成武任团长，熊伯涛任参谋长，罗元发任政治处主任，红1团为该团1营（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作为第一批开赴华北战场的部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任务是深入敌后负责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平型关的日军。后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杨成武任独立第1师师长。1营（红1团）的2、3、4连和营部与3营（红3团）的1、2、3及部分地方游击队扩编为第1团。 八路军独立第1师所开辟的察南、雁北、平西及保定以西的冀西地区，被划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被任命为独立第1师师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员，邓华任师政委兼第一分区政委，熊伯涛任分区参谋长，罗元发任分区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的5名战士在狼牙山依托险要地形，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最后毅然跳下悬崖，这就是气壮山河的“狼牙山五壮士”。1944年红1团调延安，编入教导2旅，仍为1团。以至造成大名顶顶红军师193师没有一个红军连的尴尬局面。

红一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沿革如下：



红1军团第1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杨成武任团长，熊伯涛任参谋长，罗元发任政治处主任，红1团为该团1营（4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作为第一批开赴华北战场的部队，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任务是深入敌后负责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援兵，保证兄弟部队全歼平型关的日军。后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杨成武任独立第1师师长。1营（红1团）的2、3、4连和营部与3营（红3团）的1、2、3及部分地方游击队扩编为第1团，团长先后陈正湘、宋玉琳。 八路军独立第1师所开辟的察南、雁北、平西及保定以西的冀西地区，被划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被任命为独立第1师师长兼第一分区司令员，邓华任师政委兼第一分区政委，熊伯涛任分区参谋长，罗元发任分区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第1军分区1团7连6班的5名战士在狼牙山依托险要地形，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最后毅然跳下悬崖，这就是气壮山河的“狼牙山五壮士”。1944年红1团调延安，编入教导2旅，仍为1团，团长先后邱蔚、丁盛。以至造成大名顶顶红一师（今193师）没有一个红军连的尴尬局面。


抗战胜利前夕，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赴东北。1945年9月，在冀东、辽西地区和部分地方部队合编为冀察热辽军区第27旅，红1团为该旅70团，团长吴瑞山。1946年4月70团（缺2营4连、5连），被调入第30旅，8月红1团改属冀热辽军区独立第16旅，改称第46团。8月底又调属独立第17旅，改称49团，团长王星。1947年8月1日，独17旅改称独立第1师，49团为该师1团，团长李荣顺。1948年2月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11纵队，独1师改称第31师，1团改称第91团。同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11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8军，31师改称第142师，欧致富任师长，91团改称424团，团长王星。1952年11月142师调入55军，改称144师，424团改称430团。1970年1月第144师改称163师，430团改称487团至今。现属42集团军。


1949年8月，时任第15兵团第48军第142 师师长的欧致富率部回到井冈山。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142 师前身的一部分，正巧就是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红31团的老底子，是秋收起义后毛主席亲手培育创造的一支红军。20年来，这支红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从梭嫖、大刀换成美国的机枪和大炮，从一个班变成一个连、一个团，从一个连变成一个师。一个军；当年坚持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多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我们师也不过只有三个人了，但是井冈山精神还一直在部队中保持和发扬着......。


翻阅红一团战史，无疑是吾军战史的缩影。完全可以相信，驻军宝岛台湾的重任非红一团（现驻港陆军旅）莫属。

原山西省国防科工办   吴东才

    人们讲起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往往称之为土八路，其实土八路并不土，八路军的将领大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整个队伍中，有学识的青年乃是八路军的骨干，仅就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流动工作团而言，便是一支人才济济，科技精英集聚，研制成果累累，功勋卓著的科技大军。

    八路军流动工作团，是随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建设而组建的军工企业，它为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提供武器装备。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队伍跟随主力部队流动，故称流动工作团，也誉为“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全团有一千多人，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从欧洲回国的留学生，有从南洋归来的华侨，有国内高等学府的教授和学生，有大城市工业产业的技术人员，也有根据地土生土长的能工巧匠，其中著名人士有100多位，如：刘鼎，郭栋材，张华清，程明升，陆达，张芳，郑汉涛，牛治华，高源，李守文，陈志坚，孙艳清，张培江，刘致中，牛宝印，齐明，唐英之，张浩，张温如，王锡嘏，耿震，李非平，李树人，宋宗景，席永先，宋宗恕，赵云鹏，柴毅，高广平，林溪，张志青，唐成仪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身在富有家庭，为了抗日救国，抛弃舒适的生活，离开优越的环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从国外或大后方爬山涉水，投奔到经济落后，物质贫乏，生活艰苦的太行山区，同当地民众艰苦奋斗创建抗日根据地，从事对敌武器的研究与制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一曲“科技救国”的新篇章。

从大砍刀到枪械的研制

    抗战初期，由于八路军的迅速扩展，许多新战士手中无枪，凭着大砍刀、长矛梭标与日军拼杀，不少人壮烈牺牲。身为流动工作团领导人的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急战士所急，他以曾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械制造知识，从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出发，很快设计出我军步枪的结构图，召集黄崖洞兵工厂厂长程明升，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工程处工程师郭栋材、唐成仪等一批科技人才研究在兵工厂制造步枪的问题，并责成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具体组织实施。刘贵福原为太原兵工厂造枪分厂钳工，有13年的制枪经验，1937年11月太原沦陷时，他带领15位技术骨干投奔到根据地兵工厂，先后任技师、副厂长。他接受任务后，在刘鼎部长的指导下，吸收了捷克式、汉阳式、三八式等国内外步枪的优点，从黄崖洞兵工厂的技术、设备、物资条件出发，立足于适应我军游击作战的特点，经过反复试验，于1940年8月1日研制出一种重量轻、体积小、射击精度高，便于战士携带，使用灵巧的新型七九步枪，这种步枪比普通型步枪短10厘米，形似马枪，故取名“八一式步马枪”。全枪仅3．36公斤，采用三棱刺刀，机动灵活，实战效果优于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从此，流动工作团的各兵工厂开始批量生产，源源装备部队，在战争期间共制造这种枪一万多支。八路军战士有了这些新式武器如虎添翼，在战场英勇杀敌，越战越勇。八一式步马枪的作战威力，不仅在抗日战争中优于日本制造的“三八式”，也优于解放战争中的美国造步枪，1949年4月，彭德怀总司令在指挥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缴获了大批美式武器，他在视察战利品时，拿着闫锡山军队的美国造步枪说：“这不如我们造的适用，如果我们不是道轨钢会比这更好”。当时，我们造枪用的钢材，取之白晋铁路，组织民兵夜间破路，拆卸铁轨，运往兵工厂，日寇封锁八路军的轻轨铁路线成了我们制造枪炮的钢铁厂。

从手榴弹到炮弹的研制

    手榴弹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使用最广泛的杀敌武器，这是因为太行山区煤、铁矿产丰富，手榴弹制造技术比较简单，又易于普及，兵工厂、游击队、民兵都能制造，八路军战士几乎人人都配有手榴弹，但手榴弹投掷距离短，只适应近战，且杀伤力不强。1940年百团大战，我军缴获了一批日军在山地作战中，具有较强杀伤力的掷弹筒(五○小炮，即口径为50毫米的追击炮)，彭总指示流动工作团要抓紧研制。在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掷弹筒很快仿制成功，但五○炮弹难以制造，主要是缺少铸造弹体的灰生铁。外购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根本不可能，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时为流动工作团工程处副处长的陆达挑起了这一重担。当时陆达年仅26岁，从小生长在上海，曾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1934年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钢铁冶金专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为了炎黄子孙不受侮，毅然抛弃了即将届满的的学业，在旅德华人抗日联合会的帮助下，年底随杨虎成将军考察团乘船回国，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大军。1939年调往战争前线，参与太行山区的军事工业建设，为解决生产炮弹的原料，达到批量生产的能力，他深入武乡县柳沟铁厂进行试验。柳沟铁厂原来是一座采用当地矿石，冶炼生铁，铸造铁锅、铁壶、犁铧等农民生活用品和农业工具的工厂，抗战开始后逐渐增加了手榴弹、地雷等军用品的生产，成为流动工作团的一个重要兵工厂，高源在此任厂长，六旬炼铁专家张华清任技术顾问，故炮弹批量生产的试验定在这里进行。炮弹结构比手榴弹复杂，它由引信、弹体、弹尾、尾翅等部件组装而成，这些部件的连接主要靠螺纹丝扣，需要进行切削加工，而柳沟铁厂冶炼的生铁是白口生铁(碳化铁)，硬度高，质地脆，不能切削加工，如何软化白口生铁，使其能切削加工，成为能否制造炮弹的关键。为攻克这个难题，陆达日夜守侯在炼铁现场，与工人同吃同住，一同试验，以杂粮充饥，以土坑为床，在高温包裹中，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他运用从国外学到的德国式白心韧化技术原理和美国式黑心韧化技术原理，同武乡地区传统的生铁焖火技术相结合，在技术工人孙兆喜等人的配合下，改造土方炉，创造了火焰反射加热炉。将生铁铸造的炮弹毛胚置入炉内焖火，可使弹体表面软化，达到切削加工的要求，试验取得成功。自1941年4月起，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炮弹的批量生产，当年出产炮弹4万多发。车工甄荣典就是在车削炮弹中，质量好、数量多班产达到480发的最高纪录，被誉为“炮弹王”，荣获边区劳动英雄。黄崖洞兵工厂制造的五○小炮和炮弹，每年可装备十六个团，从此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火力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从黑火药到现代炸药的研制

    黑火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从宋朝开始用于战争，一千多年来沿袭不止，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地雷、手榴弹、枪炮等多数仍用它装填，虽然能杀伤敌人，但威力有限。为了提高作战能力，我们的科技人员，从1940年开始，就着手研究现代火炸药的制造，在战争环境下，他们隐蔽在太行山区偏僻的深山老林，住在山洞里、石崖下、寺庙中进行试验。现代火炸药的主要原料是硫酸，它是化学工业的产物，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接触法，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二是铅室法，工艺虽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根据地既无白金来源，也无铅板可取，这两种方法都不能采用。我们的科技人员依据硫酸的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1940年7月，晋察冀工业部技术室主任张芳和化工技师张奎元，在调研中发现当地的老百姓用以盛水和储粮的陶瓷缸，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便以它代替铅板，垒成缸室，创造了用缸室法取代铅室法制造硫酸的成功，1941年5月，化学工程师王锡嘏、张浩、火药技师王化南、白英、焦逢春等在黎城县白布焦寺，采用缸室法建成了制造硫酸的化工厂，开始硫酸的工业性生产。硫酸是火药之母，它的问世，使现代火炸药走进了八路军的武器库，无烟发射药，硝铵炸药使我军的炮弹、枪弹威力大增，抗战后期我军生产无烟火药一万五千四百多斤，硝铵炸药二万三千五百多斤，给日军以严重打击。

    在火炸药的研制中，火药技师焦逢春也是一位功不可没的英雄，他在抗战前，曾是民间爆竹匠，家族祖祖辈辈都在山西洪洞县以做鞭炮和焰火为生，从小学会了一套制造黑火药的传统技术，1937年冬，他不甘当亡国奴，跟随叔父教子富、教子学全家七口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专门制造填装手榴弹的黑色炸药，1939年，由于他们的制造技术出众，这个火药世家调到了流动工作团，教子学任火药技师，焦逢春任火药技术员，1941年参加了现代火药的研制，在研制过程中，他的两个叔叔和妻子都先后牺牲于爆炸事故中，唯一的儿子也因触碰废炸药被炸死，他自己在试验中多次受伤，但他为了探索火药的生产规律，毫不退缩，把从战争中收集到的国内外各种炮弹，冒着生命危险，一一拆卸、解剖，留做样品，放入一个特制的小箱内，随身携带，走到那里研究到那里，他与这个“宝贝箱”从不分离，经过苦心研究，终于掌握了各类炮弹的结构与性能以及雷管、底火、引信等火工品的特点，并在郑汉涛的指挥下，编著出版了《炮弹》一书，为炮弹的安全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生产和试验实践中，凡发生哑炮、漏药等问题，都要请他去“查病因”、“动手术”，排除故障，被称为“火工品的外科医师”。由于他多次负伤，加之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幸离开人世。

从作坊式生产到企业化管理的探索

    “驴背上的兵工厂”这是流动工作团创建初期的真实写照，没有固定的厂址，设备简陋，工具缺乏，技术落后，手工操作，处于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职工行动军工化，生活集体化，自称军工战士。随着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兵工厂规模增大，设备增加，厂址稳定，生产效率提高，要求工厂有自己的特色。1940年彭总视察黄崖洞兵工厂时提出：工厂不是部队，职工不是战士，工厂要有自己的管理方法。时为工程处长的郑汉涛和懂工业管理的有学之士便开始了兵工厂管理方式的研究。郑1933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先后在上海华新、长城机械厂任工务主任，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抗日报国，他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和优厚的工作职位，秘密离开上海投奔延安，临别时给慈父托诗一首：“欲知您兒去何方，掀开水浒第一章”(注：水浒第一章的标题为王教头投奔延安府)，1939年在调往晋东南的行军途中，夜闯敌人的封锁线，不慎落入深沟，腰和腿摔伤，他忍受着疼痛，依靠拐杖，坚持长途跋涉，赶到兵工厂，他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编写了工厂管理教材，举办培训班，亲自讲课，在他的倡导下，工厂成立了工会，取消了军事化生活方式，职工吃住自由，工厂实行民主管理，依据“集体合同”组织生产劳动，生产过程实行定额管理，开展成本核算，并建立了生产统计、产品检验、器材使用、工务记工制度和各种工艺操作规程。职工劳动报酬除基本工资外，按技术等级评定津贴标准，工厂领导体制从政委制改为经理制，推进企业化管理，使军事工业走向正规化、科学化的发展道路。郑汉涛的企业化管理，不仅在兵工厂，在整个根据地也普遍推行，并成为建国后，我国工业企业管理的基本模式。

    抗日战争中流动工作团的业绩，是我国知识分子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不断创新的胜利史诗，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史实，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有益于推进振兴中华大业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