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

　　显然，和田真一对日本政府的宣传和日本军队的残暴，都有了一定认识，日本不可战胜和日军如何荣耀的美梦开始动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还教育了一个如此顽固的日本士兵，这大概是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料到的吧?不过，一个顽固的日本士兵，思想要有所改变，不会看一本《论持久战》就行的。和田真一虽说思想上有所触动，但当冀中军区送他去路西过铁路时，仍企图逃跑，到了路西，又成了“思想落后”组的头儿。最后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反战道路的，却是“五一”大“扫荡”。他说：进一步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五一”反“扫荡”。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在河北省全境(按：应为冀中——引者注)发动的“扫荡”规模空前，激烈的战斗持续很长时间。在多次激战之后，我们与主力部队走散了，有时在地窖里生活，有时在地道下行走，躲避敌人的袭击，就这样在住惯了的冀中平原上被追赶着，钱和武器也不带，一直南下。半夜里，常常从敌人的碉堡之间穿过，好几天没吃上饭，只喝一些水，甚至个别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有时还让自己人抓住盘问，常常在老乡家里要点吃的，又继续赶路……在难忘的5月23日拂晓，我们在滏阳河畔遭到数倍于我的敌军猛烈攻击，男男女女终日里全力以赴反复激战，想突破包围，最后虽然强行突围了，但由于寡不敌众，宣传部长和大队长牺牲，一些优秀干部也相继牺牲。我们夺过敌人的武器，拣起手榴弹不顾一切地拼杀，终于突破了包围圈。

　　和田真一作为日军士兵和八路军的俘虏，曾在冀中住过很长时间，很有感情。当1942年初从路西回到冀中时，他是十分高兴的。他说，“冀中这个地方总是令人思慕。”当他看到那些朴实善良的冀中农民(他知道他们决不是“抗日分子”)被日军杀死时，当他看到他十分尊敬，有些是在日本上过大学的干部倒下时，当他被自己的同胞追逐射杀时，他一定在想：这场“圣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日军士兵中有如此经历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日军士兵仍在做着“日本必胜”的美梦。和田真一说，他当了俘虏后，通过学习、交谈，看到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也知道了不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反应不是兴奋，而是“心情沉重”。他写道：“虽然在中国的战争已进入长期化，人力和物力资源十分缺乏，但是还不能认为战场上补给的路已走到了尽头，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可是，以实力远远超过日本的美国为对手，这就是决定性的了。我心情沉重：‘这回日本要完蛋了吧?’”

　　而一般的日军士兵，似乎坚信日本必胜。当年在前线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水野靖夫说：“日本的一般官兵，看来都没有获知国际形势的真相。”除此之外，民族感情也使得日军士兵愿意相信日本得胜的消息，甚至即便是水野靖夫这样的反战战士，也是如此，他说：“以1940年的八路军大反攻为契机，日军的气焰大为消沉。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兵来说，却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军队会打败仗，甚至百分之百的日本兵还在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是‘神圣的战争’。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即使在头脑中也明白日本要吃败仗，但在实际感情上却又产生不出日本会败的想法，所以在我们的劝降喊话中，多少还带着一些温情主义的伤感。”

　　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是很强烈的，有一位日本学者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在中国和南方方面的第一战场，而且在后方的每一家庭、学校、工厂都被投入紧张的战时生活。播放战场的战况时，人们都停下手头工作收听。如果消息不好，都紧握拳头勤奋工作。在工厂里，如有一人的亲属或部下中弹死于战场，大家的抗战意识就更加高涨。在现地的部队里，如有一同伴战死，则整个部队团结得更加紧密，战斗力倍增，斗志更坚。”

　　据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国民的捐款和慰问品就潮水般涌入陆、海军省和报社等传播媒介，其数量远远超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12月18日，为了庆贺开战以来一连串胜利，日本各地举行了游行。东京所有街道都挤满挥动国旗的队伍。日本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在皇宫前的二重桥上接见了游行人群。数万人挤在二重桥前的广场上，声嘶力竭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并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最初的一些失败，如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的失败，都未向日本国民报道真相。日本的百姓还以为日军在各个战场上一直都是战无不胜呢。他们最初听到的坏消息，是1943年5月21日报道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阵亡的消息(实际上已死了一个多月)和5月31日报道的守备阿图岛日军二千多人“玉碎”的消息。

　　据1943年6月1日的《朝日新闻》载，一名原宫城女师附中的学生，正在被服厂作工的女孩大江田秋，在听到日军失败的消息后，说：“我们在志和的宿舍里听到那个消息。我越听越悲愤，全身的热血沸腾，一时激动得忘记自己是女人，恨不得立即拿起武器到前线去复仇……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才想到，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多缝制一件结实的军衣。我们被服总厂就有这样一条标语：‘这就是战斗，现在拼命干，这就是战斗!’我们不停地缝着，指头肿了也不休息，一直缝到再也缝不动为止……这就是大家无言的誓言。”

　　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下，再加上日本官方封锁消息。要向日军士兵宣传“日本会失败”，日军士兵是很反感的。

　　不过，日军士兵对“不准打嘴巴，当兵的不是牛马!”“进级评功要公正!”“对女人亲热的军官，对当兵的却是魔鬼!”“战争延长，生命缩短!”“当几年兵才能回去”等口号，却引发强烈的共鸣。当年日本反战共盟的成员回忆说，1943年端午节那天，他们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旗子，挂在碉堡附近最显眼的大树上，结果碉堡里的士兵出来，爬上树把旗子拿回碉堡，挂在了碉堡顶上。写有“不许打耳光”的旗子，就在日军驻守的碉堡上空飘扬。

　　只要在日本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几乎都痛恨军队，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早已破灭。然而，只要没条件接触外面世界的日本士兵，又几乎都深深沉睡在“日本必胜”的美梦之中。由于掺杂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个梦，不那么容易醒。

　　日本兵们，就这么半清醒半糊涂的，熬着，等待着“日本胜利”的那一天。

　　崔希哲：一位敌工科长的笔记崔希哲，1918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保定师范毕业后作过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被选送到路西接受敌工训练，是冀中军区最早的一批从事敌军工作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他主动提出留在当地坚持工作，任第七军分区敌工科长，经常只带很少的人甚至单枪匹马走村串户，收集情报，开展工作。他把收集到的敌伪方面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厚厚的一大本。据看过这个笔记本的老人讲，内容相当丰富，都是当年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笔记本后来竟丢失了，据说可能是让家里保姆当废纸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部分摘抄。

　　据崔希哲记录，1943年底在原冀中七分区1566个村庄这么一块地盘上，共有日军1500多人，俗称二鬼子的伪治安军约1400多人，伪军7730多人，护路队300多人，共计9230人左右。日军只占17%，伪军占84%。

　　崔希哲说，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日军士兵有以下种种表现：其一，挨打受气。

　　当官的打当兵的。某据点一个日军伍长，放下一个水桶走了，另一个日军士兵不知道，过来拿了水桶就走，恰巧被那个伍长看见，过来“嘟嘟……”说了一通，那鬼子吓的立时放下水桶，接着伍长便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用皮鞋踢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那个挨打的鬼子，倒下爬起来，“啪”一个立正，低着头“嘟……”说一通，如此来了三四次。另一据点鬼子出操，一个鬼子扛着机枪，压得实在支持不住，另一个日军士兵心痛他，便替他扛着，被军官看见，过去便踢了他三脚，还罚这个士兵扛着机枪，围操场跑了三圈。驻安国据点日军中队长，因一个伍长经常不行礼，竟砍了他一刀。

　　老兵打骂新兵。驻这一地区4个日军大队，有的大队新兵达250人左右，占总人数一半以上。新兵受老兵打骂，简直是家常便饭。其二，生活困难。

　　日本兵是习惯吃大米的，结果却很少吃到大米，驻无极一带日本兵只有十分之三的主食是大米，其余为麦子、棒子。安国一带日本兵每天吃两顿饭，每人一小瓷碗，根本吃不饱，主食里大米不到一半，菜汤也不够。衣服也多是前年的，破烂不堪。吸烟也没钱，一个日本兵向一个伪军讨钱，伪军给了他2元，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才走。汽车也没汽油，都烧木炭，走时要推一段才行。因为缺钱，日本兵到处抢劫。驻定县刘家村岗楼一个日军士兵，追逐一名妇女，没追上，就要放火烧房子，村里人过去劝阻，说：“太君的衣服破了，”那日本兵说：“金票的没有。”村里人忙说：“我的金票的有，给你换衣服吧，”给了50元完事。其三，思念家乡。

　　平日挨打受气，生活又不好，自然思念家乡。1942年11月，驻崔岭据点一个日本兵，在监视抓来的老乡干活时，看见一个十三四岁很精神的小孩，便不住与他闹着玩，老乡问他：“你有小孩的?”那日本兵便掉下泪来。另一据点有个日本兵很沉闷，不爱说话。但一有人问他“你有几个小孩”时，他便哭起来，并用手比划着说：三个的，这么高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随说随哭。崔希哲说，现在被抓去干活的老乡都学会了，只要想歇着就问监工的日本兵家里情况，一问鬼子肯定大哭，老乡们便可乘机歇会儿。其四，厌战怕死。

　　驻西伯苹据点一个日本兵，自己跑到村里认中国人做干妈。后来听说要调走到太平洋战场去，便大哭起来，说：“远远的，死了死了的，见不着娘了。”还让各村联络员联名保他，结果最后还是被调走了。驻定县辛庄岗楼的日本兵，在李亲顾战斗时，吓的路都不会走了，叫伪军给扶回来，说：“你们慢慢的扶着我走，我死了死了的有。”一步一喘地回到岗楼。驻伍仁桥据点的日本兵一次出发作战，十几个新兵一边走一边哭，磨蹭着不愿去，军官拿着指挥刀恐吓着说：“快快的。”驻安国日军长江部队一个伍长，不愿出发作战，每日只是喝酒。并对维持会的中国人说：“我不是长江部队，是酒的部队。”还说，“我们乱七八糟的没有。”意思是说他没祸害过老百姓。“八路军、老百姓、干部，我的乱七八糟的一回没有，伍仁桥太君每天乱七八糟的，死了死了的有，安国大太君，大大的死了死了的有。”驻在县城里的日军，新兵，生活还算紧张，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跑步，作操，训练。完后才回去洗漱吃饭。住在岗楼的日本兵，生活则散漫多了，早上也不起，晚上甚至也不站岗。喝酒，唱日本歌，找伪军或维持会的人打牌，雇城里妓女，意志消沉。其实，当年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兵，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上面所说的意志消沉，厌战怕死。而还

　　有一种，则是杀人成性，心理变态。水野靖夫回忆说，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许多是由“已在当地生活达五六年之久的老兵干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拖长，这些老兵对何时能回日本的希望已经渺茫，他们的心已变得残酷无情，意志已颓靡不振，每当出发的时候，他们就以‘肚子痛’或‘腿痛’的理由，拒绝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情形已开始出现。在这些老兵眼中，已把所谓上级的命令即‘天皇的命令’一词看做是一句废话。军官们对这些老兵也是束手无策的。”

　　水野靖夫还说：“如果遇到这种既残酷无情又颓靡不振的士兵那就该倒霉了。他们的残暴行为简直达到了丧失人性的程度：有时把女人的肚子豁开；或把刺刀捅入女人的性器；有时还把刺刀刺进男人的胸膛；或活生生把头给砍下来。还有的士兵把姑娘奸污之后，还进行百般侮辱，借此取乐。对他们这些人来讲，人已成为比其他兽类更有意思的动物。有时他们把人绑在柱子上，用火把人活活烧死，似乎也认为是最有意思的惊险行为。”

　　不过，杀个人和杀只鸡毕竟还是不一样，日本人杀人杀多了，心里也是害怕，甚至疑神疑鬼，吓出病来。新乐县妇救会干部梁振英，穷苦人家出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织布纺线，做衣做袜样样会。家里给她找了个连裤腰带都不会系的地主家傻儿子，她心一横跑回娘家，后来就参加了革命。因她个头很高，皮肤光洁，当地老乡都亲切地叫她“大个儿梁”，1940年10月，年仅18岁的梁振英不幸被捕，鬼子一见是年轻美貌的姑娘，立刻兽性发作：“花姑娘的干活，花姑娘的干活……”乱吼叫起来，把梁振英连拖带拉弄回据点。到了据点，梁振英被认出是抗日干部，日本人先来软的，再来硬的，放洋狗咬她，反被她一脚踢翻，日本兵想污辱她，她拼命反抗，撞掉一个鬼子两颗门牙。鬼子用杠子压、火钳烙、用打破口的酒瓶压在乳房上旋转、用刀子割……最后活活把她给折磨死了。

　　梁振英死后的一天深夜，在岗楼上站岗的日本兵忽然一声嚎叫，栽了下来，摔了个半死，其他日本兵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只听那摔得半死不活的日本兵惊恐未定地叫道：“女八路活了，一脚把我踢下来，看……她来了。”据这个日本兵描述，复活的女八路身高丈余，披头散发，浑身是血，骨肠在外，怒目圆瞪。不几天，又一个日本兵从岗楼上摔了下来，摔死了。又过了几天，一个日本兵去送信，挂在马镫上让惊马拖死了。这一下，日本兵们都吓坏了，不要说打仗，连晚上睡觉都成了问题。据点里的日军小队长吉子咸言急了，在据点外修了个丈余高三棱形木制墓碑，上

　　面刻着“共产党梁女士之神位”几个字，日本兵持枪守灵，吉子小队长率队祭奠，还请来巫婆、神汉、道士，跳大神、做道场，闹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

　　水野靖夫说，即便是杀人如麻的杀人狂，骨子里也时时感到恐怖，因为“不知在何时何地就要受到报复。只要有一个目击者或死者的骨肉兄弟还活着，这种危险就存在着。甚至母亲怀里的婴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变成复仇的厉鬼。”水野靖夫说，“那些在越南战场上曾杀过吃奶婴儿的美国兵的心理，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侵略者的恐怖，就是如此。”冀中大平原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上千个炮楼。里头住着几十个甚至几个日本兵。白天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似乎十分威风。到了晚上，一个人站在炮楼顶上，望着黑乎乎的四周——那里住的都是中国人，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油然而生。每一个中国人：卖菜的农民，小商人，甚至伪军士兵，都是潜在的敌人，只要一不留神，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后面挨上一镰刀或一锄头。远处传来的一声狗叫，都会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每时每刻都生存在异民族仇恨的目光之中，没法不感到紧张和恐怖。那些十六七岁的新兵，闻着散发着血腥味的土地，望着公路旁被烧毁的还依稀可辨认出锅台和土炕的房子，向着日本的方向流着眼泪在心中默默祝愿：啊，爸爸妈妈，我还活着，还活着，让我早日回家吧。恐怖，苦闷，无助，这就是当年那些日本兵的心理状态。真是侵略者的悲哀啊!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恐怕是当时延安最令人关注的大事了。至于敌后某个根据地遭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如同今天我们看新闻看到中东某地又发生流血冲突一样，已不能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了。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太平洋战场的天平，开始向盟国一边倾斜。1942年6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向大本营报告，“五一”大“扫荡”，使“冀中军区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大约在同一时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中共北方局提交报告，认为冀中“五一”反“扫荡”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扫荡”严重性估计不足，主力部队在中心区未充分散开以及地道斗争未充分开展起来。

　　1943年8月，冀中军区撤销。吕正操率转移到路西的原冀中军区6个主力团开赴晋西北，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1944年11月24日，冈村宁次被任命为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的部下吹捧说，“从洞晓地形、民情来说”，冈村宁次“不愧为真正的中国通。”“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官，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3天后，27日，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离开路西慈家台村，迎着飞舞的雪花，走下山岗，去冀中赴任。过路后，来接应他的人赶来一辆牛车，对穿着便衣的杨成武说：“司令员，上车吧!”于是，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就穿着土布褂子，坐上牛车。担任警卫的战士，都化装成出门的百姓，步行跟在后面，紧张地望着四周，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

　　1945年5月2日，斯大林宣布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

　　1949年1月，冈村宁次被国民党上海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不久归国。同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在北京举行。

　　1962年4月，冈村宁次的儿子冈村忠正暴病而死。这件事对已78岁的冈村宁次打击很大。用中国人的老话讲，这叫报应。

　　196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病死。同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吕正操、杨成武等人均被打倒，一大批当年从“五一”大“扫荡”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老干部亦被打倒，其中一些人含冤而死。

　　1971年9月，日本天皇战后首次出访欧洲。在英国，天皇栽的杉树被砍倒。群众手持写有“白白死了怎么行?”“被日军俘虏而死了”等标语牌到机场“迎接”。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也意外地冷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遇到手持“我的爸爸在哪里?还我爸爸”标语牌的群众。在西德波恩，群众举行了反对天皇访德的示威游行，人们对天皇的车子投掷鸡蛋，有人高叫：“勇敢的希特勒!”

　　1999年，北京焦庄户修整一新的地道战遗址。前来参观的小学生钻上爬下，兴奋得不亚于逛了一次魔幻历险洞。同年阅报，知悉日本某部门负担往返机票，鼓励新婚夫妇前往当年日军“玉碎”的某岛旅行结婚。

　　2005年3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要求中国改善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日教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我们对日方上述言论感到惊讶和不满。日方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反日教育是毫无道理的。

　　2005年4月，日本文部省正式批准美化侵略、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

　八路军对日军战俘进行教育

　　显然，和田真一对日本政府的宣传和日本军队的残暴，都有了一定认识，日本不可战胜和日军如何荣耀的美梦开始动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鼓舞了中国军民，还教育了一个如此顽固的日本士兵，这大概是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料到的吧?不过，一个顽固的日本士兵，思想要有所改变，不会看一本《论持久战》就行的。和田真一虽说思想上有所触动，但当冀中军区送他去路西过铁路时，仍企图逃跑，到了路西，又成了“思想落后”组的头儿。最后促使他下定决心走上反战道路的，却是“五一”大“扫荡”。他说：进一步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五一”反“扫荡”。日军从1942年5月1日开始在河北省全境(按：应为冀中——引者注)发动的“扫荡”规模空前，激烈的战斗持续很长时间。在多次激战之后，我们与主力部队走散了，有时在地窖里生活，有时在地道下行走，躲避敌人的袭击，就这样在住惯了的冀中平原上被追赶着，钱和武器也不带，一直南下。半夜里，常常从敌人的碉堡之间穿过，好几天没吃上饭，只喝一些水，甚至个别时候连水都喝不上。有时还让自己人抓住盘问，常常在老乡家里要点吃的，又继续赶路……在难忘的5月23日拂晓，我们在滏阳河畔遭到数倍于我的敌军猛烈攻击，男男女女终日里全力以赴反复激战，想突破包围，最后虽然强行突围了，但由于寡不敌众，宣传部长和大队长牺牲，一些优秀干部也相继牺牲。我们夺过敌人的武器，拣起手榴弹不顾一切地拼杀，终于突破了包围圈。

　　和田真一作为日军士兵和八路军的俘虏，曾在冀中住过很长时间，很有感情。当1942年初从路西回到冀中时，他是十分高兴的。他说，“冀中这个地方总是令人思慕。”当他看到那些朴实善良的冀中农民(他知道他们决不是“抗日分子”)被日军杀死时，当他看到他十分尊敬，有些是在日本上过大学的干部倒下时，当他被自己的同胞追逐射杀时，他一定在想：这场“圣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日军士兵中有如此经历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日军士兵仍在做着“日本必胜”的美梦。和田真一说，他当了俘虏后，通过学习、交谈，看到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也知道了不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反应不是兴奋，而是“心情沉重”。他写道：“虽然在中国的战争已进入长期化，人力和物力资源十分缺乏，但是还不能认为战场上补给的路已走到了尽头，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可是，以实力远远超过日本的美国为对手，这就是决定性的了。我心情沉重：‘这回日本要完蛋了吧?’”

　　而一般的日军士兵，似乎坚信日本必胜。当年在前线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水野靖夫说：“日本的一般官兵，看来都没有获知国际形势的真相。”除此之外，民族感情也使得日军士兵愿意相信日本得胜的消息，甚至即便是水野靖夫这样的反战战士，也是如此，他说：“以1940年的八路军大反攻为契机，日军的气焰大为消沉。但是，在当时的日本兵来说，却没有一个人认为日本军队会打败仗，甚至百分之百的日本兵还在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是‘神圣的战争’。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即使在头脑中也明白日本要吃败仗，但在实际感情上却又产生不出日本会败的想法，所以在我们的劝降喊话中，多少还带着一些温情主义的伤感。”

　　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是很强烈的，有一位日本学者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不仅在中国和南方方面的第一战场，而且在后方的每一家庭、学校、工厂都被投入紧张的战时生活。播放战场的战况时，人们都停下手头工作收听。如果消息不好，都紧握拳头勤奋工作。在工厂里，如有一人的亲属或部下中弹死于战场，大家的抗战意识就更加高涨。在现地的部队里，如有一同伴战死，则整个部队团结得更加紧密，战斗力倍增，斗志更坚。”

　　据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国民的捐款和慰问品就潮水般涌入陆、海军省和报社等传播媒介，其数量远远超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12月18日，为了庆贺开战以来一连串胜利，日本各地举行了游行。东京所有街道都挤满挥动国旗的队伍。日本天皇身着军装，骑着白马，在皇宫前的二重桥上接见了游行人群。数万人挤在二重桥前的广场上，声嘶力竭地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并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最初的一些失败，如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的失败，都未向日本国民报道真相。日本的百姓还以为日军在各个战场上一直都是战无不胜呢。他们最初听到的坏消息，是1943年5月21日报道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阵亡的消息(实际上已死了一个多月)和5月31日报道的守备阿图岛日军二千多人“玉碎”的消息。

　　据1943年6月1日的《朝日新闻》载，一名原宫城女师附中的学生，正在被服厂作工的女孩大江田秋，在听到日军失败的消息后，说：“我们在志和的宿舍里听到那个消息。我越听越悲愤，全身的热血沸腾，一时激动得忘记自己是女人，恨不得立即拿起武器到前线去复仇……心情平静下来以后，才想到，我们的任务就是尽量多缝制一件结实的军衣。我们被服总厂就有这样一条标语：‘这就是战斗，现在拼命干，这就是战斗!’我们不停地缝着，指头肿了也不休息，一直缝到再也缝不动为止……这就是大家无言的誓言。”

　　在这样的民族情绪下，再加上日本官方封锁消息。要向日军士兵宣传“日本会失败”，日军士兵是很反感的。

　　不过，日军士兵对“不准打嘴巴，当兵的不是牛马!”“进级评功要公正!”“对女人亲热的军官，对当兵的却是魔鬼!”“战争延长，生命缩短!”“当几年兵才能回去”等口号，却引发强烈的共鸣。当年日本反战共盟的成员回忆说，1943年端午节那天，他们把写有“不许打耳光!”“给吃饱饭”等口号的旗子，挂在碉堡附近最显眼的大树上，结果碉堡里的士兵出来，爬上树把旗子拿回碉堡，挂在了碉堡顶上。写有“不许打耳光”的旗子，就在日军驻守的碉堡上空飘扬。

　　只要在日本军队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几乎都痛恨军队，参军无上光荣的美梦早已破灭。然而，只要没条件接触外面世界的日本士兵，又几乎都深深沉睡在“日本必胜”的美梦之中。由于掺杂着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个梦，不那么容易醒。

　　日本兵们，就这么半清醒半糊涂的，熬着，等待着“日本胜利”的那一天。

　　崔希哲：一位敌工科长的笔记崔希哲，1918年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保定师范毕业后作过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被选送到路西接受敌工训练，是冀中军区最早的一批从事敌军工作的人。“五一”大“扫荡”后，他主动提出留在当地坚持工作，任第七军分区敌工科长，经常只带很少的人甚至单枪匹马走村串户，收集情报，开展工作。他把收集到的敌伪方面的情况，详细地记载下来，厚厚的一大本。据看过这个笔记本的老人讲，内容相当丰富，都是当年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笔记本后来竟丢失了，据说可能是让家里保姆当废纸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部分摘抄。

　　据崔希哲记录，1943年底在原冀中七分区1566个村庄这么一块地盘上，共有日军1500多人，俗称二鬼子的伪治安军约1400多人，伪军7730多人，护路队300多人，共计9230人左右。日军只占17%，伪军占84%。

　　崔希哲说，当时在这一地区的日军士兵有以下种种表现：其一，挨打受气。

　　当官的打当兵的。某据点一个日军伍长，放下一个水桶走了，另一个日军士兵不知道，过来拿了水桶就走，恰巧被那个伍长看见，过来“嘟嘟……”说了一通，那鬼子吓的立时放下水桶，接着伍长便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用皮鞋踢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那个挨打的鬼子，倒下爬起来，“啪”一个立正，低着头“嘟……”说一通，如此来了三四次。另一据点鬼子出操，一个鬼子扛着机枪，压得实在支持不住，另一个日军士兵心痛他，便替他扛着，被军官看见，过去便踢了他三脚，还罚这个士兵扛着机枪，围操场跑了三圈。驻安国据点日军中队长，因一个伍长经常不行礼，竟砍了他一刀。

　　老兵打骂新兵。驻这一地区4个日军大队，有的大队新兵达250人左右，占总人数一半以上。新兵受老兵打骂，简直是家常便饭。其二，生活困难。

　　日本兵是习惯吃大米的，结果却很少吃到大米，驻无极一带日本兵只有十分之三的主食是大米，其余为麦子、棒子。安国一带日本兵每天吃两顿饭，每人一小瓷碗，根本吃不饱，主食里大米不到一半，菜汤也不够。衣服也多是前年的，破烂不堪。吸烟也没钱，一个日本兵向一个伪军讨钱，伪军给了他2元，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才走。汽车也没汽油，都烧木炭，走时要推一段才行。因为缺钱，日本兵到处抢劫。驻定县刘家村岗楼一个日军士兵，追逐一名妇女，没追上，就要放火烧房子，村里人过去劝阻，说：“太君的衣服破了，”那日本兵说：“金票的没有。”村里人忙说：“我的金票的有，给你换衣服吧，”给了50元完事。其三，思念家乡。

　　平日挨打受气，生活又不好，自然思念家乡。1942年11月，驻崔岭据点一个日本兵，在监视抓来的老乡干活时，看见一个十三四岁很精神的小孩，便不住与他闹着玩，老乡问他：“你有小孩的?”那日本兵便掉下泪来。另一据点有个日本兵很沉闷，不爱说话。但一有人问他“你有几个小孩”时，他便哭起来，并用手比划着说：三个的，这么高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随说随哭。崔希哲说，现在被抓去干活的老乡都学会了，只要想歇着就问监工的日本兵家里情况，一问鬼子肯定大哭，老乡们便可乘机歇会儿。其四，厌战怕死。

　　驻西伯苹据点一个日本兵，自己跑到村里认中国人做干妈。后来听说要调走到太平洋战场去，便大哭起来，说：“远远的，死了死了的，见不着娘了。”还让各村联络员联名保他，结果最后还是被调走了。驻定县辛庄岗楼的日本兵，在李亲顾战斗时，吓的路都不会走了，叫伪军给扶回来，说：“你们慢慢的扶着我走，我死了死了的有。”一步一喘地回到岗楼。驻伍仁桥据点的日本兵一次出发作战，十几个新兵一边走一边哭，磨蹭着不愿去，军官拿着指挥刀恐吓着说：“快快的。”驻安国日军长江部队一个伍长，不愿出发作战，每日只是喝酒。并对维持会的中国人说：“我不是长江部队，是酒的部队。”还说，“我们乱七八糟的没有。”意思是说他没祸害过老百姓。“八路军、老百姓、干部，我的乱七八糟的一回没有，伍仁桥太君每天乱七八糟的，死了死了的有，安国大太君，大大的死了死了的有。”驻在县城里的日军，新兵，生活还算紧张，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跑步，作操，训练。完后才回去洗漱吃饭。住在岗楼的日本兵，生活则散漫多了，早上也不起，晚上甚至也不站岗。喝酒，唱日本歌，找伪军或维持会的人打牌，雇城里妓女，意志消沉。其实，当年驻扎在中国的日本兵，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上面所说的意志消沉，厌战怕死。而还

　　有一种，则是杀人成性，心理变态。水野靖夫回忆说，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许多是由“已在当地生活达五六年之久的老兵干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拖长，这些老兵对何时能回日本的希望已经渺茫，他们的心已变得残酷无情，意志已颓靡不振，每当出发的时候，他们就以‘肚子痛’或‘腿痛’的理由，拒绝服从上级的命令，这种情形已开始出现。在这些老兵眼中，已把所谓上级的命令即‘天皇的命令’一词看做是一句废话。军官们对这些老兵也是束手无策的。”

　　水野靖夫还说：“如果遇到这种既残酷无情又颓靡不振的士兵那就该倒霉了。他们的残暴行为简直达到了丧失人性的程度：有时把女人的肚子豁开；或把刺刀捅入女人的性器；有时还把刺刀刺进男人的胸膛；或活生生把头给砍下来。还有的士兵把姑娘奸污之后，还进行百般侮辱，借此取乐。对他们这些人来讲，人已成为比其他兽类更有意思的动物。有时他们把人绑在柱子上，用火把人活活烧死，似乎也认为是最有意思的惊险行为。”

　　不过，杀个人和杀只鸡毕竟还是不一样，日本人杀人杀多了，心里也是害怕，甚至疑神疑鬼，吓出病来。新乐县妇救会干部梁振英，穷苦人家出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织布纺线，做衣做袜样样会。家里给她找了个连裤腰带都不会系的地主家傻儿子，她心一横跑回娘家，后来就参加了革命。因她个头很高，皮肤光洁，当地老乡都亲切地叫她“大个儿梁”，1940年10月，年仅18岁的梁振英不幸被捕，鬼子一见是年轻美貌的姑娘，立刻兽性发作：“花姑娘的干活，花姑娘的干活……”乱吼叫起来，把梁振英连拖带拉弄回据点。到了据点，梁振英被认出是抗日干部，日本人先来软的，再来硬的，放洋狗咬她，反被她一脚踢翻，日本兵想污辱她，她拼命反抗，撞掉一个鬼子两颗门牙。鬼子用杠子压、火钳烙、用打破口的酒瓶压在乳房上旋转、用刀子割……最后活活把她给折磨死了。

　　梁振英死后的一天深夜，在岗楼上站岗的日本兵忽然一声嚎叫，栽了下来，摔了个半死，其他日本兵听到动静都围了过来，只听那摔得半死不活的日本兵惊恐未定地叫道：“女八路活了，一脚把我踢下来，看……她来了。”据这个日本兵描述，复活的女八路身高丈余，披头散发，浑身是血，骨肠在外，怒目圆瞪。不几天，又一个日本兵从岗楼上摔了下来，摔死了。又过了几天，一个日本兵去送信，挂在马镫上让惊马拖死了。这一下，日本兵们都吓坏了，不要说打仗，连晚上睡觉都成了问题。据点里的日军小队长吉子咸言急了，在据点外修了个丈余高三棱形木制墓碑，上

　　面刻着“共产党梁女士之神位”几个字，日本兵持枪守灵，吉子小队长率队祭奠，还请来巫婆、神汉、道士，跳大神、做道场，闹得沸沸扬扬，不亦乐乎。

　　水野靖夫说，即便是杀人如麻的杀人狂，骨子里也时时感到恐怖，因为“不知在何时何地就要受到报复。只要有一个目击者或死者的骨肉兄弟还活着，这种危险就存在着。甚至母亲怀里的婴儿，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变成复仇的厉鬼。”水野靖夫说，“那些在越南战场上曾杀过吃奶婴儿的美国兵的心理，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侵略者的恐怖，就是如此。”冀中大平原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上千个炮楼。里头住着几十个甚至几个日本兵。白天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似乎十分威风。到了晚上，一个人站在炮楼顶上，望着黑乎乎的四周——那里住的都是中国人，一种孤立无援的恐怖油然而生。每一个中国人：卖菜的农民，小商人，甚至伪军士兵，都是潜在的敌人，只要一不留神，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从后面挨上一镰刀或一锄头。远处传来的一声狗叫，都会让人神经紧张到极点。每时每刻都生存在异民族仇恨的目光之中，没法不感到紧张和恐怖。那些十六七岁的新兵，闻着散发着血腥味的土地，望着公路旁被烧毁的还依稀可辨认出锅台和土炕的房子，向着日本的方向流着眼泪在心中默默祝愿：啊，爸爸妈妈，我还活着，还活着，让我早日回家吧。恐怖，苦闷，无助，这就是当年那些日本兵的心理状态。真是侵略者的悲哀啊!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这恐怕是当时延安最令人关注的大事了。至于敌后某个根据地遭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如同今天我们看新闻看到中东某地又发生流血冲突一样，已不能令人感到意外和震惊了。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战败，太平洋战场的天平，开始向盟国一边倾斜。1942年6月下旬，日华北方面军向大本营报告，“五一”大“扫荡”，使“冀中军区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大约在同一时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中共北方局提交报告，认为冀中“五一”反“扫荡”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对敌“扫荡”严重性估计不足，主力部队在中心区未充分散开以及地道斗争未充分开展起来。

　　1943年8月，冀中军区撤销。吕正操率转移到路西的原冀中军区6个主力团开赴晋西北，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1944年11月24日，冈村宁次被任命为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他的部下吹捧说，“从洞晓地形、民情来说”，冈村宁次“不愧为真正的中国通。”“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官，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3天后，27日，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离开路西慈家台村，迎着飞舞的雪花，走下山岗，去冀中赴任。过路后，来接应他的人赶来一辆牛车，对穿着便衣的杨成武说：“司令员，上车吧!”于是，新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就穿着土布褂子，坐上牛车。担任警卫的战士，都化装成出门的百姓，步行跟在后面，紧张地望着四周，警惕着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

　　1945年5月2日，斯大林宣布苏联红军攻克柏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

　　1949年1月，冈村宁次被国民党上海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不久归国。同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在北京举行。

　　1962年4月，冈村宁次的儿子冈村忠正暴病而死。这件事对已78岁的冈村宁次打击很大。用中国人的老话讲，这叫报应。

　　196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病死。同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吕正操、杨成武等人均被打倒，一大批当年从“五一”大“扫荡”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老干部亦被打倒，其中一些人含冤而死。

　　1971年9月，日本天皇战后首次出访欧洲。在英国，天皇栽的杉树被砍倒。群众手持写有“白白死了怎么行?”“被日军俘虏而死了”等标语牌到机场“迎接”。伊丽莎白女王的态度也意外地冷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遇到手持“我的爸爸在哪里?还我爸爸”标语牌的群众。在西德波恩，群众举行了反对天皇访德的示威游行，人们对天皇的车子投掷鸡蛋，有人高叫：“勇敢的希特勒!”

　　1999年，北京焦庄户修整一新的地道战遗址。前来参观的小学生钻上爬下，兴奋得不亚于逛了一次魔幻历险洞。同年阅报，知悉日本某部门负担往返机票，鼓励新婚夫妇前往当年日军“玉碎”的某岛旅行结婚。

　　2005年3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要求中国改善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日教育。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我们对日方上述言论感到惊讶和不满。日方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反日教育是毫无道理的。

　　2005年4月，日本文部省正式批准美化侵略、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