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北平高校概况

　　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保持联系，燕京、辅仁的校园就成了北平的“孤岛”和避风港。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纷纷报考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院系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还留在学校教课。还有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平，照常上课、看病。

　　此外原有大学里面，唯一保持原状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是汉奸汤尔和一手创办的。他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任伪教育部长；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汤尔和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署长是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新华街师范大学、李阁老胡同女子文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衔接的是北洋军阀的旧传统。

　　北平沦陷后的校园生活

　　在沦陷期间，北平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无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惨的了。当时北平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所以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生活水准，仍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

　　开头两三年中，物价上涨尚可忍受。以面粉为例，“七七”事变前4元不到的一袋洋面(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涨到5元出头，涨幅为20％—30％；其他日用百货、副食品等，涨幅也是20％—30％左右。1939年谢刚主所写的《一士类稿序言》中说：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会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些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七七事变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面粉、白大米作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面、杂合面一类的粗粮（又叫做“糙粮”或杂粮），除非极穷苦的人，才吃所谓“窝窝头”，就是完全由玉米面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沦陷之后的1938—１９39年间，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小米、小米面、小米粥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杂粮了。

　　北京大学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从沦陷后便日夜忧思，晚间必听中央广播，白天还不辞劳苦地翻着字典看Peiping Chronicle（北平记事），在忧患中仍没废弃研究，写论文稿。他因困处危城，劳瘁忧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经协和医生诊察，断定是胃癌。后来经朋友婉劝，终于在1937年11月4日进了协和医院，不久于悲愤中死去。

　　缪金源教授体弱累重，无法离开北平，1937—1938年度一整年隐居不出，食贫自守。1938年秋天才到辅仁大学哲学系和司铎书院教几点钟书，月收入130元。后来因发表了“非宗教”的言论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没有续聘。战前他收入相当丰厚，每餐都有鱼肉珍馐。但沦陷后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因为入不敷出，已经减到每天一粥一饭。1939年离开辅仁大学后，生活更加困难。他在1941年4月25日给魏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里说：“自离辅大后，生事良苦，岁杪又举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费二三十金。诸儿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长幼均多病，……以贫困故，概不服药。老父因仰食者众，且季弟营小医院于沪，两年来亏耗血本万金，今年不复能相济。然誓饿死不失节！……”自此以后，他从每天一粥一饭减到每天两顿粥，到最困苦的时候，全家只落得一天只喝一顿粥了！经这样冻馁折磨，一死了之。北大同人赞颂缪金源是位“傲骨嶙峋，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朋友”！过了两三个月，他的夫人也因贫病交迫追随金源于泉下。

　　沦陷区北平高校概况

　　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保持联系，燕京、辅仁的校园就成了北平的“孤岛”和避风港。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纷纷报考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院系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还留在学校教课。还有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平，照常上课、看病。

　　此外原有大学里面，唯一保持原状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是汉奸汤尔和一手创办的。他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任伪教育部长；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汤尔和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署长是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新华街师范大学、李阁老胡同女子文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衔接的是北洋军阀的旧传统。

　　北平沦陷后的校园生活

　　在沦陷期间，北平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无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惨的了。当时北平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所以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生活水准，仍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

　　开头两三年中，物价上涨尚可忍受。以面粉为例，“七七”事变前4元不到的一袋洋面(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涨到5元出头，涨幅为20％—30％；其他日用百货、副食品等，涨幅也是20％—30％左右。1939年谢刚主所写的《一士类稿序言》中说：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会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些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七七事变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面粉、白大米作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面、杂合面一类的粗粮（又叫做“糙粮”或杂粮），除非极穷苦的人，才吃所谓“窝窝头”，就是完全由玉米面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沦陷之后的1938—１９39年间，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小米、小米面、小米粥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杂粮了。

　　北京大学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从沦陷后便日夜忧思，晚间必听中央广播，白天还不辞劳苦地翻着字典看Peiping Chronicle（北平记事），在忧患中仍没废弃研究，写论文稿。他因困处危城，劳瘁忧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经协和医生诊察，断定是胃癌。后来经朋友婉劝，终于在1937年11月4日进了协和医院，不久于悲愤中死去。

　　缪金源教授体弱累重，无法离开北平，1937—1938年度一整年隐居不出，食贫自守。1938年秋天才到辅仁大学哲学系和司铎书院教几点钟书，月收入130元。后来因发表了“非宗教”的言论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没有续聘。战前他收入相当丰厚，每餐都有鱼肉珍馐。但沦陷后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因为入不敷出，已经减到每天一粥一饭。1939年离开辅仁大学后，生活更加困难。他在1941年4月25日给魏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里说：“自离辅大后，生事良苦，岁杪又举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费二三十金。诸儿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长幼均多病，……以贫困故，概不服药。老父因仰食者众，且季弟营小医院于沪，两年来亏耗血本万金，今年不复能相济。然誓饿死不失节！……”自此以后，他从每天一粥一饭减到每天两顿粥，到最困苦的时候，全家只落得一天只喝一顿粥了！经这样冻馁折磨，一死了之。北大同人赞颂缪金源是位“傲骨嶙峋，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朋友”！过了两三个月，他的夫人也因贫病交迫追随金源于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