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抗战胜利并未使中国人民跳出苦海，众多官员假接收敌产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这种“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所以文化人讥讽为“劫收”。

　　老百姓讽刺腐败官员“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所谓“三羊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
         
要现洋，就是仰仗和投靠西洋美英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所谓“五子登科”即“劫收”敌产的车子、房子、金子、料子和婊子，就是霸占汽车、洋房、金条、原料（衣料和建筑材料等），甚至“劫收”敌伪官僚原有的二奶、姨太太、妓女等，吃喝嫖赌，肆无忌惮。（陈注：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三羊开泰”为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五子登科”为贪污所接收敌产的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出处见于1946年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大公报》徐盈文章注。）

　　“光复区”人民怨声载道。平津一带流传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国民党“劫收”的写照。《大公报》写道：“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加之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猛增，印行大量新法币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平津地区市场大动荡，物价扶摇直上：1946年1月，面粉125—130元（法币）一斤，5月每斤面粉涨到325元，12月达700元，到1947年7月已增至5100元，12月则涨到7000元。其他布匹、煤炭、食油、肉、蛋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也同样飞涨。

　　“底薪”和“实际薪津”

　　我国40年代的非常时期，关于工薪阶层的收入状况，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

　　实际薪津＝底薪×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法币的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一次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为法币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可买23袋（每袋44斤，合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一个月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100元×1100＋170000元＝）28万元，可买8袋面粉。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但是好景不常。1947年5月上旬，物价陡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薪金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还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教育部于1947年8月发给大学教师每人实物差额20万元，还不够买半袋面粉。1947年9月，又以12万元一袋的优惠价格，每人配售面粉两袋，但4个月以后即行取消。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北平的市场物价愈发不可收拾。人们重物轻币的情绪被再次刺激起来，囤积风进入千家万户，金、银、布匹的价格带头飞涨。

　　1947年8月20日，北平《新民报》刊登每袋面粉（兵船牌）价格法币21万元；到1948年8月20日，每袋面粉已涨到法币3150万元，一年之间，粮价上涨149倍。同行之间的银钱往来，对小额钞票是成捆计数，没有多少人去详细查点。

　　1948年8月19日中央银行发行了金圆券，规定以300万旧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下令把民间所有金银外币兑为金圆券，然后又实行冻结生活指数，实行所谓“八一九限价”，即强制规定：物价不能超过8月19日的市价。这个不切实际的规定，实际上是一句糊弄老百姓的空话。不到两个月，物价更加急剧上涨，引起了全国狂涛一般的抢购风潮。

　　北平的市面上出现了成群结队抢购商品的现象，市民“重货轻币”，一些小商贩已经彻底停业；有的还怀着一线希望，在门前贴出“修理内部，择吉开张”或“筹备复业”等告白；开门的一些商店也大多是店门半掩，有的用布帐勉强遮住空空的货架；由于时常停电，夜市也不得不关闭。不仅是小商店顶不住，就连“瑞蚨祥”这样实力雄厚的百年老店，也在1948年10月底以“修理门面”的名义停止了营业。当铺的损失最为惨重，全都“止当候赎”，以至于典当业全部消失。市场一片混乱。

　　两个月后，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行政院又下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的配售粮食仍由政府输送；油、盐、糖、布等由中央主管部门统筹调节；民生日用品，则授权地方政府参酌情形核本定价等。

　　然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已经不是一纸空文所能挽回的。

　　北平市民生活极端困难，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作为一个初级消费水平的城市，粮食始终占据北平商品销售额最大比重。1947年以后北平的粮食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物资。1948年，北平的人口超过200万，年需粮食约十亿斤。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共有1313家，居各行业户数的首位。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作“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为“陆陈行”，代理买卖的叫做“粮栈”。在天桥、广安门、西直门三处各有一个粮食行业交易市场。奸商与贪官勾结，哄抬物价，在“钱”与“权”双重压迫下，老百姓苦不堪言。

　　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抗战胜利并未使中国人民跳出苦海，众多官员假接收敌产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这种“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所以文化人讥讽为“劫收”。

　　老百姓讽刺腐败官员“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所谓“三羊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
         
要现洋，就是仰仗和投靠西洋美英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所谓“五子登科”即“劫收”敌产的车子、房子、金子、料子和婊子，就是霸占汽车、洋房、金条、原料（衣料和建筑材料等），甚至“劫收”敌伪官僚原有的二奶、姨太太、妓女等，吃喝嫖赌，肆无忌惮。（陈注：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三羊开泰”为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五子登科”为贪污所接收敌产的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出处见于1946年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大公报》徐盈文章注。）

　　“光复区”人民怨声载道。平津一带流传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国民党“劫收”的写照。《大公报》写道：“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加之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猛增，印行大量新法币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平津地区市场大动荡，物价扶摇直上：1946年1月，面粉125—130元（法币）一斤，5月每斤面粉涨到325元，12月达700元，到1947年7月已增至5100元，12月则涨到7000元。其他布匹、煤炭、食油、肉、蛋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也同样飞涨。

　　“底薪”和“实际薪津”

　　我国40年代的非常时期，关于工薪阶层的收入状况，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

　　实际薪津＝底薪×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法币的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一次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为法币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可买23袋（每袋44斤，合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一个月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100元×1100＋170000元＝）28万元，可买8袋面粉。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但是好景不常。1947年5月上旬，物价陡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薪金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还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教育部于1947年8月发给大学教师每人实物差额20万元，还不够买半袋面粉。1947年9月，又以12万元一袋的优惠价格，每人配售面粉两袋，但4个月以后即行取消。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北平的市场物价愈发不可收拾。人们重物轻币的情绪被再次刺激起来，囤积风进入千家万户，金、银、布匹的价格带头飞涨。

　　1947年8月20日，北平《新民报》刊登每袋面粉（兵船牌）价格法币21万元；到1948年8月20日，每袋面粉已涨到法币3150万元，一年之间，粮价上涨149倍。同行之间的银钱往来，对小额钞票是成捆计数，没有多少人去详细查点。

　　1948年8月19日中央银行发行了金圆券，规定以300万旧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下令把民间所有金银外币兑为金圆券，然后又实行冻结生活指数，实行所谓“八一九限价”，即强制规定：物价不能超过8月19日的市价。这个不切实际的规定，实际上是一句糊弄老百姓的空话。不到两个月，物价更加急剧上涨，引起了全国狂涛一般的抢购风潮。

　　北平的市面上出现了成群结队抢购商品的现象，市民“重货轻币”，一些小商贩已经彻底停业；有的还怀着一线希望，在门前贴出“修理内部，择吉开张”或“筹备复业”等告白；开门的一些商店也大多是店门半掩，有的用布帐勉强遮住空空的货架；由于时常停电，夜市也不得不关闭。不仅是小商店顶不住，就连“瑞蚨祥”这样实力雄厚的百年老店，也在1948年10月底以“修理门面”的名义停止了营业。当铺的损失最为惨重，全都“止当候赎”，以至于典当业全部消失。市场一片混乱。

　　两个月后，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行政院又下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的配售粮食仍由政府输送；油、盐、糖、布等由中央主管部门统筹调节；民生日用品，则授权地方政府参酌情形核本定价等。

　　然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已经不是一纸空文所能挽回的。

　　北平市民生活极端困难，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作为一个初级消费水平的城市，粮食始终占据北平商品销售额最大比重。1947年以后北平的粮食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物资。1948年，北平的人口超过200万，年需粮食约十亿斤。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共有1313家，居各行业户数的首位。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作“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为“陆陈行”，代理买卖的叫做“粮栈”。在天桥、广安门、西直门三处各有一个粮食行业交易市场。奸商与贪官勾结，哄抬物价，在“钱”与“权”双重压迫下，老百姓苦不堪言。